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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第7版新校本） [:17074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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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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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目光从东非转到南非，我们发现，这里经历了相同形式的冲突和暴力，并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大量欧洲定居者的存在。实际上，南非是在荷兰定居者于1652年登陆好望角时开始成为欧洲殖民地的。荷兰人的目的是收集荷兰船队在绕过好望角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漫长航程中所必需的给养（水、肉类和蔬菜）。随着荷兰的衰落，1814年，英国接管了好望角上这一孤立的荷兰前哨。但是，荷兰定居者即布尔人，拒绝接受新的帝国当局。他们集体向北迁徙，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随着在这些共和国中发现钻石（1871年）和黄金（1886年），英国人决定出兵吞并它们。结果爆发了布尔战争（1899—1902年），以布尔人接受英国统治而结束，但作为回报，他们得到允诺可以自治。1909年，这一允诺兑现，南非成为英联邦中的一个自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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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一点世纪之后，即1961年5月，南非脱离英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一脱离的主要原因是南非同英联邦的亚非新成员国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发生了冲突。种族隔离包括两项基本政策：不让所有的非白种人分享任何政治生活；将非洲人赶进隔离区（班图斯坦，即“班图人”——非洲人通常被称为班图人——的保留地）。这些班图斯坦只占南非14%的土地，而非洲人却占南非3170万总人口（1984年）的73.8%。相比之下，白人仅占14.8%，阿非利卡人在身为少数的白人中占五分之三。其他种族成分是混血人种（9.3%）和亚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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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阿非利卡人之所以能够控制南非，一方面是因为议会代表的安排偏向于阿非利卡人占优势的村域，一方面是因为许多说英语的白人出于经济原因而支持种族隔离。工党在这一点上尤其如此，它担心，如果给非白种人同等机会，他们会在就业方面与白人竞争。事实上，第一届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者）政府之所以能于1924年执政，就因为有南非工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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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种族隔离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假如非洲人当初真被隔离在预先指定的班图斯坦，南非的整个经济就会崩溃。他们的劳动，同有色人种和印第安人的劳动一样，是经营农业、商业、采矿业和其他产业所必不可少的。此外，班图斯坦不能养活非洲人，政府也不愿意花费大笔资金来增强班图斯坦的接收能力。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非洲人都不愿意作为孤立的“部落”被隔离。相反，他们要求以南非联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了非洲大陆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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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隔离之所以能在南非长期维持，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非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军队，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正如在大规模屠杀沙佩维尔（1960年）和索韦托（1976年）的黑人示威者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一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证明是有效的。此后，它便受到了既来自国内、又来自国外的反对之浪的真实冲击，并首次威胁到种族隔离的前景。反对由几种成分构成，最重要的是“愤怒的一代”——完全被疏离的年轻非洲人，他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摧毁种族隔离制度。另一个重要的反对成分是黑人工会，它们得到了与雇主谈判的权利，但它们却用其组织的力量在政治斗争中反对种族隔离。由此造成的混乱促使南非的商业领袖公开呼吁取消种族隔离，甚至要求会见被取缔的非洲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同样，南非的神职领袖——例如诺贝尔奖得主戴斯芒·图图大主教——也抵制种族隔离，批评政府利用“法律和秩序”和防范共产主义来为其压制黑人政治热望的行动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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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比勒陀利亚政府首次遭到了来自外国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来自教会、学生和工会界的反对。这一运动强硬得足以迫使美国政府于1985年9月对南非采取某些经济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贷款、禁止出售计算机和禁止进口克鲁格金币。这些压力对彼得·W. 博塔总统来说非常大，他于1989年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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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塔的战略是依靠政府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用武力把“重大的”种族隔离政策强加给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非洲人，与其相反，博塔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W.德克勒克则宣称，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在非洲人要求的“一人一票”和阿非利卡人答复的“永远不给”之间进行调和。1990年2月，德克勒克开始了他那戏剧性的探索：使非洲国民大会党合法化，释放已在监狱里关押了28年之久的该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德克勒克甚至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未来南非所有成年人都能投票，不过，他补充说，这一选举权的给予必须为“制衡制度”所平衡，以保护包括迄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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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支持种族隔离社会，但通过以普选权为基础的4天自由选举以达到和平过渡到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新南非却被证明是可能的。1994年4月下旬，选举举行，曼德拉的非洲国民大会党赢得了62.7%的选票（在新议会中占252席），德克勒克的国民党获得了30.4%的选票（占82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以祖鲁人为主的因卡塔自由党得到了5.8%的选票，由前军队领导人、主张白人统治的康斯坦德·维尔客领导的自由阵线得到了2.8%的选票。