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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170745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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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 第七章 色诺芬：理想的绅士和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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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除了绝顶天才柏拉图之外——他的学校保存了他的作品——苏格拉底的圈子只有一位作家的作品得以大量幸存，这绝非偶然。那就是局外人色诺芬的作品。其他如安提斯泰尼、埃斯基涅斯、阿里斯提波等人，他们只是效仿苏格拉底的道德召唤，都不过是一些名字而已。色诺芬涉猎广泛，文风多变，人格虽有其局限，但个性鲜明，和蔼可亲，因而一直是读者特别喜爱的一个人物。古代晚期的古典研究者们将色诺芬看作阿提卡的优雅和魅力的典型代表，是完全有理由的。[1] 如果我们不只是把他当作第一位要读的希腊散文作家（正如由于其朴实无华的明澈文风，孩子们现在在学校里仍然要这样做那样），而是把他放在他那个世纪的伟大作家修昔底德、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之后来读他，那么就会发现，他是他那个时代最纯粹的化身，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其作品的许多方面——尽管其文风令人愉悦，但在智力上却显得卑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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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色诺芬无甚令德高名，不是那种让人闻之肃然的人物，但他也绝不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一个“等闲之辈”。他是一个有自己独到之处的人物。他有他自己的奇特命运，这种命运是其天性与成长环境使然。他与伊索克拉底出生于阿提卡的同一个街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十年间，他与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一样，有过相同的不幸经历，其时，正是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与他那一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被苏格拉底所吸引；尽管严格说来，他并非苏格拉底的学生，但这位老人给他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在他远征波斯归来之后，他在著作中不止一次地长久怀念他。不过，塑造其命运的并不是苏格拉底，而是他自己对冒险和战争的燃烧的激情，［157］这种激情使他对波斯王子小居鲁士这个浪漫的反叛者兴致勃勃，并促使他加入了居鲁士麾下的雇佣军。[2] 在那部最多姿多彩的著作（即《远征记》［Anabasis］ 或《居鲁士的远征》［Expedition of Cyrus］） 中，色诺芬描述了这次冒险经历，雅典人怀疑他在这次远征中受到了斯巴达的政治影响，[3] 他在这次亚洲战役中获得了难以估量的军事知识、民族学和地理学经验，作为代价，他被雅典驱逐出境。[4] 在《远征记》中，色诺芬谈到了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西北埃利斯（Elis）的乡下，一个叫斯基鲁斯（Scillus）的地方给他安置的房屋和地产。那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5] 他在那里平静地生活了许多年，以一个乡绅农场主的身份著书、狩猎、宴享朋友。他对农夫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热爱，是其天性的一种典型特征，这种热爱与他对苏格拉底的怀念以及他对历史和军旅生活的兴趣一样强烈；与历史和军旅生活一样，田园生活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民主制度的雅典的痛苦政治经验，迫使他仔细思考斯巴达［的政制和教育］。他对斯巴达（那时它是希腊世界几乎无可争议的领导者）的领袖人物和制度结构的知识日益丰富，这促使他写下了《斯巴达政制》（The Lacedaemonian Constitution ）和《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 ）这篇颂词。不过，他的“希腊史（Greek History）”，即以《希腊史》（Hellenica ）而闻名著作，标志着他的兴趣扩展到了整个当代历史；而他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 ），则反映了波斯对他的影响。在雅典及其第二次海上同盟重新获得某些原有权力期间，色诺芬仍然远居他乡。