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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娱乐众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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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个派系举办的法国大革命庆典，军队随着进行曲游行，是当中最重要的活动。行军作为娱乐场面，这个想法可回溯到革命之前。早在十七世纪末期，路易十四就将阅兵与操练纳入宫廷仪式。[32]比较民主的瑞士于1760年就开放让民众观赏军队行进，“作为一种国家庆典”。卢梭也敦促法国人效法瑞士。[33]如我们先前提到的，革命派对此很热衷，把军队游行发展为展现民族主义的必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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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游行能成为富有教育意义的场面，要归功于法国大革命两个世纪之前，奥兰治亲王毛里斯高度纪律的军事操练。中世纪后期军纪散漫的士兵摇摇晃晃走过街上，大概没什么娱乐价值，但操练过的士兵就不一样了，不管有没有音乐伴奏，他们都能够整齐划一、踏着精准的步伐行进。在军乐队的伴奏下，军队游行更令人兴奋，尽管观众在街上或体育场里不能有太多动作。早期欧洲军队要振奋士气只能靠短笛和鼓声，军乐队来自伊斯兰世界，十八世纪初期才来到欧洲生根。欧洲人从土耳其得到大鼓、铜钹、铃鼓还有服装风格。为了加强视觉效果，皮肤黝黑的土耳其乐师缠着丝质的头巾，穿着颜色鲜艳的制服。历史学家斯科特·麦尔利（Scott Myerly）说，军队游行因此多了“东方异国情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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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后的军队成为大型集会的场景，拿破仑战争则创造了这项需求。拿破仑的军人谨遵守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精神：人民不再只是国王的附属品，而是国家的公民。什么是国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看法令人信服。他认为，享有共同血缘、语言与传统的人民，不见得就可以组成国家，许多追求团结的国家，例如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和德国，就缺乏其中几个要素。同一个地区、同一种族，不见得就会“自然”形成国家，那是需要费力建立的。古往今来的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那是一种神秘的统合概念，其中包括符号（例如旗帜）、纪念碑、共同的经验（例如革命或战争）、歌曲等。雅各宾党召集作曲家为国家庆典写出新的军乐，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在“建构国家”。有趣的是，1795年法国政府选定的国歌，不是受到大众喜欢、让人翩然起舞的革命歌曲《成功在望》，反而是适合行进的《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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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便是由想象的共同体所激发的情感。在象征性符号的催化下，民族主义通常会激起牺牲、超越的精神，许多学者认为这与宗教非常类似。这种“新兴宗教”一成立，马上就可以激荡出强烈的手足之情，它的仪式最能凝聚这种感情，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庆典的主要目的。革命时期的象征仪式，如复诵爱国誓言、请年轻的女孩扮成自由女神坐上花车，这些都消失了，爱国庆典后来只剩下军队游行。拿破仑战争时期，这股风潮席卷欧洲，各国纷纷举办这种宣誓意味浓厚的活动。麦尔利提到，拿破仑战争开打不久后，阅兵就变成英国“重要的娱乐方式”，与军事无关、更亲民的集会越来越少。[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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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表演者，军人也开始打扮，以适应这种新角色。十九世纪前，军人都不愿穿上一致的服装，他们多数是佣兵，穿了就很难开小差。拿破仑战争一开打，制服却流行了起来，就军事上来说，它有助于分辨敌我。不过，十九世纪制服上擦得闪闪发亮的铜扣，容易成为敌人瞄准的目标，但这个缺点不碍事，表演的效果比较重要，毕竟军人在战场上的时间不多，大多都在游行让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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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而然，表演中最亮眼的，就是穿着鲜艳制服与戴着华丽头盔的军人。在今日巴黎的军事博物馆，人们会发现，十九世纪军人头盔上装饰的熊皮和羽毛，足足让人多一英尺高。这种服装不只在战争中非常笨重，隔三差五地还会在游行活动中造成反效果。麦尔利提到：“威灵顿公爵戴着第一侍卫专用、将近两英尺高的熊皮头盔，上面还插着大根的鹅毛参加阅兵……在上万的观众和军人面前，一阵风吹来，公爵就这么摔下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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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相比，英国人也同样热爱列队操演。1811年的温布敦阅兵典礼，二十万名观众慕名前来观看两万个军人踏步。1830年，为了彰显国王的荣耀所举办的阅兵大典，民众更是“多到无法形容”。[37]除了精心设计的列队操演，士兵一般的勤务，如卫兵交接，也能吸引好奇的观众。一名爱丁堡的律师回忆道：“1803年战争期间，从某角度上来说，每个人都变成军人了。男人讲的、想的都是操演和阅兵。”[38]女人则被穿着华丽制服、骑着骏马的年轻军官所吸引。每个人都跟着军乐摆动，有位观众说道：“它让我们血脉偾张，充满美好的想象。”