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曼德拉替代德克勒克成为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作为第二大党的领袖成为副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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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8 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从而结束了少数白人的种族隔离政府，该政府关押了他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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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非与种族隔离的前南非之间的对比在宪法里十分鲜明；新宪法直截了当地规定：“需要建立一种新秩序，在其中，所有的南非人都将被授予在一个主权和民主立宪的国家内共同的南非公民权；在这个国家里，男女和各种族之间一律平等，所有的公民将享有和行使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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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种种族隔离制度是阿非利卡人利用美国南部的黑人隔离法作为样板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一规定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南非的公民超越了这一种族歧视和隔离的传统，而就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在美国，罗德尼·金则在他被殴打和随即而来的洛杉矶大暴乱之后，提出了极度痛苦的问题：“我们大家能和睦相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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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还不能说南非人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双方令人鼓舞的领导，他们已向答案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还有更多的步伐要迈，因为新南非继承的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1990年，白人控制着87%的土地和95%的生产资料。1990年，为满足白人社会需要的政府支出比为满足非洲人需要的支出人均高出5倍至6倍。[1]毫不奇怪，那些从这种舒适的安排中受益的人在未受到激烈反抗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将其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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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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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动乱和暴力甚至比非洲的更为突出。不过，其基本原因不是外来定居者的侵入，而是持续千年的坚持和碰撞——拥有冲突观点的诸古老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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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在巴勒斯坦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文所述，巴勒斯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三种对立的利益——犹太复国主义的热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要求，以及英帝国主义的关切——的战场。这些利益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中得以加剧。种族灭绝使巴基斯坦面临向绝望的犹太幸存者开放的巨大压力。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提议，让10万犹太人进入这一托管地。阿拉伯人立即表示反对，但联合国大会却于1947年11月29日投票赞成将这一托管地进行划分。第二年，犹太人随即宣布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它被称为以色列。杜鲁门立刻承认了这个新国家，但阿拉伯人也同样立刻派军队越过了以色列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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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9 1993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图为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正在握手，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担任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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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进程与普遍的期望相反。以色列人击退了入侵的阿拉伯军队，然后向前推进占领了比联合国分配的更多的领土。阿拉伯人要求归还多占的领土，但以色列人拒绝了，认为这是他们在由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赢得的土地，而且这多占的土地是已从全世界涌入的犹太移民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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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争端导致了僵局和一系列的进攻和反攻。这种下行的螺旋一直持续到1993年9月13日才被遏止，至少是暂时被遏止，这一天，以色列总理耶扎克·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签署了一个协定。该协定呼吁建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巴勒斯坦临时议会，代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在不超过五年的过渡时期内产生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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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策划了一些激起情感的集会。最典型的是反对该协定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激情演讲：“拉宾先生，你轻蔑地提到了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我要告诉你，将我们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希伯伦的400名犹太人，还有4000年的历史。你说《圣经》不是一种所有权的契约，但我说恰恰相反——《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圣经》是我们的契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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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戒律式的政治概念演示被各种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和真主党——作了反面的复制。这些组织比世俗的巴解组织更好战，因为它们根据宗教原则拒绝巴解组织接受以色列国家存在的意愿。哈马斯在其纲领中阐明：“所有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永远属于穆斯林的穆斯林财产。”——一种明显的内塔尼亚胡关于《圣经》是“我们的授权书”和“我们的契约”的伊斯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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