直到同盟——第二次海上同盟是雅典最后的伟大政治成就——崩溃之后，他才重返故里；那时，他才试图在重建雅典的军队和财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撰写了几本实用性的小书。在同盟战争结束（公元前355年）不久之后，我们就看不到色诺芬的踪迹了。其时，他已年过七旬，时日无多；因此，其出生和死亡的时间，与柏拉图的相当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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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不能在城邦为他们限定的狭窄范围内建功立业、出人头地，他们觉得，他们因时代的经历而与国家相疏离，色诺芬丰富多彩的一生表明，他正是这种人之一。真正使他与母邦雅典之间的鸿沟大到无法跨越的，是雅典对他的放逐（这是他几乎没有想到的）。［158］当他去国离乡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大战已经尘埃落定，雅典帝国内部的腐败和外部的崩溃将年轻一代扔进了怀疑的绝望深渊。他决定开启自己的新生活。当他为苏格拉底辩护时，主要是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他才加入到苏格拉底的辩护者之中；他为苏格拉底的辩护成了后来《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 ）或《回忆录》（Memoirs ）的前两章，但它可能写于公元前393至前390年之间，正是在此期间，智术师波吕克拉底发表了他对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信徒的指控，从而引发了一场文字官司。[6] 他从流放中发声反对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们可以将苏格拉底与阿尔西比亚德和克里提亚的理想相等同[7] ——新苏格拉底学派的反对者们正试图证明这两人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以便将与苏格拉底相关的一切都诋毁为反对民主制度。[8] 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甚至他的那些控告者们也没有做过这么恶劣的事。除此之外，对色诺芬来说，如果想要最终重返雅典，那么，被一劳永逸地归入到反民主制的行列也是很危险的。[9] 他为苏格拉底所做的辩护，是被当作反驳波吕克拉底对苏格拉底的政治讽刺的独立小册子来阅读的，人们甚至可以从中推断，当色诺芬写下这篇文章时，他仍怀抱着有朝一日能重回母邦的希望。[10] 为了理解为何这篇文章在不再流行之后仍被收录于较大篇幅的《回忆苏格拉底》之中，[11] 我们必须考虑到后来色诺芬遭遇的一种类似处境。那就是在公元前360至前350年期间，他在放逐中被召回国：因为那时，这篇文章作为他永远热爱母邦的一个证据，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通过赞扬苏格拉底对城邦的完美忠诚，他也证明了自己经常被置疑的对雅典民主制度的支持态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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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很大一部分著述工作集中在公元前360至前350年之间。[13] （回到雅典显然给他的思想带来了新的刺激。）他肯定是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希腊史》，该书以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公元前362年）结尾，色诺芬努力想对他如此钦羡过的斯巴达体制的崩溃作出某种解释。[14] 他的《斯巴达政制》也属于斯巴达霸权崩溃之后的时期：该书最后在斯巴达的“从前”和“如今”之间进行的对比，以及对斯巴达的批评，使这一点确凿无疑。[15] 公元前369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结盟，使色诺芬有机会接近雅典，［159］最终，他从放逐中被召回国。然后，在公元前360至前350年之间，当雅典也失去许多权力，其第二次海上同盟被摧毁时，这场悲剧在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后期著作——《法义》、《战神山议事会辞》、《论和平》——中激发了一种新的强烈的教育意图。[16] 色诺芬对这场教育运动的理想心有戚戚，因而以《回忆苏格拉底》和一组短文加入了这场运动。[17] 我们必须把以下作品置于他放逐归来之后撰写的最后著作之中：关于骑兵长官的职责的《论骑术》（Hipparchicus ）（显然是说雅典的情况）、《论马术》（On Horsemanship ）（与《论骑术》相联系），[18] 以及讨论政府收入的政治经济论文（如果像现在人们相信的那样是真作的话）。[19] 他的《论狩猎》（Cynegeticus ）明显致力于探讨什么是最佳的教育这个问题，也应该被归入这一时期，因为其中包含了对纯粹的修辞学［雄辩术］教育和智术教育的激烈批评。[20] 有人曾经认为该书——由于其主题——必定是在斯基鲁斯（Scillus）的乡下撰写的，但他已经不可能感受到像斯基鲁斯乡下的那种宁静了。