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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受折磨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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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全面理解这种心理学上的大转折，了解“人性突变”的原因，不能只是从世俗的角度来思考。四百年——甚至不过两百年前，多数的人会从宗教的角度来了解孤立与焦虑的感觉：“自我”即是“灵魂”，他人无时无刻的批判眼光即是“神”的注视，忧郁是“对地狱莫大的恐惧”。对于心神不宁、烦恼不断的人，天主教提供多种安慰，比方通过特别的仪式，就可以获得神的宽恕或至少让神不那么生气。甚至连拒绝各种仪式的路德教派，也都假定上帝是平易近人的，充满无尽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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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七、十八世纪，新教不只有加尔文教派，还发展出长老会（Presbyteriantism）与荷兰改革宗（Reformed Church of Holland），它们或多或少影响了路德派、圣公会，天主教也因而发起了反宗教改革。对于“无规范”，加尔文派没有提供安慰，而是提出形而上学的理解：如果你觉得孤单、烦扰，甚至受到诅咒，就表示你真的是那样。罗伯特·伯顿指出，加尔文的教义会助长忧郁情绪蔓延，而宗教上的忧郁是对人最有害的忧郁情绪。伯顿的著作多少就是在批判这个严厉拘谨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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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心理受到煎熬的人，最大的恐吓与折磨就是，他们犯的错是极大恶行，是不可原谅的罪。上帝深沉的愤怒与不悦使他们觉得自己……早已受到诅咒……是否被神拣选、得到恩宠，是否被神遗弃，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这些都是过度的好奇心、不必要的猜测与无益的沉思……只会折磨、迫害无数生灵，造成全世界的不和谐。[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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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近现代时期的欧洲社会，孤立的感觉四处蔓延，快要令人窒息。天主教主张，每个灵魂最迟到死亡的那一刻，就可以独自见到上帝，但加尔文教徒的灵魂却永远在孤独中游荡，朋友到头来都是敌人和对手假扮的。韦伯说：“他们居然不断警告人们勿相信他人的帮助和友谊，英格兰清教徒的作品中尤其能看到这种观念。”[40]即使对家人也不应长久地忠诚。在清教伟大的史诗——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天主教徒逃离“灭亡城”的家，“他的妻儿……哭着要他回来，但那个男人用手指捂住耳朵边跑边哭，‘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头也不回地跑向平原中央”。[41]从班扬的信仰回忆录《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判断，他的内心世界从未有任何人类探访，也从未因一瞥这个世界而发亮。在超过八十页、自我封闭又惊恐的章节中，绝望与希望交织，除了“我”以及撒旦和上帝种种的化身以外，找不到其他人物了。班扬确实有提到一些人类同伴，他原本以为他们也是可靠的加尔文教徒，却幻灭了：“他们为人夫、为人妻、为人子……损失一些世俗的事物，就沮丧又绝望。我心想，神啊，在这些人身上，那些小事是有多重要啊！”[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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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最伟大的论点之一，就是发现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通之处。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他指出，在充满竞争、不成功便成仁的经济发展下，人在精神上感到孤立的痛苦——“内心前所未有的寂寞”。[43]如同灵魂在诅咒或恩典的道路上独自挣扎着，个人也在物质世界的轴线上辛苦跋涉。这条轴线宛如一条绳索，向上通往财富或稳定，我们不仅无暇顾及他人，还得满足其他要求。我们得无止境的自我否认与自我鞭策，所有的享受都要延后，唯一的安慰就是看到自己财富慢慢累积。韦伯写道，加尔文派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享乐的欲望和冲动”。[44]十八世纪后期苏格兰一本医学手册证实了这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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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的心灵经宗教洗礼后，转而认为，快乐是罪。在他们想象中，宗教本质就是禁欲，任何微小的放纵都要禁止，即使是无伤大雅的娱乐也不行。深深的忧郁攻占他们的内心，恒久的阴郁在他们脸上挥之不去。最后，微小的希望也消失了，所有事物都蒙上灰尘。在他们眼中，本该令人欢喜的事物，都恶心至极。生命本身成为负荷。这些不快乐的可怜虫相信，任何诱惑都比不上自己的感受，最后只好终结自己悲惨的生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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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扬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快乐的家伙，常在村里的草地上跳舞、运动，但随着信仰危机出现，他便停止这些娱乐。跳舞是最难放弃的——“我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停止”。[46]但他终究达成了目标，过着毫无享乐的生活。在《天路历程》一书中，和班扬一样的英雄克里斯汀发现，只要自己卸下心防，稍微休息片刻，减缓一下焦虑，就会失利或彻底吃亏。克里斯汀只参加过一次派对活动，他以为是上流人士的社交聚会，但结果并非如此，原来那是为有德之士设下的死亡陷阱，在那里，克里斯汀高尚的同伴费斯被捉走、折磨，最后被参加聚会的狂欢者烧死。换句话说，嘉年华就是地狱的入口，和其他欢愉一样，所有性爱、味觉、欢宴，都是恶魔设下的圈套。没有什么比阴郁的心更清澈，不再寻求快乐就会更清醒。中世纪的农夫创造庆典活动，好能从工作中解脱，清教徒则拥抱工作，好能逃离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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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与班扬非常相似。