[39]就连社会学家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也赞扬公开的军事操演能够促进观众的团结感：“人们在合一与袍泽精神中感受到力量。”但他也讽刺地说：“实际上，这种团结的感觉是国家带头发起的，而不是人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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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面上看来，列队操演也是一种嘉年华。有“扮装”——就是军服，瑞士禁卫队的军服就是取材自嘉年华丑角的装扮。也有“舞蹈”——就是行进，士兵也是跟着音乐做动作啊。时至今日，行进与舞蹈交互影响成为一种表演形式，举例来说，美国的节庆场合一定会有的仪队跟啦啦队表演，以及黑人大学生专属的踢踏舞（stepping dance）。虽然如此，列队操演与传统嘉年华的目的完全相反。传统嘉年华旨在嘲讽社会阶级，列队操演却是要强化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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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的狂欢 以游行集会作为统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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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爱国集会活动越来越精彩，年轻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然受到熏陶。他们俩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感受到列队操演和军队游行电流般的威力。他们也很熟悉勒庞的理论，但不知他们是否特别注意到其中最危险的想法。勒庞认为，群众具有疯狂且不可预测的特性。但是要走上独裁之路的两人，都乐于用他的理论来训练自己成为群众的领导者，并且学习如何说服群众。[41]勒庞断言，正因群众不理性的特质，“意志坚强的人便懂得如何利用他们，让他们逃不开掌控”。[42]通过一些简单的煽动技巧，例如不断宣讲直白的概念，领导者就能依他的意愿改造群众。描述集体疯狂时，勒庞还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群众为例，却没注意到他们是为自由才起而反抗。勒庞坚持：“在群众的灵魂中，想要被奴役的渴望，远远超过对自由的渴望。群众热爱服从，只要有人宣称自己是主人，他们马上投怀送抱。”[43]对于正在学习当个独裁者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至于勒庞的另一段话就不用放心上了。勒庞也观察到，想要借由操弄暴民、掌握权力的人，“容易激动、过度紧张，精神时好时坏，在发疯边缘”。[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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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认为，集体欢腾与邪恶的法西斯两者脱不了关系，但事实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不是借由勒庞所担心的暴民行动取得政权。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民”，都是单纯的小老百姓。但在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主事者则是通过准军事组织行使暴力——在德国是自由军团（Freikorps）与褐衫队；在意大利是精锐部队勇敢者（Arditi）和黑衫军。他们消灭与之敌对的社会主义分子，威胁自己国家的人民。反对派的领袖不是被暴打就是被暗杀，办公室还被炸掉。反对派一举办游行，法西斯就派流氓去闹场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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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来说，大型集会不只为了鼓动人民以进行战争动员，更是治理的工具。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极权国家，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气氛，但这也不代表独裁者禁得起罔顾民意的后果。1789年会爆发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波旁王朝的君王把法国当成是私人财产。法国大革命给后世执政者最大的教训就是：哪怕人民对国家大事一点影响力也没有，也要鼓励他们认同国家。当时新兴的媒体——收音机与电影，成为政府宣传法西斯思想的利器，但这两者无法让人民觉得自己直接参与到政治，而大型集会的功能就是创造一种参与的假象。阅兵可以展现国家的实力；独裁者发表演说，借机宣布新的政策，现场人民则欢呼表示支持。谁想要民主投票？过程繁复又会引起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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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定期、频繁举办大型集会是必要的，新日历上的国家法定假日一到，就一定有活动。据我所知，虽然没人算过这些集会的花费，但一定非常庞大，光是大多数民众停工一天，国家的损失就很大。大型集会如此频繁，林霍尔姆评论道：“希特勒要将德国变成一个巨大又长久的大型集会。在万众期待下，压轴演出的，当然是他本人。”[45]当时某位观察家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墨索里尼的大型集会是“法西斯意大利的主要产业”。[46]意大利乡镇的市场和德国都市的中央广场，以前都是用来举办生动活泼的嘉年华与宗教庆典，今日则成为新民族主义的大舞台，背景则是意大利的古罗马遗迹，以及两国新建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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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雅各宾党人一样，纳粹和法西斯也讨厌其他形式的庆祝活动或休闲娱乐。