当然，该书据以成文的生活经验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但作品本身肯定属于其在雅典时期的积极著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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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的全部作品或多或少都被教育的愿望所支配。这一特征不仅是他对时代潮流的妥协，而且是他天性的自然流露。即使他在万人远征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有许多不折不扣的教育色彩。作者认为读者就是来学习他在特定情境下是如何说话和行动的，比如，当希腊人被蛮族人和敌军包围而身处绝境时，他必须想方设法寻找和弘扬自身的德性。色诺芬经常强调以下事实，即他的许多品质和行为是值得模仿的典范——更不要说他坦诚地展示的那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军事上的）了。不过，当我们阅读这些时，与其说是受到了其有意识的教育目的的影响，不如说是与色诺芬及其同仁的激动人心的冒险事业产生了共鸣，这种冒险即使对经验丰富的军队来说，也必定形势严峻，甚至令人绝望。［160］不过，色诺芬绝对没有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敢精神的意思。因为这本书讲述的仅有的一个故事——一支多达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当他们的大多数首领在谈判中被背信弃义地处死或抓捕之后，如何在从幼发拉底河到黑海的征途中，经历连续不断的危险和战斗，找到一条回归的生路——是那些年希腊阴沉黯淡的历史上的唯一一抹亮色，从而显得更引人入胜、令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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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们深受触动的，不是色诺芬试图在我们身上施加的影响，而是那些陌生的异族人在他身上留下的持久印象。这种印象出现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在他对波斯贵族及其男子气概的质朴描述中。在我们根据《居鲁士的教育》的理想化背景来考察色诺芬对波斯生活的描写之前，我们无法评估他对他们的生活到底有多赞赏。当然，他的这种赞赏不是没有杂质的。希腊人不得不与波斯人打交道，他对堕落的波斯人的背叛行为只有充满愤怒和怨恨的鄙视。但是，想要知道我们如何看待《远征记》中居鲁士的人物形象，[21] 我们根本不需要他在《家政论》中的断言，即如果小居鲁士还活着的话，他会像他的那位著名先祖一样，成为一位伟大的统治者。[22] 这一人物形象是由一个热烈的仰慕者所描绘的，他不仅对这位英勇的小王子的悲剧性死亡倍感痛惜，而且将其视为古波斯德性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而推崇有加。在《居鲁士的教育》的结尾，色诺芬宣称，波斯权力的衰落是因阿尔塔薛西斯宫廷中的道德废弛肇始的——小居鲁士要推翻的正是这位国王的统治。[23] 如果小居鲁士得偿所愿，大功告成，那么他肯定会在与希腊文化精髓的合作中，启动一次古代波斯理想的重生；[24] 如此，整个世界历史也许就与现在判然有别了。居鲁士的品格，如色诺芬在叙述了他在库纳克萨（Cunaxa）之役中英勇牺牲之后所描述的那样，是最高贵的kalokagathia［美善］的一个完美典范。[25] 色诺芬的描述旨在敦促读者仿效这一典范，同时也告诉希腊人，真正的男儿本色、优良品行和高贵情感，并非希腊民族的专属之物。色诺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对希腊文化优越性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跃然纸上。不过，尽管如此，他还远没有天真到这样的地步：即认为真正的德性就像上天的恩赐一样，每个普通的希腊人都天生具足。在他对最高贵的波斯人的描述中，［161］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是怎样连续不断地认识到他与他们的交往所教给他的东西：即无论在何处，这个世上真正的美善永远都是一种罕见之物，是温文有礼和高级文化的盛开之花，它只在任何一个种族和血统的最佳代表中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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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处于遗忘这一真理的危险之中，他们高尚却往往不切实际地努力主张所有人一律平等地分享德性，好像德性与平等的公民权一样，生来就有。色诺芬以其反复的经历发现，在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负责任的行动能力方面，普通希腊人胜于普通蛮族人。但是，波斯人的伟大要归因于他们的精英阶层所达到的那种令人钦佩的高级文化和品格训练；警觉一点的希腊人对这一点相当清楚——由于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这样的当代著作家在讨论教育和文化时，已经清楚地阐明了精英问题是每一个文明的核心问题，因而更加如此。色诺芬对波斯伟大人物及其奇特生活方式的兴趣，向他展现了高级文化的秘密——一个常常被理想主义的教育者们忽视的秘密。