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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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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八章 梭伦：雅典政治文化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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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约公元前600年，雅典啼声初试，我们在希腊合唱队那里第一次听到了她发出的声音。一开始，她似乎只是在模仿和演奏别人（首先是她自己的伊奥尼亚殖民地）的旋律，不过，很快，她就将它们谱写成一曲更高贵的和声，作为自己更清晰、更有吸引力的曲调的背景音。直到一个世纪之后，雅典创造出埃斯库罗斯的肃剧，她的天才才臻于顶峰；幸运的是，我们还了解一点雅典此前的成就。除了相当数量的梭伦诗歌残篇之外，公元前六世纪没有留下别的什么东西，但梭伦的诗歌在雅典得以保存，凭的不仅仅是运气。数个世纪以来，只要存在一个有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雅典，梭伦就被尊为其文化的基石。孩子们在刚上学时就用心学习梭伦的诗篇；法庭辩护人和公众集会的演说家都把梭伦诗篇作为雅典公民灵魂的经典表达来引用。[1] 梭伦诗歌影响深远，直到雅典帝国的权力和光荣日落西山。此后，在对已逝伟业的不可避免的怀乡中，新时代的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们开始收集和保存他们继承的遗产。他们甚至将梭伦诗歌无意中的情感流露推崇为历史事实的珍贵记录：甚至是现代学者，不久之前还如此看待梭伦的诗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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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梭伦诗歌的残篇没有幸存，我们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损失？那样的话，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领会伟大的阿提卡肃剧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事实上，我们就无法领会雅典的整个精神生活中的最高贵、最奇特的品质——城邦观念为其全部艺术和思想带来的灵感。雅典的公民是如此充分地认识到，每一个个体的理智和审美生活的起源和目的，都深深地扎根于城邦共同体之中，以至于雅典城邦支配其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达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斯巴达除外。［137］不过，除了共同体生活的高贵品格和坚定决心之外，斯巴达没有给公民个人意志的发展留下余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巴达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怠惰和凝滞，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遗迹。[3] 另一方面，伊奥尼亚的城市国家则在其正义理想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与此同时，通过废除阶级特权，确立全部成员的自由，雅典为每个公民提供了自由发展其潜能的空间。[4] 但是，当城邦对普遍的人性做出这些让步时，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将涌现出来的新型个体的能量联合起来，服务于共同体并强化共同体。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能把城邦内部新的法律权威的教育力量，与伊奥尼亚的诗人们所享有的无拘无束的言论和思想自由这两个要素联合起来。雅典的文化是第一个在向外拓展的个体力量和城邦的凝聚力量之间努力取得平衡的文化。尽管在政治教育和智识教育方面，雅典从伊奥尼亚获益良多，但若要追究伊奥尼亚的自由主义和雅典的创造性天才之间的根本区别，还是比较容易的；前者是一种离心的自由主义，后者则是一种向心的自由主义。这种区别说明了为什么雅典是希腊精神在教育和文化领域的第一个伟大表达者。希腊政治思想最伟大的成就，从梭伦到柏拉图、修昔底德、德摩斯梯尼，无一例外是雅典公民的著作。只有在一个将一切精神活动都从属于共同体生活，但同时又使它们成为共同体生活的有机部分的国家中，才可能达到如此成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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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是真正的阿提卡精神的第一个体现者，同时也是最伟大的创造者。因为，尽管雅典精神是由其各种精神力量的奇妙和谐早就注定了的，但一个主导这些力量的创造性人格的出现，有助于塑造雅典未来的历史。宪法史学家们凭借可见的工作来衡量一个伟人，他们主要是从梭伦的雅典宪法（即解负令）的制定上来评价梭伦。[6] 然而，在希腊文化史中，本质性的东西是，梭伦作为其国家的政治导师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的历史影响，并使他成为一个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同寻常的人物。［138］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把梭伦作为一个诗人来考虑。他的诗歌揭示了隐藏在其政治行动背后的动机，此种动机以其伟大的道德情感超拔于政党政治之上。我们已经看到，在形成一种新的公民感方面，立法是最伟大的力量之一。[7] 梭伦的诗篇是这一真理最清晰的注脚。这些诗歌对我们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们向我们表明了，在法律的非人格的抽象背后，是法律制定者的精神人格，是法律教育力量的一种具体体现，希腊人是如此生动地意识到了法律的这种教育力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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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出生时，虽然在希腊其他地方，土地贵族的统治已经被推翻或废除，但古老的雅典仍然为土地贵族所统治。