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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禁区 黑脸包公真不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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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包青天》使脸庞黝黑、额上长着小月牙的包公形象家喻户晓。然而，真正的包青天却是个眉目清秀的白净书生。那黑脸的形象缘何而来？这位青天大老爷在真实的历史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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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传千古的包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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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本名包拯，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诞生于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的一个低级官僚家庭。少年时代的包拯深受父母的宠爱，一直闭门苦读，修身养性。北宋天圣五年（1027），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深受儒家思想（父母在，不远游）影响的他，因孝养父母，一直到宋景祐四年（1037）才在乡邻的劝勉下，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中说，包拯自幼被父母遗弃，由嫂子抚养成人，这纯属“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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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到端州任知州。在那里他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离任时，“不持一砚归”。1050～1052年，他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事。作为谏官，他不畏权势，曾经弹劾郭承祐、王逵、张尧佐、宋庠、李淑、阎士良、刘兼济等大臣。后又升任龙图阁直学士，这就是戏曲中“包待制”、“包龙图”的来历。1056年12月，他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1058年6月，他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离开开封府。他权知开封府约18个月，任职虽短，但政绩显著，声名远播。戏曲中“包龙图打坐开封府”即指这一段时间。1061年4月，包公迁给事中、三司使，继拜枢密副使。宋代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这是包拯一生做过的最高官职。因此，也有人称他为“包相爷”。然而，这时的包拯已年过六旬，体力渐渐不支，于1062年5月病逝。史载仁宗皇帝曾亲赐良药，并专程到包拯家中与他做最后一别，在包拯死后追认他为礼部尚书，并赐谥号“孝肃”，罢朝一天。当时的大文学家欧阳修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非常中肯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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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过世后，开封的大街小巷都听得到百姓对他的哀悼之音。其后数年，包拯的清名远播四方。相传后来一位少数民族西羌的首领俞龙呵在归顺宋朝后，对宋神宗说：“我平生最仰慕包公，他是朝廷的忠臣，我现在既然已经归顺汉族朝廷，就请求陛下赐我姓包吧！”神宗遂赐其名为“包顺”，取忠心归顺的意思。后人在包拯的家乡合肥建造了包公祠，里面有一副对联：“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以颂扬包拯一心为民两袖清风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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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府府衙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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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衙当中置有三口铡刀：狗头铡（铡犯有死罪的平民百姓）、虎头铡（铡犯有死罪的文武大臣）、龙头铡（铡犯有死罪的皇亲国戚）。相传这三口铜铡刀是包拯在任职期间，受仁宗皇帝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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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传千古的包青天，无论是出现于戏曲舞台，还是影视作品中，都是黑脸扮相。但据记载，包拯的面色虽然算不上白皙，却也只是微黑。在包公祠二殿的石碑上有一幅包公的画像，上面的包公是白脸形象，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身高一米六五左右。戏曲舞台和屏幕上之所以选择脸黑如炭、头顶月牙的形象来演绎包公，其一是为了把包公的形象与戏曲舞台上代表奸臣的白脸鲜明区分开来；其二则是为了凸显他的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做主，传达一种青天白日、朗朗乾坤的正气。关于包拯额头上的“月牙儿”，传说很多：有的说是小时候被马蹄踩的，有的说是小时候被驴踢的，有的说是小时候自己画的（画一太阳，内中有一月亮），有的说是生来就有的，也有的说包拯是天上星宿下凡，可以“日断阳，夜断阴”。但在安徽合肥包公祠中的一幅包拯老年时的写真里，其实并无太阳和月亮，只不过在右颜下方接近眉梢处，确有一块隐约如蚕豆大小的朱砂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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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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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湖位于包公祠旁边，据说是开封百姓挖掘被黄河泥沙掩埋的旧开封府砖瓦以重建家园时形成的，巧的是正好挖了个弯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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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正不阿辨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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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拯做官期间，理财官、台谏官都做过，还客串过外交官，凭借一身正气，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屡获监察官名和实差，近一半的宦涯由纠弹监察、振举纲纪所组成。他劝解皇帝，纠弹大臣，体恤百姓，以高尚人格诠释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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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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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时期，整个宋代属于上升时期，然而当时冗官、冗兵和冗费也已渐成“三害”，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负担沉重。包拯怀着忠君的情怀，经常要求皇上遵从“君道”，以社稷为重。史书记载，包拯曾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抄写下来，送给宋仁宗作为座右铭，警示仁宗要以国家大事为重，虚心纳谏，选贤任能。包拯曾严厉批判宋朝的任官制度，向仁宗上疏《乞不用赃吏》，倡行廉政之风。他主张君王要重用忠诚正直的君子，不能任用奸佞小人，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有志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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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包拯的直言敢谏有时面临很大的风险，一旦龙颜大怒，就会波及自己的前途命运。宋仁宗年近半百，还没立太子，包公建议提前立定储君，以正国本。宋仁宗问他：“立谁为好？”包公回答：“我的建议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已经60岁了，也没有儿子，说这些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如果说得不对，甘愿接受责罚。”幸好宋仁宗没有追究。后来，包拯又直言宫中的亲信宦官权力过大，应当精减人员，缩减开支。这一次他虽然也没有受到仁宗的责罚，却得罪了仁宗的左右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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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包拯仗义执言，并非是对仁宗的不敬，而是出于对江山社稷、百姓福祉的公心。在任开封知府时，包拯为了尊重皇帝向南而坐的威严，每次升堂必向北而坐，这就是“包龙图倒坐开封府”的来历。包拯对仁宗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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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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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刚正，对高官、贵戚，甚至对皇帝后妃的越轨违法也按制劾谏，或依律治罪。仁宗皇祐二年（1050），包公52岁，权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包拯任此官多次上书言事，指斥非法，不避权贵，主张改革，兴利除弊。在传世的《包拯集》的187篇上疏中，有35篇指名道姓地揭发了61名本朝官员各式各样的腐败行径。其中贪赃枉法、损公肥私者9人；惨虐无道、蠢政害民者7人；贪图荣禄、无耻求进者13人；知识庸昧、才不堪任者18人；态横奸邪、挟私逞愤者11人；无事生非、兴妖惑众者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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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包拯曾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张尧佐仗其是仁宗皇帝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又是温成皇后的兄长，不仅大肆贪赃，而且还玩忽职守，致使国库空虚。因此，包拯三次上疏，认为“凡庸之人”应该离职。他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唾沫都溅到宋仁宗的脸上，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而张贵妃一再在仁宗耳边吹风，为其伯父张尧佐说情。宋仁宗告诉她：“包拯进谏时，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宣徽使、宣徽使，就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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