高贵的波斯人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教育和理想，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26]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才能如此乐于接受希腊文化（Hellenism）的最高成就。[27] 色诺芬在描绘居鲁士时，将他对希腊文化的热爱（phihellenism）和波斯人的那种崇高德性这两个特征紧密结合在一起。居鲁士就是一个波斯版的亚历山大。只不过他的命运遭际，他的堤喀女神，与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迥然不同。刺穿他胸膛的长矛完全有可能杀死亚历山大。[28] 如果这杆长矛不曾夺去他的生命，那么，希腊化时代就会随着他一同开启，并且沿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前进。[29] 但是，就因为这杆长矛夺去了他的生命，色诺芬的《远征记》就成了这样一部著作：它通过记录上万人的远征，提醒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如果居鲁士没有在库纳克萨之役中倒下的话，任何一位勇敢的希腊将军都会做希腊雇佣军愿意帮助他做的事情。自此以后，希腊人觉得，波斯帝国就在第一个征服它的希腊人的掌握之中了。色诺芬使所有深思熟虑的希腊人——伊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都深信这一点。[30] 再者，［162］《远征记》是第一本强调希腊文化滋养波斯的东方文化之可能性的书，因为它指出，在文化关系领域中，波斯贵族的教育是一个决定性因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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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化总是通过其智力文化的内容和形式，给每个其他精英阶层传输某种它所没有的东西，但也因此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在色诺芬那里，居鲁士不是被作为一个平淡无奇的有教养人士、一种对希腊人的单薄模仿来呈现的，而是作为最纯粹、最高尚的波斯人的类型来呈现的。[32] 这一观点与伊索克拉底的评论——许多希腊人没有接受过希腊的教育，而其他国家的优秀公民往往饱受希腊文化的浸润——不谋而合。[33] 这两个希腊人，还有其他类似的希腊人，看到了——无论多么模糊不清——希腊文化将其影响力延伸到希腊民族之外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延伸赖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希腊文化必须与每个国家的文明的最优秀部分相结合。因此，色诺芬逐渐认识到，希腊人的世仇——勇武侠义的波斯人——有一套自己的教育体系，它与希腊古老的美善理想非常相似。实际上，二者之间的比较反过来也影响了他关于希腊文化理想的看法，因而他将取自波斯贵族的一些特征与他关于希腊德性的刻画相融合。《居鲁士的教育》为希腊读者提供了体现在一个波斯君王身上的政治才干和王者风范的理想，对于这样的一部著作，这是唯一的解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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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部著作的标题中有“教育”一词，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它令人失望：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讨论居鲁士的教育。[34] 它不是一部经典的“教育小说”，而是一部关于波斯帝国的创建者居鲁士的完整传记，尽管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记。尽管如此，在其教育意图随处可见的意义上，这部著作仍然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教育的书。居鲁士是一位模范君主，他以自身的优良品性和正确行为逐步成功地控制了他的地盘。[35] 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能够同情地看待这样一个人，这一事实本身表明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部著作居然还是由一个雅典人来完成的，这一事实也许更加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正在步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就是年轻王子们的教育问题。叙述一个彪炳史册的君王的丰功伟绩是教育此类学生的方式之一。［163］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则试图采用别的方式——一个选择辩证法训练，另一个提供关于君王职责的格言和反思汇编。[36] 色诺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王子的军人气质上。他从道德的角度，同时也严格地从军事的角度来描述这一点，还加上了一些来自他亲身经历的色彩。