通过首次编纂雅典的杀人罪惩治法——德拉古（Draconian）法典，[9] 其因严苛而广为人知——贵族的力量不是得到了削弱，而是得到了加强；梭伦自己的法令甚至也没有想要废除贵族统治。直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废除了庇西特拉图 （Pisistratid）的僭政，这才废除了土地贵族的统治。当想到后来那些永无休止地寻找新鲜事物的雅典人时，我们禁不住会惊异：为什么淹没爱琴海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浪潮，会无助地破碎在阿提卡敞开的海滩上？不过，在当时，雅典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城邦，而它的居民也不是柏拉图在公元前四世纪描绘的那种远道而来的、易于管治的水手家属。[10] 他们仍然都是保守的农民，安土重迁，植根于古老的宗教和伦理道德。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雅典底层阶级对新的社会思潮无动于衷：看一下波奥提亚 ，在那里，尽管赫西俄德已经道出了梭伦之前一个世纪的人们的抱怨，但封建体制仍然存活到希腊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11] 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抱怨也很少被转化成蓄意的政治行动，除非他们的头脑为上层阶级的那种优秀才智所占领，除非有开明睿智或者雄心勃勃的贵族起来领导群众。耕作土地的农奴被傲慢自大、爱马如命的地主乡绅的力量牢牢控制——一个古色古香的花瓶描绘了许多这样的地主乡绅，他们驾驶着轻快的马车，去参加节日庆宴或者一个同伴的葬礼。基于他们自私自利的等级骄傲和对无地平民的傲慢冷漠，他们牢牢控制着被践踏的民众，对其苦难充耳不闻；被践踏民众深深的绝望之情［139］在梭伦伟大的抑扬格诗歌中得到了生动的描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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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贵族的文化是彻头彻尾地伊奥尼亚的，其艺术和诗歌都是由同宗同源的种族的趣味和习惯塑造的。伊奥尼亚也会影响到其生活方式及其理想，这是自然而然的：当梭伦立法禁止亚洲的那种隆重排场和妇女的哀哀悲悼时——直到那时，这些还是每个贵族葬礼的组成部分——梭伦是对普通民众的感情做出让步的。[13] 直到一个世纪之后，在面临波斯入侵的可怕危机时，雅典人才在衣着、发型和社会习俗方面抛弃了伊奥尼亚传统的奢靡风气，即 ［古老的奢侈］。[14] （最近在被波斯人摧毁的雅典卫城的废墟中找到的古代塑像，为我们提供了那种样式尽显亚洲华丽高雅风格的生动印象；而柏林博物馆中站立的女神则是梭伦时代高傲的阿提卡贵妇的代表。）毫无疑问，伊奥尼亚风气的入侵给雅典带来很多似乎有害的东西；但是，仍然是伊奥尼亚的启发首先促使雅典达到了其自身的精神成就。首先，如果没有伊奥尼亚的启发，从穷人那里汲取力量的政治运动就不可能发生，而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梭伦也不会诞生——阿提卡和伊奥尼亚的精神在梭伦身上相遇并融为一体。梭伦的诗歌，为希腊文化史上的这一重要阶段提供了真正的经典证据，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保存的少量证据以及当代雅典艺术的遗迹。梭伦诗歌的形式——哀歌和抑扬格诗——有其伊奥尼亚起源。他寄给科罗丰的弥涅墨斯的诗篇表明了他与当时的伊奥尼亚诗人之间的密切关系。[15] 他的诗歌语言是伊奥尼亚和阿提卡形式的混合，因为在那个时代，阿提卡方言还不能用来创作高雅的诗歌。他的诗歌所表达的内容部分地也是伊奥尼亚的。不过，梭伦将自己的很多东西融进了借来的事物之中，并且提出了许多新观念——通过借助于伊奥尼亚风格，他能够自由地设想且相对轻松地表达出这些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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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的政治诗[16] 是半个世纪的作品，从梭伦立法之前开始，一直延伸到征服萨拉米斯（Salamis），［140］庇西特拉图成为僭主之前[17] ；它们立刻重新获得了赫西俄德和提尔泰奥斯那时曾经拥有的高级教育语调。它们全是说给公民同胞的敦促劝诫，它们全都为他对国家的严肃而热烈的使命感所激励，除了在蛮族人入侵以弗所的危急时刻，卡利努斯向其同胞的荣誉和爱国精神发出的呼吁之外，从阿基罗库斯到弥涅墨斯，伊奥尼亚诗歌中没有一首像梭伦的诗歌一样。不过，梭伦的政治诗并不是一种对荷马式英雄主义精神的新诉求，而是表达了一种全新的情感：因为每一个真正的新时代，都会在灵魂深处向诗人揭示一个新的情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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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世纪剧烈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期间，在争夺这个世界的美好事物的普遍战争中，人是如何探索一个坚固的立足之地，并在正义理想中发现这一新领域的。在赫西俄德反对其兄弟的贪婪的斗争中，他是第一个诉请神圣正义保护的人。他高度赞美正义女神保护社会远离人类狂妄自大之祸的能力，他在宇宙的最高统治者宙斯的宝座旁为她留了座位。一颗虔诚的心，凭着原始现实主义的想象，赫西俄德描述了由于一个人的罪行给整个城邦带来的不义的诅咒：歉收、饥荒、瘟疫、不育、战争和死亡；与此相反，他还描述了正义的城市在神明赐福的阳光下自豪：大地丰收、生养众多、城市繁荣、人民富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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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也将其全部政治信念寄托于正义女神狄刻，在梭伦心中，正义女神的形象有诸多赫西俄德的特征。通过激励正在努力争取其权利的反抗阶层，并且为之提供正当理由，赫西俄德毫不动摇的正义理想对伊奥尼亚城邦的社会斗争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是有可能的。梭伦没有重新发掘赫西俄德的那些观念——它们不需要被重新发掘，因为他直接接受并完善了这些新观念。梭伦也同样坚信，正义，是这个神圣的世界-秩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不厌其烦地宣告，要想无视正义女神狄刻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终将胜利。