他出生在英国乡村，是清教徒名门之后，他的年少时光“狂野又愚蠢，喜爱打闹、恶作剧等没什么品味的事”。[47]二十八岁时，他得了一种病，医生诊断为“极度忧郁”，显然是过度反省自己年少所犯下的罪。他后来写信给一位堂兄，仿佛班扬说的话：“你知道我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唉，我住在黑暗里，深爱黑暗，痛恨明亮。我是首领，罪人的首领。”[48]他经历了现在所谓的“重生”后，弃绝了几项严重的罪（不大清楚是什么），但他不像班扬，还是继续享受音乐、啤酒与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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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是否成功地连接加尔文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一点仍待讨论，但他本人的生活便是实例，足以说明那两者对人的交互影响。韦伯本身是严谨的世俗思想家，养育他的母亲是加尔文教徒，她把一切享乐当成危险，要靠努力不懈地工作与自律来阻绝。韦伯的传记作者、他的妻子玛丽安说，他借由工作来“拯救”自己免于“危险的安逸生活”。玛丽安写道，十九世纪后期，韦伯还是个学生时：“他维持严格的工作守则，遵守作息时间，维持生活规律，把每天的例行公事分门别类。他的养生之道是每天晚上在房里吃一磅的生牛绞肉和四个炒蛋。”[49]结婚几个月后，他写信给妻子：“我很享受新生活的幸福感，但我不能太放纵，这种稳定感会让人松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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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三十五岁左右，达到人人称羡的学术成就时，他却崩溃了：背痛长达数个月，双手颤抖、失眠，感到绝望且一无是处。然而对他来说，最悲惨的应该就是就此丧失工作能力。另一位传记作家试着将韦伯的症状套进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把他的崩溃归因于他与父亲间的紧张关系。他父亲和他不同，是个随和又自我放纵的人。[51]从罗伯特·伯顿的角度来看，不管韦伯个人的信仰是什么，问题一定得归咎到他加尔文派的母亲身上，因此韦伯的忧郁是宗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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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需要靠心理学，我们也能推测加尔文派和忧郁症的关系。自杀是忧郁症的重要指标之一，几世纪来也都有人详尽记录自杀率。在涂尔干的著名研究中，我们发现十九世纪新教徒（当然不只有加尔文派）的自杀率是天主教徒的两倍，这个差异不只是因为信徒居住的地区不同，在两派信徒混居的地区，自杀率的比例也相同。[52]更惊人的是，近期一项研究指出，十六世纪后期起，瑞士苏黎世州成为加尔文派的中心后，当地区民的自杀率忽然升高。这个现象我们不能解释为是社会道德崩坏，因为自杀率升高的同时，谋杀案反而减少了。加尔文派政权禁止人民从事赌博、跳舞以及各种淫乱的行为，人民也并非适应不良而自杀。历史学家夏伯嘉（R.Po-Chia Hsia）指出，许多人死后获得赞扬：“生前是光荣、敬神、熟读圣经、勤奋且沉静的基督徒。”事实上，高达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都来自“坚定支持加尔文政权的家庭”。[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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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遗失的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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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症普遍的起因是什么？当局为何要禁止庆典活动？这两个问题并不难解答。在都市化与市场竞争的经济环境下，焦虑与孤立的人比较能存活，这些人就是容易忧郁、厌恶集体欢愉的人。加尔文主义为这样的转变提供了超验的理论基础，强化了孤立的价值，让忧郁正式成为通往救赎的必经阶段。这一切发生在像约翰·班扬这样的人身上。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是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在传教的岁月里，他严厉反对庆典活动，更别说各种形式的娱乐。忧郁症蔓延与庆典的消失，都是“深层且重要的心理变化”，可视为现代化整体过程中无可避免的结果。然而，我们能不能找到更清楚的证据，说明嘉年华的灭亡直接影响到忧郁症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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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从某些例子得知，嘉年华的消失留下了一丝悲伤与遗憾。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感慨缺乏庆典的童年：“我的童年不像在户外的空气中或温暖的人群里绽放的花朵，也未曾感受过情绪随着其他人热烈高涨。”[54]作家简·里斯（Jean Rhys）回忆她二十世纪初的童年，她很羡慕低下阶级的人能参加庆祝活动，但家人不准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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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米尼加的罗索（Roseau），大斋节前三天是嘉年华的时间，我们不能着装参加，但可以打开窗户看。街上有一群戴着华丽面具的人，还有乐队。在一旁正襟危坐的我们，聆听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波一波而来。我愿放弃一切，换取像那样跳舞的机会。[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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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并没有证据指出，人类集体欢愉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清楚这种需求若被挡下，是否会导致忧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显然有上百万的人放弃这种娱乐，但也没有罹患现下种种心理疾病。这会使人认为班扬那样的人所受的折磨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因为放弃了跳舞与嬉戏才痛苦不堪。