色诺芬认为理想的男子就是战士：质朴健康，诚实勇敢，受过严格训练，不仅能够抵御各种不利因素和敌人，而且能够克服自身的缺点。在一个政治架构正在崩溃、公民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世界中，战士是唯一能够巍然屹立、独立自主的人。色诺芬心目中的理想战士，不是那种粗暴地践踏各种习俗和法律，对每一个棘手的难题（Gordian knot）凶狠地乱砍乱劈的人，不是那种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家伙。因此，他笔下的居鲁士是正义的模范，对朋友爱护有加，对人民以诚相待，以此来统治自己的国家。[37] 色诺芬的战士对神怀抱单纯的信仰。在他关于骑兵长官的职责的论文中，他曾经说过，那些对他为什么总是加上“ （即神愿意［God willing］）”一词感到好奇的人，如果他不得不在不间断的危险中度过一生的话，很快就会理解的。[38] 不过，他也认为，军旅生涯是对一个真正高贵之人的最佳教育。战士和统治者在居鲁士身上的结合，对色诺芬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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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培养这种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的一所杰出学校，色诺芬对波斯的教育深感兴趣，他把对波斯教育的描述编织进他的英雄传记中。首先引起他对这一主题的兴趣的也许不是苏格拉底。长久以来，雅典以及其他地方的良好社会一直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保持着敏锐的兴趣。[40] 色诺芬可以从其个人的经验和研究的角度提供新的细节——波斯生活的这一特定方面之前可能从未被如此详尽地记录过；不过，即使是他的叙述，也没有很深入地讨论细节。他认为波斯的教育要比其他国家的优越，[41] 他以此意指柏拉图所描述的希腊教育体系。希腊人不是那么强烈地关注教育问题——除了在斯巴达，色诺芬没有提到斯巴达，他也没有将斯巴达与希腊其他城邦置于同等水平。[42] 他说，［在斯巴达之外的希腊］每个人都让自己的孩子随心所欲地成长。当他们长大成人，就会受法律的约束，各种规定也会强加给他们。［164］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在遵纪守法的教育上并不令人满意，希腊诸邦却对此颇为自豪，他们将此称为公平正义。而波斯人，在希腊的父母教孩子们认字母表时，就教导他们什么是公平正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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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是“自由广场（free forum）”或者自由民聚集的地方，王宫和其他公共建筑就在这个广场的四周。这里严禁贩夫走卒兜售叫卖，因而他们的粗鲁喧嚣不会干扰“有教养之人的有序行为”。[44] （这与雅典，乃至整个希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雅典，学校周围的市场商铺林立，讨价还价的声音兴奋而洪亮）。[45] 这种定位将波斯的教育牢牢地与共同体捆绑在一起：实际上是将教育正确地置于社会的中心位置。主管孩子教育的负责人，是一些被挑选出来最适合完成任务的年长者；而负责教育即将开始服兵役的青年，即“埃菲比（ephéboi）”的统领，是那些经过精挑细选、处于人生黄金期的人。[46] 与希腊的成年人一样，波斯的孩子也有一个法庭，他们可以到这个法庭起诉他人偷窃、抢劫、欺诈、侵犯人身、侮辱和辱骂等罪行。[47] 犯罪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诬告者一旦被发现，同样不能逃脱惩罚的结果。色诺芬指出了一条富有波斯特征的行为规范——忘恩负义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忘恩负义被认为是无耻之源，因而是一种犯罪。[48] 这使我们想起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对羞耻感的强调，他们将这种值得钦佩的羞耻心视为教育和维系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49] 色诺芬认为，波斯教育体系的真正基础是对伟大榜样的模仿。是成年人的以身作则使年轻人学会了自愿遵守至高无上的法则，即服从：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长者日复一日地在一丝不苟地履行同样的义务。[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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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的孩子们过着尽可能简朴的生活。他们要将面粉、做佐料的小豆蔻子、喝水的罐子随身带到学校；他们要在老师的监督下一起进餐。这种教育一直持续到十七岁。然后，他们便进入年轻人的行列，作为“埃菲比”进入学生训练营，在那里服役十年。色诺芬赞扬波斯青年的义务兵役制，［165］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正需要格外小心。