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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第8章 似是而非的探险家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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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冯勋爵被“法老的诅咒”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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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业余埃及古物学者第五代卡纳冯勋爵（Lord Carnarvon）同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一同发掘了位于埃及卢克索（Luxor）的图坦卡蒙陵墓（Tutankhamen’s Tomb）。几个月后，卡纳冯勋爵离奇死亡，于是很多人称他被“法老的诅咒（Curse of the Pharaohs）”诅咒了。据传，法老的诅咒是被写到陵墓的墓壁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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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以为，法老的诅咒是会立马见效的，但是卡纳冯之死却很让人费解。医生建议已经很虚弱的卡纳冯勋爵（当时已有57岁）去埃及养病休养。在埃及时，一只蚊子在卡纳冯脸上叮了一口。之后，他在刮胡子的时候，一不小心割破了蚊子叮咬的疙瘩，感染了丹毒（一种皮肤细菌感染），随后丹毒又发展为败血症，导致肺炎发作，最终于1923年4月5日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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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管理大英博物馆古埃及文物馆（Egyptian Antiquities）的T. G. H.詹姆斯（T. G. H. James）撰写了《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一书。他认为，“卡纳冯勋爵之死是当时发生在相关人员之中的第一例死亡案例，自此，关于‘法老的诅咒’的说法就流传开了”。至于其他相关人员的死亡年龄，詹姆斯表示，艾伦·加德纳（Alan Gardiner）死时为84岁，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为70岁，伊芙琳·赫伯特（Evelyn Herbert）为79岁，哈利·伯顿（Harry Burton）为61岁，阿尔佛雷德·卢卡斯（Alfred Lucas）为78岁。卡特是这次考古活动中的主要考古学家，于66岁时安详去世，那时距图坦卡蒙陵墓被打开已经过了16年。这样看来，当时在陵墓打开现场的所有人都不是过早去世或死于非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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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R.纳尔逊（Mark R. Nelson）2002年进行了名为“木乃伊的诅咒：基于历史事实的定群研究”（The mummy’s curse: historical cohort study）的研究，其结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该项研究的对象是霍华德·卡特指认的当时在陵墓发掘现场的44个西方人（其中25人有可能受到了“法老的诅咒”），并追踪调查这44个人的生活状况。纳尔逊发现这群人“去世时的平均年龄为70岁”。由此，他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法老的诅咒真实存在”。至于诅咒的文字，在关于记者、埃及古物学者亚瑟·韦戈尔（Arthur Weigall）—亚瑟当时也在现场—的一本传记中，亚瑟的外孙女朱莉·汉基（Julie Hankey）表示，“同其他古物学者一样，韦戈尔否认图坦卡蒙陵墓的墓壁上写有诅咒”。她说，当图坦卡蒙陵墓被打开的时候，卡纳冯看着墓内的椅子，开玩笑地说道，“在墓内开个音乐会”。卡纳冯的放肆态度有可能让看中伦理道德的韦戈尔感到不爽，因为他说道，“如果他以这种态度进入墓室，我打赌他活不过6个星期”。汉基说，她的外祖父说的这番话“看起来像是某种预言，但是他只是下意识说出口的，并没有特定用意”。的确，韦戈尔看起来并不在意关于图坦卡蒙诅咒的传言，甚至还说，“看看大家是怎么全部都相信的”。T.G.H.詹姆斯对此表示完全同意，他认为“法老诅咒传说的起因有可能就是亚瑟·韦戈尔当时随口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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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我们应该说说霍华德·卡特。詹姆斯引用卡特的话说，“在想要获得某种‘超自然’刺激的感性人群中，这个传说广为流传”，而卡特本人“对这种愚蠢的迷信嗤之以鼻……只要诅咒是活人传出的，这种诅咒就与埃及法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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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情现在水落石出了，那么现在谁愿意参加在图坦卡蒙陵墓举办的音乐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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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第一个将烟草带回欧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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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出生于16世纪，而烟草在这之前的几年间就已经在欧洲传播开了。艾伦·W.卡斯伯特（Alan W. Cuthbert）在《牛津身体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Body）一书中表示，早在1492年，有人就给了新大陆探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几片晒干的有香味的叶子，但是哥伦布没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把它们扔掉了”。卡斯伯特认为罗德里戈·德·杰雷兹（Rodrigo de Jerez）是“欧洲第一个吸烟的人。15世纪90年代时，他从古巴人那里学会了抽烟，再回到西班牙后，也没有戒掉”。西班牙的神圣审判官（Holy Inquisitors）对抽烟这种行为表示强烈怀疑，所以杰雷兹“被捕入狱……并在狱中待了7年”。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手不离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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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1561年，法国驻葡萄牙大使让·尼科（Jean Nicot）将烟草磨为粉末，进献给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作为治疗偏头痛的药方”。约旦·古德曼（Jordan Goodman）在《历史上的烟草》（Tobacco in History）一书中写道，为纪念尼科，烟草种植园被称为“尼古丁（nicoti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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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确是从新大陆传入欧洲的，其原产地位于美国的弗吉尼亚州。但是，《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一书中写道，“雷利本人从未去过弗吉尼亚”。尽管雷利渴望前往新大陆探索一番，但是因为他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伊丽莎白一世是“不会同意让雷利冒险进行如此危险的航行的”。