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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延续狂热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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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年华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让非洲人得以保存传统与宗教。学者无不认真研究讨论，非洲有多少宗教观念与仪式越过大西洋存活了下来。黑奴被迫离开母国的圣殿和圣地，集体崇拜的机会也被剥夺，仅存西非宗教与习俗的记忆。然而奴隶主认为，奴隶就跟家畜一样得费神照顾，还得挪出空间安置。这些失根的非洲人撷取了一点基督教元素，再混合记忆中家乡的宗教，创造出新的宗教：巴西的坎东布雷教、加勒比海的伏都教、萨泰里阿教、欧毕教（Obeah）、尚戈教（Shango）。北美的黑人教会不断地从白人教会吸收元素，但仍保存非洲的音乐风格和集体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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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都、坎东布雷与萨泰里阿等宗教的黑人信徒，表面上会崇拜天主教的圣人，暗地里却把他们当成非洲众神灵，从神学上来看，它们是“融合”、“混血”的宗教。但我们更关切的是这些宗教的集体仪式，从远古宗教的风格来看，它应该类似于狄俄尼索斯庆典。这些狂热宗教包含舞蹈仪式，参加者身体随着音乐律动，借此进入出神的状态，仿佛感到自己被附身或与神融合。对多数的欧洲观察家而言，这些会让人出神的舞蹈仪式，看起来像是疯狂、放纵的举动，充满情色意味。举例来说，1929年有本海地小说记下了激动的伏都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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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的红光下，月色显得苍白，黑色的肉体跳跃、尖叫、扭曲。个个血脉偾张、性欲高涨、鬼哭狼嚎，喝得酩酊大醉，跳得头晕目眩，庆祝他们黑色的农神节。他们的头诡异地向后摆动，好像脖子断了一样，白色眼珠和牙齿闪闪发亮。随着活动进行，男男女女各自捉对离开圆心，仿佛再也控制不了情绪，纷纷逃入森林分享、满足他们的极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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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对狂热体验又爱又恨，他们都同意，事实上，伏都和坎东布雷的教徒专注又有纪律。本书一开始提到，民族志学家阿尔弗雷德·梅特沃非常不安地怀疑，伏都的信徒是否患了歇斯底里症。他精确的观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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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仪式像是一种困难的运动，需要运用全身的力量，不容许个人做出乱七八糟的姿势。在整个祭典中，通过不同的仪式，神明会数度被召唤出来，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所以信徒若要达到出神的境界，一定得遵守严格的规则。神明应该附身在主办者的家族成员身上，如果随便找人附身，这个神就会被“请”走。[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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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者要经过训练才知道如何进入出神境界，以及什么情况下神明会来附身。有位研究加勒比海文学的学者如此描述伏都仪式：“这种（附身）的经验、突然涌上的交流感受，不是精神分裂的症状，也不是病症，而是严格训练与学习的成果。不是每个人都能被附身，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回应神的要求与期待。”[56]很多白人都错了，这些地区性的宗教狂热仪式不是疯狂轰趴，而是依循古老传统，精心孕育出的宗教“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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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的宗教仪式多半受到西非文化影响。[57]在加勒比海地区，由于欧洲人输入非洲奴隶，地方宗教所传承的狂热仪式都是来自非州。至于当地的原住民加勒比人与阿拉瓦人（Arawaks），他们被欧洲疾病传染，又被欧洲人虐待，一一死去，显然不适合当劳工。欧洲人十六世纪抵达巴西时，发现坎东布雷教徒也借用了印第安原住民的狂热仪式。早期法国的旅行者发现，巴西的印第安女人（不清楚是当地哪一个部落）聚在一起，围成一圈唱歌与跳舞，接着口吐白沫，“忽然被恶魔给附身”。[58]巴西的非洲人努力维系传统，比如坎东布雷教是传承自约鲁巴与达荷美族的传统，他们认为附身是必要的仪式，这样才能把非洲的神明召唤到这里来。[59]奴隶不能逃回非洲，但宗教能把非洲送来，至少让他们在回忆中体会到自由。一位十九世纪的观察家写道：“唱歌跳舞时，他们忘了自己的病痛与束缚，只记得他们的家乡和自由的时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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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嘉年华一样，在整个十九世纪，零星散布各地的宗教也成为抗争者的基地，从欧洲人的理性观点来看，原因很清楚：通过宗教仪式，奴隶找到集会的借口；宗教团体让隶属不同主人的奴隶得以组织起来；宗教训练有助于培养领袖，男女都有。因此，坎东布雷教成为十九世纪巴西的“革命中心”，[61]古巴岛上的奴隶起义，也与萨泰里阿教的集会活动有关。特立尼达则是以欧毕教为主，几次起义都是由宗教领袖与教徒带领的。[62]海地各大教派所鼓动的革命最壮观也最成功。