学生训练营是军事训练学校，这里的年轻人要随时听从统领的调遣，当国王外出狩猎时——国王每个月都有几次外出狩猎——作为卫队跟随国王。[51] 色诺芬认为波斯人赋予狩猎的重要意义证明了波斯教育体制是何等有益于健康。他赞扬狩猎对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的作用，将其视为良好教育的本质性部分——正如他在《斯巴达政制》和《论狩猎》中说的那样。[52] 在《论家政》中，色诺芬为这两项波斯教育的特征——对公正公平的训练和狩猎——加上了另一项，即农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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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社会按照年龄划分为四个等级：孩童、学员、成年人、长老。只有父母负担得起、不让他们工作、而是把他们送进美善学校的年轻人，才能成为训练营的学员；只有那些在训练营服完兵役的年轻人才能加入成年人（ ）的行列，且在之后成为长老（ ）。[54] 这四个等级构成波斯民族的精英。整个国家都有赖于他们，因为国王通过他们来统治自己的国土。除了斯巴达有可能之外，这一切在希腊公众看来必定非常奇怪，斯巴达人会注意到波斯有许多制度与他们的非常类似。[55] 现代读者可能会想起像普鲁士这种军事国家的学员训练营，这种军事化国家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输送青年军官，并且按照他们自己的精神对幼儿从孩提时代起就进行训练。这两种体制的社会基础完全一样，这一事实证明我们的这种比较是合理的，它们都是封建制国家。尽管色诺芬的描述似乎使财务自由取代了良好出身作为军事训练营的入职资格，[56] 但进入训练营的男孩必定差不多都属于拥有土地的波斯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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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军人贵族阶层与斯巴达体制最为接近，色诺芬对军人贵族的钦羡在这种奇特的波斯体制中发现了第二个模范。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写作《居鲁士的教育》的目的到底是纯粹理论性的呢，还是确实想传播和实现他正在描述的理想？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即使像色诺芬这样的历史学家，对教育主题抱有一种纯历史的态度是不可能的。［166］该书的写作试图告诉人们，色诺芬是在斯巴达仍拥有霸权的时代构想的这本书，作为一个来自雅典的逃亡者，他觉得自己应该通过描写军人气质在波斯所是的样子，告诉有教养的雅典人，真正的军人气质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在斯巴达的工作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想要写一本纯粹的宣传手册。他在这两本书的结尾附加的评论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在《居鲁士的教育》的结尾，他着重谴责了当时的波斯，并解释了其衰落的原因。[57] 在《斯巴达政制》的结尾，他对当代斯巴达人进行了相同的评论。[58] 这在阿格西劳斯还活着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阿格西劳斯于公元前360年死后，色诺芬为其撰写的一篇颂词中，色诺芬将其作为斯巴达德性的化身赞扬有加。这两本书的结论及其历史暗示，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将它们置于色诺芬职业生涯的后期，那时，斯巴达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59] 然而，一个像色诺芬这样有想法的人，除了出于当时的政治考量，还很可能想让波斯的教育精神传诸后世，永垂不朽。他多次预料可能会有的反对意见，即有人会认为他是在宣扬东方的生活方式和一种野蛮的专制制度：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那个时代的堕落的波斯人和波斯帝国创建时期的英侠武士之间作出区分。他认为，通常被认为是波斯人的那些奢靡生活方式，其实是米底亚人的，[60] 一旦波斯人认识到了他们自己的优势，它们就成了波斯打败并吞并米底亚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居鲁士时代的波斯人不是奴隶，而是具有平等权利的自由人；[61] 只要居鲁士还在当政，这种精神就依然活在新国家的各种政制之中。是他的继承者们断绝了与这种精神的关系，也因而加快了他们自己的衰落。[62] 色诺芬认为，波斯的教育是他们早年德性的最后遗存、现存的唯一代表。尽管当时的波斯已经堕落，但他仍然深信，使波斯的教育连同其帝国的创建者和往昔的伟大永垂不朽，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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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与《居鲁士的教育》最为相似。［167］尽管其主题不是某个人的历史，而是对斯巴达整个政治架构的描述，但二者都以教育为起点，并由此引出它们接近主题的特定视角，这一事实表明它们具有可比性。