庆典受到官方打压，绝对是精神失调的病因之一，这不是我的创见。从近现代初期开始，精神失调就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中。十七、十八世纪时，人们将歇斯底里视为女性忧郁症的同义词，历史学家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提到：“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中，那些受惊的威尼斯女人不经意提到了嘉年华。艾玛夫人被吓惨了，她哀求弗洛伊德：‘你没听到马群在马戏团踏步吗？’”[56]弗洛伊德一直要从这些心理疾病中找出性的根源，没料到会听到这样的线索。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评论：“某个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病人应该非常渴望参与传统庆典中的各项仪式，但受限于自己的社会阶级，她们不得不将‘自我’排除在这些庆典之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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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庆典的毁灭没有造成忧郁症流行，但弃绝了传统庆典，人们多少也失去了治疗忧郁症的方法。罗伯特·伯顿提出许多治疗忧郁症的方法，例如读书、运动，有一则处方他则是一再强调：“让他们去打猎、运动、玩乐、说笑、开心聚会……偶尔喝杯酒、听音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听故事、玩玩具、唱歌、跳舞、畅饮，去做任何会让人开心的事情。”[58]他承认，确实有些严厉的卡图（Cato，就是加尔文主义者）一直在打压唱歌、跳舞、变装、戏剧等活动。但他打从心里支持传统庆典：“我真心向往五朔节、守灵夜、圣灵节等活动，如果不会影响到收成时间，官方应该允许人们自由地欢庆、唱歌跳舞、演傀儡戏、骑马打仗、聚会、吹风笛、举办舞会、玩捉迷藏，还有他们喜欢的运动和娱乐。”[59]在他的理想世界里，“人不应太操劳，应该有些娱乐的时间和节日，可以幽默对谈、举办飨宴和派对……像波斯人的宗教节日和罗马的农神节”。[60]这些对治忧郁情绪的方法，十六世纪的人就懂了，只是官方会严格规范，不允许人们出现“脱序的行为”。但至少理论上，忧郁的人精神可以为之一振，获得安慰，随着音乐而开心。[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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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写下《忧郁的解剖》约一百年后，另一位英格兰作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e）呼应伯顿，支持他提出的良方。他以当时的科学观点说明人类这个机器如何运作。他认为，唱歌、跳舞可以刺激分泌，治疗忧郁，“感谢音乐无所不在的魅力。跳舞的时候有伴奏才提得起劲。听音乐时，心里充满了活泼愉快的念头，整座机器活力充沛、精神饱满”。[62]但这种传统的娱乐在伯顿的时代受到打压，在布朗的时代，更是迈向灭亡了：“由此我们了解，唱歌这个快乐的活动带来愉悦的感受，对心灵的影响甚巨。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少人从事这项娱乐消遣。它带来的好处可是说不尽呢！”[63]身处在更为拘谨的清教时代，布朗不建议再举行“农神节”，只要在“合理且固定的时间”规律地跳点舞就可以了，最好是“餐后找个方便的时间，大约一个小时”。[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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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世纪后，伟大的资本主义预言家亚当·斯密也推广庆典与艺术活动，认为它们能缓解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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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导致社会反感或产生猥亵行为，国家应该放宽限制，鼓励相关从业者以绘画、诗歌、音乐、舞蹈……来娱乐大众。这么一来，我们就能轻易驱除大多数人民的忧郁情绪。[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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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顿、布朗、亚当·斯密都把庆典当成忧郁的解药，不论他们是出于猜测、怀旧还是个人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发现了重要的事。不过，就我所知，当今还没有人试着把庆典活动当成治疗忧郁的良方，尽管今日的临床医学应该能做出相关的实验。然而，有大量的证据指出，不论是单纯的庆典乃至于狂喜仪式，团体活动在许多文化中都被当作舒缓、治疗忧郁症的方法。在将近两千年前，希腊音乐学家亚里斯泰迪斯·昆体良（Aristides Quintilianus）就观察到：“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生活境况与不幸的遭遇会带给他们焦虑与忧郁。酒神庆典的目的，就是借由快乐好玩的活动，让旋律与舞蹈将焦虑一扫而空。”[66]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作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本身也是忧郁症患者，他也建议大家多运动、多听音乐与改变饮食习惯。[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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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民族的狂喜仪式通常有宗教与治疗的功能（虽然我们不大确定这两种功能是否彼此不相关），这两种功能对治的，应该就是我们现今的忧郁症。以几个差异较大的文化为例。有位民族志学者参与过非洲人的狂喜仪式，他说：“卡拉哈里沙漠的库恩族利用夜晚的狂热舞蹈治疗各种西方人所谓的生理、心理、情绪、社会与精神疾病。”[68]相对于库恩部落，遥远的北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摩洛哥，他们的仪式包括音乐、舞蹈和出神状态，可以用来治疗“瘫痪、哑巴、突发性失明、重度忧郁、心悸、麻痹以及着魔”。[6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基督教国家乌干达，残忍的游击组织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控制了许多儿童，导致他们内心受创、封闭自我，团体舞蹈有助于他们复健。[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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