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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第九章/法西斯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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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可以说是后庆典时代，群众还是会大量地聚集在一起，希望能体会到合一、提升的感觉，至少也会把集会当成消遣活动。这样的场合可能是体育活动、演唱会、戏剧演出、游行或名人公祭这类公开仪式。现代所有大型集会中，最恶名昭彰也最讨人厌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群众大会与宣誓活动。这些集会之中，尤以纳粹每年在纽伦堡举办的党代表大会最甚。目击者提道，数十万名纳粹的忠实拥护者聚集在一起，追求“狂热”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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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中，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体会到希特勒成功的原因，“二十世纪德国人的生活单调乏味，他们以罗马教会为典范，再创了炫目、多彩、神秘的集会活动”。[1]纳粹党代表大会为期一周，没有任何讨论或思辨的流程，以免干扰“神秘”的效果，只有游行（主要是士兵和纳粹领袖）、军事操演和激励的演说。晚上的活动才是高潮。纳粹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设计了一座巨大的石柱运动场，顶头还有一只巨大的老鹰，纳粹的旗帜到处飞扬，还有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照亮运动场。[2]“在明亮的夜晚里，”夏伊勒相信，“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卸下内心与灵魂的武装，到达日耳曼人所知的最高境界……在神秘的灯光下，那个奥地利人神奇的声音一出现，日耳曼民族完全合而为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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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奥地利人当然就是希特勒，在精心安排下，他的进场与演说充满戏剧效果，是全场活动的高潮。根据夏伊勒的报道，希特勒一进入大会会场，乐队便停止演奏，全场肃静。乐队倏地吹起巴登进行曲（Badenweiler March），这是希特勒进场的专属乐曲，当“强光打在舞台上时”，接着演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Egmont Overtune）。[4]他的演说可能只是一串口号：“流遍祖国的鲜血！”“我们牺牲的英雄！”等等，过程中，热情逐渐升温，众人狂乱了起来，不断重复高喊“胜利万岁！”（Sieg heils）。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敌对的法国大使安德列·法兰索瓦·庞瑟（AndréFranois-Poncet）也忍不住惊叹：“热情渗透了这个古老的城市，非凡的喜悦占据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他们身上满是浪漫的热情、神秘的狂喜与神圣的幻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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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的，除了狂喜的群众对着领袖疯狂高喊“胜利万岁”的画面，还有无数受难者的坟冢以及饥饿的身躯。纳粹党代表大会成为现代集体欢腾的象征，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的观点。涂尔干曾深深着迷于“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现象，但在林霍尔姆看来，涂尔干“太天真了”。林霍尔姆指出：“当代群众运动在社会心理学界留下极大的阴影，学者备受打击，无不把集体欢腾视为恶魔的化身。”[6]历史学家麦克尼尔补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世界对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非常反感，同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姿势、动作都令人担心。”[7]最近有些修正派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法西斯主义的危害使得社会学界的人认为“群体本身就是危险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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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学界的人也认为，光“纽伦堡”这个字就让群众变得歇斯底里，再加上演技绝佳、魅力无比的演讲者，这群人什么暴行都可能犯下。在网络上搜寻“纽伦堡集会”，找到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有各种令人兴奋的大型活动，有人就用这个词来嘲讽超级碗、摇滚演唱会和奥斯卡颁奖典礼。一位左翼分子描述右翼的以色列集会是“犹太人的纽伦堡”；[9]有个不太好笑的脱口秀主持人评论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纽伦堡代表大会，每个人的笑声就像在高呼胜利万岁。”[10]1968年，《纽约时报》一段文章批评滚石乐队演唱会“根本就是纽伦堡！”[11]小说家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pstein）思索何谓运动狂热，包括他自己对棒球的热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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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瓦解、超越、万众一体、人我合一的感受。这样天真、返璞归真、返老还童的喜悦，难道不存在于纽伦堡大会的回响声中……再者，“裁判去死”这股冲动不亚于“杀了犹太人”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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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泼斯坦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创见，那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早在弗洛伊德研究之前……人人都知道，加入群众，就是允许自己回归原始本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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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知识分子开始谴责群众运动，也不过在纽伦堡大会之前一百五十年，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纳粹非常不同，几乎是完全相反。