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逾越正义女神划定的界限，人必将为其肆心自负付出代价。[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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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信念，梭伦告诫其同胞，［141］不要在盲目和激烈的利益冲突中肆无忌惮，最终精疲力竭，同归于尽。他眼看自己的城邦冲向深渊，试图力挽狂澜，阻止其毁灭。他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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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领导者为贪婪所驱，不义而富：他们既不放过城邦的财产，也不放过神殿的珍宝，他们对正义女神毫无敬畏——正义女神把一切默默看在眼里，她对过去和现在了如指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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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考察梭伦的惩罚观念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理想与赫西俄德正义信念的宗教现实主义是如何不同。他没有将神圣的惩罚想象为赫西俄德所描述的那样的饥荒和瘟疫。[21] 他认为这种正义内在于城邦之中，因为任何对正义的违反都是对社会有机体的扰乱。[22] 一个遭受内在正义惩罚的城邦被党派仇恨和内战所折磨：城邦的公民聚集在各色旗帜之下，他们心中只有暴力和不义；无数人因赤贫而无家可归，成为债务奴隶，或被贩卖到异国他乡。即使有人想逃避这种国家的诅咒，偷偷地躲进自家最秘密的壁龛之中，这诅咒也会“跳上高墙”，在那里找到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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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个个体在其城邦共同体生活中的必然含义的描绘，没有比梭伦的这个伟大警告更生动更有说服力了，这个警告显然是在梭伦被召为雅典“调解人”之前写下的。[24] 社会的罪恶如一种流行病，它击中在劫难逃的城邦中的每一个人；梭伦说，它不可避免地要降临到每一个挑起内战和阶级纷争的城市。[25] 这不是一个先知的展望，而是一个政治家对现实的诊断。违反正义即意味着共同体生活的分崩离析，这是对这一普遍真理的第一个客观表述；[26] 梭伦急切地想把这一发现对同胞们讲清楚。“我的心命令我将此告诉雅典人”——这就是梭伦对不义及其社会后果的描述的结束语；[27] 然后，在对赫西俄德关于正义城市和不义城市的对比描绘的回忆中，梭伦以一种对欧诺弥亚的激动人心的描绘结尾。[28] 在梭伦眼中，欧诺弥亚是一个与狄刻一样的女神——赫西俄德的《神谱》将她们称作姐妹[29] ——她的力量也是天生的。她不像在赫西俄德那里一样，在外在的赐福、丰产以及物质的富裕中显示自己的力量，而是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和谐中显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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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梭伦都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内在统治的观念。[30] 我们应该记住，与此同时，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正大胆地朝着一个永恒法则的观念前进，这一永恒法则内在于自然永恒的生成和消逝之中。[31] 梭伦必须与他们一样，证明在自然和人类生活的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秩序，[32] 与此内在秩序一起的，还有现实中的一种内在意义和本质规范。当梭伦在另一处说“大雪和冰雹的威力来自阴云，雷鸣产生于耀眼的闪电，城邦毁于豪强，而人民则因愚昧而受专制奴役”[33] 时，他清楚地设定了自然中因果联系的一种法则，并且明确地将社会秩序中的法则作为自然秩序法则的对应物提出来。对阿提卡世袭贵族而言，僭主政治——一个贵族家庭及其首领在普通民众的支持下，对其他所有贵族阶层的统治——是梭伦可以为之预言的最恐怖的危险，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统治的直接终结。[34] 意味深长的是，梭伦并没有以民主制度的迫在眉睫来威胁他们。群众仍然缺乏政治经验，因而民主政治仍远在天边：直到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将贵族阶层夷为平地之前，民主政治不可能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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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伊奥尼亚的科学观念为范型，梭伦比之前的任何人都更易确定共同体政治生活受特定法则所支配的这一事实。梭伦以爱琴海两岸无数希腊城市的历史为材料，归纳出了这一结论——这些城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其前进的进程中，以异乎寻常的一致性走完了相同的历程。由于雅典的政治发展起步较晚，梭伦得以根据其他国家的历史预断自己的城邦，并且凭着这一教育行为，赢得了不朽的名声。不过，尽管梭伦早早有言在先，但雅典仍然不得不走过一个僭主政治的阶段，这正是人性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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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梭伦的传世诗歌中，我们仍然可以追溯其信念的成长历程：从他的第一句忠告直到其洞见被证实的历史时刻，而一个叫庇西特拉图的人，为他自己及其家庭，牢牢把持着绝对的权力。“倘若你们因自身的弱点而受苦，不要怪罪神灵！［143］是你们自己给这些人权力，让他们做强做大，你们因此才陷入奴隶境地。”[35] 这些话显然使人联想到前引梭伦忠告的开头。[36] 在那里，梭伦说：“我们的城邦，不会为宙斯的命令以及不死诸神的建议所毁灭，因为智慧女神雅典娜，城邦高傲的保护者，已经在它之上张开臂膀；相反，毁灭这座伟大城邦的只会是雅典人自己的狂妄和野心。”