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只包括这两本书的前面几章；但色诺芬认为教育是波斯和斯巴达的基础，而且他不断地提及教育的影响。[63] 如果我们认为“教育”一词包括成人生活的那种监督（这种监督在这两个国家是惯例）的话，那么这两个国家的其他机构也带有同一种教育制度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根据其逻辑结论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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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可以获得的最早文献（即提尔泰奥斯的诗歌）中，我们曾经构想出斯巴达公民德性的理想。提尔泰奥斯是在美塞尼亚（Messenian）战争年代写下的这些诗篇，在美塞尼亚战争期间，迫于战争的可怕压力，新的斯巴达理想针对旧的更贵族化的原则树立了自己的权威。简言之，公民对城邦公共福祉的最大贡献就是加入保卫国家的行列，而他在城邦中的诸项权力也应该由他在履行这一最高义务时的勇猛程度来衡量，而不是由他的等级特权或财富多寡来衡量。由于斯巴达城邦共同体为了生存总是不得不战斗，或者随时准备战斗，个体和城邦之关系的这一基本观念从未遇到过挑战。在长达数个世纪的过程中，斯巴达城邦共同体发展出了其自身生活的独特制度。（我们没有其各个发展阶段的相关资料。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时代，实际上，早在他们之前，斯巴达秩序的形成过程已经结束和完成。任何有价值的斯巴达历史资料之所以得以幸存，完全是由于像色诺芬这样的著作家对斯巴达教育的兴趣所致）。[64] 其余的希腊人以惊奇和钦佩的眼光，来看斯巴达每一项服务于相同目的的制度，是如何使斯巴达公民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战士的。他们很明白，这不可能是由于不间断的训练和操纵而造成的，而是从最早的童年时代起就培养他们的品格所致。这种教育不仅是军事训练，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和道德教育；但它又与希腊其他地方的政治和道德教育所包含的意思截然相反。在每一个希腊城邦中，除了有雅典民主制度的朋友外，还有对斯巴达精神深信不疑的崇拜者。［168］柏拉图并非他们之中的典型，因为他对此种斯巴达理想相当不满。柏拉图所钦佩的是斯巴达的那种逻辑彻底性——凭借这种逻辑彻底性，一种主导原则得以贯彻到斯巴达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斯巴达人对这一事实的认识，即在构建共同体的精神时，教育至关重要。[65] 色诺芬比柏拉图更是彻头彻尾的亲斯巴达代表，在贵族阶层中间，他尤其显得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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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色诺芬对母邦有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但他对当时雅典民主制度的批评不时出现在《回忆苏格拉底》之中；这使他羡慕雅典政治对手斯巴达的诸多事物，他认为这些事物是雅典未曾解决的问题的明智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度的全部麻烦都源于一个原因，即个人对自我的过分强调，个人似乎认为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没有义务，只有权利，相信自由的本质就是拥有城邦保证的这些特殊利益和权力。由于色诺芬的理想是严明的军纪，他必定发现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的缺乏尤其令人反感。他的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不是个体实现其自身理想的要求，而是使城邦共同体的生存得以可能的外在条件。这么多当代思想者所批评的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其公民在一个充满嫉妒和敌意的世界中为国而战时的逡巡不前和无能为力，在他看来，简直愚蠢之极，幼稚而荒谬，会很快使雅典失去她骄傲地吹嘘的自由。斯巴达的纪律当然不是经由多数公民的自由决断而引进的，它被纳入到城邦的法律体系之中，在色诺芬看来，斯巴达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才（即带有神话色彩的吕库古）的作品。[66] 色诺芬很清楚，斯巴达人为什么将他们古老的生活方式，作为统治一个外来的和被征服的种族的永久守备，在一种战争状态中保持下来——这种战争状态大约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不过，他没有提及这些历史事实。他将斯巴达秩序看作一种自我完善的政治艺术作品；他对其独创性推崇备至，并相信这一作品是其他民族仿效的模范。[67] ［169］他的意思当然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柏拉图的政治著作是理解希腊人所说的模仿的最佳钥匙。