[63]伏都教徒常在晚上举行舞蹈仪式，以此召集奴隶，在1803年海地独立之前，法国殖民者不断查禁这类活动。革命领袖之一，桑巴·布克曼（Samba Boukman）本身是伏都祭司（houngan），是非洲神明“洛亚”（loa）的代言人。海地人在狂热舞蹈与出神境界中，回忆起自由的感觉，这是他们起义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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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狂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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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殖民者压迫的人起而反抗、维护传统，但这不代表他们是保守分子。人类学家注意到，在殖民帝国统治下，人民反而更想发展新的、具挑衅意味的狂热宗教。我们应该把地方教派，如伏都教，当成新兴宗教，毕竟它混合了非洲与欧洲的宗教元素。许多类似的新兴宗教寿命不长，但多少都是要反对白人的统治。在殖民政权的协助下，传教士消灭了当地的宗教习俗，捣毁神殿，把小孩拉进教会学校。结果，当地人还是放弃教会，宁愿去参加“魔鬼仪式”，可想而知传教士们有多么失望。对此，人类学家大多认为，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被殖民者借由狂热的崇拜仪式，以逃避他们真实处境中的恐惧。因此，集体的狂热活动可说是一种逃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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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解释，从欧洲人踏上新大陆之后，狂热的千禧年教派不断兴起，当中很多都延续到今日。在非洲，有些独立教会采纳了这种组织形式，和零星散布在美国的教派一样，结合了基督教与地方宗教元素。这些教堂经常由女性领导，“与传教士设立的教会唱反调，信徒穿戴着白色的披肩与头饰，在鼓声伴奏下，反复吟唱。他们还强调神灵的治疗力”。[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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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狂热仪式回应白人的征服，这个全球性的现象遍及印尼、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北美和非洲。在北美，威斯康星州北方的梅诺米尼印第安人（Menomini）在1879年创造了“梦幻之舞”，其核心仪式便是围绕着一个象征圣灵的大鼓：“敲打的节奏渐渐加快，全场气氛达到最高潮，舞者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感觉所有人融为一体。”[65]1860年后，原住民还兴起“神鬼之舞”，从派尤特族（Pai-ute）开始，传到夏安（Cheyenne）、肖松尼族（Shoshone）、苏族（Sioux）等部落。在这种舞蹈仪式中，核心的活动是引导众人进入出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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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鬼之舞的参与者，不论男女，都会彩绘自己的身体，上头的花纹代表他们接收到的神秘讯息。众人围着一个圈圈，双手手臂靠在左右两旁的肩膀上，一跳起舞来，节奏律动便会传到每位参与者的身上，仿佛所有人合为一体。随着舞蹈进行，个人的情绪马上传递到彼此身上，众人一起进入狂喜与出神的境界。这个舞蹈通常都在晚上举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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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原住民发动更剧烈的革命。以毛利人（Maori）为例，在英国统治下，他们原本已改信基督教，但1864年，他们创立了自己的吼吼教（Hau-hau）。英国的拓荒者原本打算从事农耕来赚钱，但土地上却住了毛利人。英国人很不满，决定用非基督徒的方式对付毛利人，把他们从村庄里赶走，上千人因此流落在外、饥饿而死。毛利人拿起武器反击白人，还集体脱离教会。他们一起投入新的吼吼教，它结合传统信仰与一些传教士的教诲，唱的歌曲则“掺杂着希伯来语、英语、德语、希腊语和意大利语”。同样地，它的核心仪式也是舞蹈。意大利的民族志学者维托里奥·兰泰尔纳里（Vittorio Lanternari）写道：“为了让参与的人达到狂热的状态，所以要一起跳舞。”[67]想入教的新人得先围在圣柱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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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炎热，新人们非常紧张，信徒的喊叫声与舞者急切的步伐声反复回荡，他们渐渐被催眠了。众人抬起他们的身体，接着往空中抛去，直到他们失去意识。他们醒过来后，便有资格入教，立即加入打击英国人的行列。[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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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十年中，许多人类学家和学者都不愿深入研究这些仪式，甚至对此感到厌恶。毕竟，跟传言不同，围成圈跳舞不能让人枪炮不侵，也不能使殖民者乖乖坐上船离开。从典型欧洲观点来看，这些都是“非理性”的行为，恐怕都是心理疾病。[69]人类学家露西·梅尔（Lucy Mair）发现，千禧年的狂热教派的脑中充满“幻想”，常常会“歇斯底里”，这些都是心理疾病患者常见的症状。[70]兰泰尔纳里比较有同情心，但他也认为，被殖民者的狂热教派是“集体性的精神病”，是“逃避的工具”。[71]当代社会学家布莱恩·威尔逊（Bryan Wilson）讲得更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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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崇拜（Cargo Cults）等落后民族的行为，常伴随观察者所谓的歇斯底里与疯狂状态出现。