法西斯大会赞扬暴君，法国大革命则是要推翻暴政。法西斯主义用最粗暴的方式体现政治权利，法国革命孕育出当代左派的概念，政治立场从此有了“左”与“右”之分。对比纽伦堡大会与法国大革命决定性的行动（如攻占巴士底监狱），两者之间只有一点点的相似处：都在户外，都有大量的人民集结，都是“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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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起义群众还算温和（即使他们是民主先驱），但他们的行动如浪潮，震惊了所有欧洲宫廷和庄园。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多数饿着肚子，只想要点面包，结果就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业余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回顾十九世纪末期后，他认为，群众发起革命的理由，例如争取食物或讨厌旧政权，都不是理性的。他们单纯就是疯了，因为群众的本质就是疯狂。个人一进入人群，“就进入特殊状态，就像被催眠一样，在催眠师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觉”。在当下，大脑就会“麻痹”，“人开始无意识地行动，成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奴隶”。[13]现场集合的不是“众人”，而是一堆神经组织，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原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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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成为历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畅销书，他并没有见证革命，也没有参考任何历史学家或目击者的说法，但他的描述仿佛就像站在阳台上观看一样。他的书充斥着我们今日会直接当成歧视的论断，举例来说，他认为群众“像女人一样”不理性，容易走向极端。[14]他也不认同低下阶级发动的热血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争取的平等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主。他写道，同时代的那些群众，纯粹只是“想要彻底毁了现存的社会而已”。[15]尽管如此，这些意见并无损勒庞的权威，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弗洛伊德对集体行为的看法都传承自勒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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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既定看法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衷心地在纽伦堡为希特勒欢呼，或为了面包在法国发起革命，都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热仪式没两样。早期的传教士认为，狂喜的“野人”是被恶魔附身了。后来心理学家说，群众中的个体都被“去个人化”了，退化成幼稚的状态，完全凭感觉，极容易被牵着走。恶魔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多了科学的解释。弗洛伊德年轻时在巴黎观察街上的群众，他写道：“我相信他们被一千个恶魔附身了……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流行病的人，历史上的暴乱都有相同问题。”[16]作为个人，我们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恶魔就来搅和了。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恐怖统治。它们连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战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礼仪式，一起被归为狂野、有杀人倾向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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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嘉年华、狄俄尼索斯的祭典相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集会也是一种集体欢愉吗？人们聚会、举行仪式和庆典，一同追求超越、放下自我的体验，是否会失控出现暴力行为，让整个活动走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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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个重要的区别谈起。大型的法西斯集会并不是庆典或狂喜仪式，它们是由一小群领导者规划的党代表大会，是为了教化众人。这类政治集会有段庄严的历史，它至少可以回溯到罗马帝国，领导者借着圆型运动场（circus）和雄壮威武的游行来提升公民的忠诚度。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利用多彩多姿的庆典和游行活动达到同样效果，由穿着华丽的教会官员带头，众人抬着圣人的塑像游街绕行。在大型的集会中，行进队伍会带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罗马人则是带着铐上锁链的囚犯和牢笼里奇异的野兽，但那些只是装饰，整个活动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聚在一起。到了电视时代，播报员也会慎重地提醒我们，上亿人都在观看足球比赛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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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中，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记下了游行的过程，片中所呈现的气氛，明显不是庆典。片中大多数的“动作场面”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列队穿越街道和公共场所。