那时的希腊人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倾向于接受一种合乎逻辑地构造而成的艺术作品［政治制度］或思想体系（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存在条件），还远没有像现在的我们那样将它看作一种独特的［不可拆分的］个体事物；一旦他们被迫承认任何一种制度［艺术作品］或思想体系的优点，就会试图模仿其中看来是好的和有用的东西。对色诺芬来说，在全部伟大的希腊城邦中，斯巴达就是居鲁士营帐中的军人德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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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很清楚，个人主义者和自由爱好者——他们在他那个时代是如此普遍——必定会认为，斯巴达的文教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彻底的悖论。[68] 他经常小心翼翼地隐瞒自己对吕库古制度的认同，将他的立法是否有利于国家这一问题，留待善于思考的读者自行判断。他必定已经预料到读者们会各持己见，预料到许多人会认为，为了这点好处，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69] 尽管如此，他显然期待绝大多数同时代人的赞同，而且不只是在下述那样的城市和城邦中获得赞同：在那里，他的著作所包含的那种文学兴趣被认为是多余的——就像这种文学兴趣在斯巴达可能会有的遭遇一样。[70]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色诺芬因其在一个开明的民主环境中支持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理想而被称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但他不是诗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因其作为一名战士的早期职业生涯，色诺芬对斯巴达怀抱同情之心，他作为一个乡绅和农夫的政治观必定增强了这种同情之心。他了解这个城邦及其人民。他看得很清楚，从城市无产者着手的任何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都无补于国家和农夫。甚至在他还在遥远的埃利斯的角落里种地时，他就参加了那里的政治斗争。我们从关于埃利亚的党派政治的准确知识中得知这一点，这是他在《希腊史》终章所透露的：他给这一主题分配了不相称的篇幅，并以一种亲眼目睹者的权威口吻说话。[71] 在这些社会斗争中，保守的斯巴达和民主的阿卡迪亚（Arcadia）都发挥了它们的作用，色诺芬有很好的机会研究这二者。［170］在以农耕为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民主运动（是在斯巴达遭受留克特拉之败后，由底比斯所助长的）是某种相对新颖的事物，是对原有固定模式的背离——在斯巴达的指引之下，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在这种固定模式中生活了数百年。即使在美塞尼亚人和阿卡迪亚人退出斯巴达政治体系之后，他们中的保守派仍然站在斯巴达一边。在埃利斯，阿卡迪亚的新扩张主义的影响是不受欢迎的。色诺芬认为，雅典在她对底比斯的突然崛起深感焦虑之时，与深感屈辱的斯巴达人结盟，真是非常幸运。这有助于使雅典读者更容易接受对斯巴达状况的一种平和但批评性的描述，使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因为描写了雅典的世仇斯巴达而暴露于政治怀疑的火力之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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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教育体系（agogé）的细节众所周知，这里无法从色诺芬的叙述中一一抄录。其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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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养育健康儿童的官方监管从很早——在受孕和怀孕期间，甚至在受孕之前——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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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优生优育花大力气保证种族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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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幼儿由国家指定的老师来教育，而不是由其父母或者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奴隶-保姆和家庭教师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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