1573年，获得准许可以前往新大陆探索的海上探险家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和法兰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将烟草带回了英国。卡斯伯特表示，“1585年，德瑞克给沃尔特·雷利爵士介绍了烟草”。根据《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一书，雷利“深信烟草可以治愈咳嗽”。根据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的说法，雷利在“罗伯特·波因茨爵士（Sir Robert Poyntz）位于阿克顿（Acton）的庭园里……抽起了烟，在场的所有女士都回避，直到他把烟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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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亨利·比特（Henry Buttes）有可能是犯了这种张冠李戴错误的第一人。1599年，他在撰写《脱水饮食》（Dyets Dry Dinner）一书中关于烟草起源的内容时写道，“沃尔特·雷利爵士在远方发现了烟草，并把它带回了英国”。与伊丽莎白一世不同的是，继任国王詹姆斯一世不喜欢雷利，并且痛恨吸烟。既然烟草是因为征服新大陆而传入英国的，所以詹姆斯一世认为雷利难辞其咎。1604年，詹姆斯一世发表《反烟檄文》（A Counterblaste to Tobacco）一文，指责说“一个起源于如此卑劣之地的风俗被一位人人都仇恨的人（雷利）带回我国，而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竟如此受到大家的欢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是奇之又奇”。因此，奥布里说“沃尔特爵士是第一个把烟草带到英国，并让抽烟成为一种潮流的人”。尽管沃尔特爵士的确让抽烟成为了一种潮流，但是“沃尔特爵士把烟草带到英国”的说法是错误的，而这一错误说法直到今天仍未得到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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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不是矮子 在刚果失踪的苏格兰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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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人的想象中，苏格兰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医生（Dr. David Livingstone）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探险家，因为许多人认为他在非洲最暗无天日的地方失踪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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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利文斯通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非洲，并下定决心要探索这片大陆。1853年，利文斯通致信另一位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Robert Moffat）。他在信中说道，“我要开辟出通往腹地的道路，否则就选择死亡”。利文斯通开始远征赞比西河，在那里他发现了一处瀑布奇观，并以维多利亚女王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Victoria Falls）。利文斯通随后成为了民族英雄，所写的书也十分畅销。1866年，他开始了最后一次远征，以此希望找到尼罗河的源头。随后两年，利文斯通与外界失去联络，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位受欢迎的探险家的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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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詹姆斯·戈登·本纳特（James Gordon Bennett）是《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编辑（19世纪末，人们会使用戈登·本纳特的名字来婉转表示“竟有这种事”）。一日，他突发奇想，要派遣一支由其报社记者组成的队伍去搜寻利文斯通。出生于威尔士的美国人亨利·莫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得到了这份工作。亨利·莫顿·史丹利曾在威尔士的圣阿萨夫救济院（St Asaph workhouse）生活过一段时间。史丹利在其著作《我如何在中非找到利文斯通的》（How I Found Livingstone in Central Africa）中回忆道，本纳特告诉他“可以随意取款，只要能够在非洲找到利文斯通就行”。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曾说史丹利的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选题最好、写得最差”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史丹利讲述了两年之后的1871年，他在坦噶尼喀湖岸边的乌吉吉（Ujiji）小镇找到了利文斯通，当时大约为10月23日（无法确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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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说：“我慢慢朝他走去，然后注意到他脸色苍白，神色疲惫憔悴。”他脱下帽子，然后（有可能）说：“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医生？”艾伦·盖洛普（Alan Gallop）在《我想，你是史丹利先生？》（Mr Stanley, I Presume?）中说道，两人遇见之后，《纽约先驱报》很快就进行了报道，并刊载了这句很出名的话。但是，艾伦·盖洛普补充说，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史丹利没有说过这句话，因为史丹利日记本里的相关记录丢失了，而利文斯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是的。”利文斯通一边轻轻摘下帽子，一边亲切地回答道。史丹利接着说：“感谢上帝，医生，我受委托特意来找你。”利文斯通说：“很高兴能在这里迎接你的到来。”史丹利证实利文斯通“并没有迷路，只是在进行一次非常全面翔实的探险”。他随后告诉我们，“二人又交谈起来，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的谈话内容”。（我现在开始明白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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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罗伯特（D. Robert）在其所贡献的《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的一个词条中写道，“二人一起向北，来到了坦噶尼喀湖的尽头，从而证实了坦噶尼喀湖在北边没有出水口”，并说“二人于1872年3月14日在塔波拉（Tabora）一条大篷车必经的路上分开”。尽管史丹利说利文斯通回国去了，罗伯特则认为这位探险家仍然“继续着探险”。不幸的是，当史丹利回到英国，告诉大家他找到了利文斯通医生的消息后，大家都嘲笑他，认为他是痴人说梦。利文斯通未能回国，1874年，他死于如今的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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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并未灰心丧气。根据《走进非洲》（Into Africa）一书的作者马丁·杜加尔德（Martin Dugard）的说法，史戈登·本纳特“开始了《纽约先驱报》赞助的第二次非洲远征”，以寻找塞缪尔·怀特·贝克爵士（Samuel White Baker）—尽管“贝克没有走失，而且并不需要人们的解救”—史丹利以此为契机，继续自己寻找探险家的新的职业生涯。1887年，史丹利进行了第三次远征，这一次是为了到苏丹营救埃明·帕夏（Emin P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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