一般民众的画面也不少，穿着传统服饰的女人快速经过，上千名国营事业的员工穿着制服编组行进，铲子则放在肩上像扛步枪一样。其他的场景多半在晚上，高官排成长长的一列，轮番演说，伴着大量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是行进曲。这就是整部影片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确定那是否算得上是一部“电影”。如同许多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集会一样，纽伦堡大会唯一展示的是军队，它是唯一合法的集会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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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二十万人参加了纽伦堡大会，他们来这里要做什么——在街上列队，当希特勒的车队经过时，微笑、欢呼、行纳粹礼。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一字排开守在街上。换句话说，他们唯一的角色是欢呼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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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想，《意志的胜利》里的群众还有其他功能，毕竟电影是由各个游行场面组成，他们是党代表大会场景的一部分，更别说希特勒和他的党羽非常享受从高处俯瞰集结的群众。即便如此，个人的角色也只限于群众中的小螺丝钉。男人或女人只能做出伸直手臂敬礼的动作；当希特勒的敞篷车经过时，只要稍微在众人当中往前移动，就立刻会被一群警察逮捕。每天党代表们一开始行进时，群众就集结在定点，再度等待与观看，像是上剧院一样，但没有座位。他们非常规矩，不敢乱动，实在不可能把他们与二十世纪的运动迷和摇滚乐迷搞错。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 L.Mosse）如此描述：“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礼拜仪式中，他们就像演员一样。”[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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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典活动中，观众和群众的角色不同。在群众里，人们意识到其他人出现的意义，正如勒庞的猜测，有时候也会受到其他人鼓舞，做出自己不敢尝试的举动。相反地，理论上来说，观众不需要彼此照应，对方只是一群不相干的人。演讲、表演或大型集会吸引观众前来，在一片漆黑中，他们彼此被隔离开来，还被警告勿和旁人交谈。法西斯大会应该是要助长团结和归属感，但就实际流程来看，其实是把全国的人都找来当观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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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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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讽刺的是，勒庞并未注意到，二十世纪法西斯大会的原型是法国大革命。他着迷于群众自发性的行为，还加上许多想象，但无视于许多大型爱国集会背后其实有组织良好的派系。这些人大多数都很冷静，为了夺权或维护权力而规划集会活动。就法国大革命来看，我们应该小心区别官方的组织集会和自发性的庆祝活动。大型的爱国集会主办者宣称举办的是“革命庆典”，但这类活动不是延续自传统的嘉年华庆典，当中也没有兴奋的街坊民众。事实上，主事者不打算深化传统，爱国集会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反对和取代生动的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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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国大革命来看，它本身包含很多节庆式的群众行为。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有不同的见解，但他们至少都同意，这场革命带有“酒神节”或“农神节”的特色。1789年到1794年间，欧洲下阶层的传统嘉年华达到历史高点：人民规划庆典，设立象征符号（例如五月花柱），成为革命的温床。他们用政治起义作为庆祝的场合，穿着象征工人的翻领短夹克（carmagnole）在街上跳舞、唱革命歌曲、大吃大喝。就连变装这项嘉年华传统也出现了，市民戴着三色的革命徽章，穿着低下阶级的服装。1789年，为数众多的女性抗议者在凡尔赛宫前游行，据说，队伍回程时，由一个小女孩打鼓领头，让这次游行变成游街庆祝活动：“渔妇坐在大炮上，其他人戴着士兵的帽子；酒桶放在火药桶旁；枝丫插在枪托上；欢笑、叫嚣、喧闹声此起彼落。这趟旅程的热闹景象，只有古代农神节可以比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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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那几年，权力是个棘手的东西，取得或短暂拥有它的团体都很烦恼，该怎样调和民众的能量，不让这力量反过来和自己作对。平民自发的行动推翻了国王，促成国民议会上台掌权，但并非就此长坐江山，特别在饥荒时期，人民也可能再次发起行动反对国民议会，或对付里面的派系。早在几十年前，卢梭就建议以公开庆典作为团结民众的方法，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也充分意识到，需要找其他活动来取代名声败坏的王室与天主教庆典。众人都同意，与其让人们在街上跑来跑去，不如让他们站在路边，看着官方挑选过的游行队伍行进，当中包括老人和男孩、精心绘制的旗帜和成列的军队。这就是“革命庆典”背后的动机。不让民众跳舞、喝酒、送秋波，让他们听演说，有时齐读人权宣言，当中没有狂野和自发性，取而代之的是严肃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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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官方革命庆典的人，对传统庆典、嘉年华总是抱持敌意，显然这些人有其他考量。某方面来说，组成国民议会的革命派知识分子，也是被“传统”和许多旧式体制排挤的人。他们废除传统的教会历法，取而代之的是自己发明的月份，例如牧月（Prairial）、热月（Thermidor）；十天为一周，星期日称作十日（décadis）。对革命政权而言，嘉年华时节“纯粹出于古代王室的偏好，只为了搞些吵吵闹闹的活动”，活动中充满迷信，是“神棍”的温床。[19]这些都要扫荡一空，革命中理性与不可动摇的价值才能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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