无疑，某些环境可以引发这些反应，但我们无法说这些不是自发的举动……顺道一提，从社会学来看，这些举动实际上唯一可以带来的救赎，是精神上的安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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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心理学家来解释的，不是“落后民族”的仪式，而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欧洲传统论调。毕竟，对于中世纪的嘉年华暴徒来说，被殖民者叛逆的舞蹈仪式并不奇怪。附带一提，十六世纪德国的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本来能在明斯特街上得意洋洋地跳舞，后来却被“正宗的”新教徒制止。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西方人对革命概念的认知有极大的转变。中世纪欧洲的农民，就跟十九世纪全球的被殖民者一样，认为革命是一种骤然巨变，从社会底层发起，目标是废除可恨的阶级，“把世界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后，欧洲专制君主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警察机关，发动革命变成非常吃力的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同样地，任何人要发动战争，则需要有纪律的士兵与战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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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认为，到了近现代，革命要成功，起事者得具备精进、专注、自制等性格，就如加尔文不断灌输的教诲。一些西方成功的革命者显然就符合这些条件，比如先前提过的英国革命领袖克伦威尔。他本身就是加尔文教徒，治军严格，一再地申斥士兵不可贪图玩乐。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讨厌集会时没有秩序，尤其是吵吵闹闹的人群，但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实在很难避免。[73]他的革命伙伴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说到，理想的革命家一定要符合清教徒的标准，“择善固执、体察人心、节俭单纯、重荣誉、保持清醒，不可感情用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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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式的革命精神强化了西方人对于被压迫者与被殖民者狂热仪式的厌恶。这当中还有许多面向。通过拘谨、强调军事化的西方革命精神，二十世纪中期几次反殖民运动因而成功。不过这种精神却可能使领导者走向独裁，他们害怕无秩序或非理性行为，一步一步成为暴君。我们可以从效益主义的角度来说明狂热仪式在西方革命中的重要性。就功能上来说，这些仪式成功地使参与者产生强烈的团结感受（许多文献都证明这一点），政治行动要有效果，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让众人团结一致。就算参加者怀抱的是“幻想”，或只是出于“狂热”，都能加强运动的效果。借由伏都附身仪式，农工与神合而为一，卖菜的女人另一个身份是女祭司，他们都是可怕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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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方人认为狂热仪式只是无关紧要的消遣，与“国家大事”无关，那么白人统治者何苦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活动呢？唯一的解释就是，白人统治者自己是“非理性的”。殖民事业长久以来的共同特征，正是这种“白色歇斯底里症”，只要有他们的地方，当地各种大小宗教和神秘活动就会被严厉地打压。在非洲，只要是“异教”、“过于热情”、“具有非洲风格”的宗教活动，殖民政权一概禁止。首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基督领袖是刚果女性唐娜·碧翠斯（Donna Bea-trice），但在1706年被比利时人活活烧死。[75]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比利时人判处另一位争取独立的非洲先知西蒙·金布古（Simon Kim-bangu）终身监禁。英国人则是骚扰非洲的守望台组织（Watchtower movement），因为该组织的成员会在夜晚打鼓、吟唱与说方言。[76]在美洲，十八世纪末，特立尼达的英国总督开始调查欧毕教，相关人士都被烧死、吊死或割掉耳鼻。[77]拿破仑指示海地当局，一定要根除伏都教；[78]葡萄牙的殖民政府骚扰并压迫坎东布雷教徒。[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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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查禁地方宗教，只是因为信徒的歇斯底里表现，或情绪太过激动。“神鬼之舞”对白人根本没有直接的威胁，他们的教义甚至包括“不得伤害任何人”、“不得打斗”等道德律令。[80]但显然地，美国政府不觉得这些人是和平主义者，还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纷乱归咎于1890年苏族的反抗行动，当中还包括惨烈的膝伤河（Wounded Knee）大屠杀。这也难怪，一想到十九世纪末死去的印第安同胞即将归来，神鬼之舞的信徒就会变成威力无比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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