[37] 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这一预言不幸成真。由于对迫在眉睫的灾难早早提出忠告，梭伦证明了自身的无辜，并提出了真正的责任问题。既然梭伦在两段文字中特别说了相同的话，那他显然是在讨论其政治信条中的一个基本原则：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责任问题；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就是人对其自身命运的分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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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首先是在《奥德赛》的开头由荷马提出的。诸神和人类之父宙斯对在天庭聚会的诸神谈到人类不公正的抱怨——人类因为生活中的每一不幸而抱怨上天。宙斯几乎以与梭伦相同的话语断言，是人类自己，而非诸神，由于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增添了灾祸。[38] 梭伦的诗歌是对荷马的神义论的自觉回忆。[39] 最早的希腊宗教教导说，人类所有的苦难，不论是来自外在的原因，还是来自受苦者自身的意志和冲动，都是由一个无可逃避的犯罪女神阿忒造成的，阿忒是一个具有更高力量的行为主体。《奥德赛》的作者借天上地下的掌管者宙斯之口道出的哲学观念代表了史诗较后阶段的道德思想；因为它将由上天所注定的、无可预见和无可逃避的神圣力量阿忒与人自身的责任区分了开来；与上天分配给人的苦难份额相比，人类自身的责任给人带来了更大的苦难。后者的本质特征，是已有先见之明情况下的有意犯罪行为。[40] 梭伦深信，正义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极其重要，正是这一点与荷马的神义论相连接，并赋予它一种新的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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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城邦共同体都受其固有法则的约束，对这一普遍真理的认识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道德主体。因此，与《伊利亚特》相比，在梭伦的世界中，为诸神的任意干预所留的余地要小得多；因为它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将许多事情归因于人的意志——这些事情在荷马的世界中，［144］或者是上天的礼物，或者是上天施加的苦难。相应地，在梭伦的世界中，诸神不过是将道德秩序之结果付诸实施而已——道德秩序之结果就是诸神的意志。梭伦时代的伊奥尼亚诗人，他们同样深刻地自觉到了人的苦难问题，但除了灰身灭智、听天由命的忧郁，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徒然悲叹人的命运及其无可奈何。但是，梭伦呼吁他的同胞要充分自觉到他们自己的责任，他本人以其政治和道德勇气为大家树立了榜样；这一榜样，作为雅典文化品格的无尽源泉和道德真诚的一个清晰明证而壁立千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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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一个忙碌的政治家，但梭伦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他的伟大的哀歌体祷词，向缪斯女神所作的祷词——它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再次提到了责任问题，并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重要性。[41] 它出现在梭伦关于人的努力及其命运的全面反思的核心位置，甚至比梭伦的政治诗更清晰地证明了他的态度是何等地虔诚。梭伦的祈祷哀歌受旧贵族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连同其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声望的传统强调的启发——我们主要从泰奥格尼斯和品达的诗歌、当然也从《奥德赛》中得知这些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但是，梭伦的哀歌修正了这些规范和准则，使之与他对法律和神圣正义的深刻信念相一致。[42] 在诗歌的第一部分，梭伦通过教导财富必须取之有道，从而限制了人占有财富的自然冲动。他说，只有神灵赐予的财富才能持久，不义之财与暴力抢劫得来的横财适足以招致阿忒女神的报复，而这种报复来得迅捷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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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与所有梭伦的其他诗歌一样，哀歌重申了不义只能维持一时，而正义女神迟早来到的思想；不过，在这里，梭伦政治诗提出的“神圣惩罚”内在于社会秩序的观念，为“宙斯的报应”这种宗教象征所代替，它来得像春天的暴风雨一样迅捷，顷刻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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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狂风驱散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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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海深处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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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起滔天的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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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地冲向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