众所周知，纳粹禁止了摇摆乐，他们非常忧心，种族音乐的节奏居然如此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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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哪种场合，音乐的节奏都不可以如黑人音乐般激烈（如爵士乐），演奏时也不准有个人独秀桥段。爵士乐曲只能有百分之十的切分音，其余必须是自然的圆滑奏。音乐里不得有原始种族音乐里那种歇斯底里的反复乐句。德国人不应演奏即兴重复，以免被黑人的本性影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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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传统的教会娱乐活动，毕竟它们可是正正当当雅利安民族的传统。1939年，纳粹党报上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对圣诞节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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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俗和大众观点两者来看，圣诞节理所当然是祖国的节庆……虽然如此，我们也必须体会到，所谓的圣诞佳节，不只是要让国人从事低俗的娱乐活动。战前，酒吧常举办综艺之夜，最受欢迎的是抽奖以及让军人演搞笑剧，光靠这些活动国家怎么会强盛？另外，魔术、吞剑这些表演都要禁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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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传统节日，纳粹官方看似容忍，但暗地里却大力阻挠。历史学家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写道：“在天主教地区，纳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圣人日、朝圣和宗教游行。”[49]纳粹故意在教会节日同一天安排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强制民众都得参加；或取消节庆当天的火车班次，让大家都到不了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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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庆典传统根深蒂固，法西斯党徒非常烦恼。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时候到了，我们该停止这些仪式、聚会和庆典。”他说，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一年后他正式下令，庆典、游行、嘉年华、纪念日、传统节日、演讲等活动一概禁止，当然与他有关的活动还可以进行。[50]显然这些禁令不是完全有用，法西斯党的秘书阿希尔·斯塔拉切（Achille Starace）只好在1932年进一步禁止晚宴上的综艺秀以及跨年派对。这些活动一点都不“严肃”，人们还因此冷落了法西斯规定的年终纪念日（每年的10月29日）。斯特拉奇的论调与十七世纪加尔文主义者一样，他警告参加宴会的人，绝不可利用大众集会来放松，甚至在聚会后跳舞助兴——法西斯集会绝不会有舞蹈。[51]民众还是可以跳传统舞蹈，但只能在清醒状态下，在“健康”、“充满法西斯象征”的场合进行。[52]《法西斯青年报》提到：“举例来说，罗马人庆祝葡萄酒丰收时，绝不允许当中有野蛮人的活动。他们在欢喜庆祝丰收时，绝不会让色情、放纵的行为污染活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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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虚情假意地说，官方大型集会以外的庆典会耗费众人太多时间，让民众太劳累。[54]忠心的法西斯党员也感到疑惑，国家举办的集会活动不好吗？为什么民众还需要其他的庆典？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夸大自己的成就，认为他们的大型集会产生的心理效果，并不亚于神明显灵。理论上，每个观众都应该全然地失去自我，沉醉在更大的共同体中，也就是国家。在意大利，法西斯领导者希望将所有民众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用法西斯的话来说，就是聚成一个同质的实体，而不只是个人的大集合。[55]希特勒也清楚表示，一定要将大众结合成单一组织，这样的转变对个人是非常有益的：“个人不再有任何专属的空间与权利……个人小确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我们国家社会党的聚会中，讲者和听众融为一体，还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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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宣称大型集会能带来喜悦，不过他们却不让观众和游行者跟随自己的脉搏舞动。集会现场到处都是警察，活动只是照本宣科的流程，参加者都不是自愿的。诺特海姆（Northeim）的纳粹官员强硬地表示：“任何公民都不准待在家里。”[57]希特勒的传记作者约翰·托兰（John Toland）指出：“1934年参加纽伦堡大会的党员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名单几个月前就确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号，搭乘的卡车、座位也都指定好了。纽伦堡周边的城市有一个大帐篷，每个人行军床的位置也指定好了。9月4日的典礼开始前，数千名党员不断排练，务求完美演出。”[58]纳粹上台之前的劳动节庆典，群众很容易失序，“四处游荡、唱歌演讲”，但1933年纳粹上台后的劳动节活动，“劳工们像在工厂里那样守纪律，自动排成队伍、行列、方阵，听从指挥号令，留意分格线的范围：一、二、三、四……”。[59]在意大利，“活动过程中，秩序与时间最为要紧，并依照墨索里尼抵达与离开火车站的时间详加规划”。[60]连观众的服装都有规定，绝不能穿得像去参加嘉年华一样，男人最好穿着代表法西斯的黑色衬衫。法西斯干部还下令，“典礼要简朴，气氛要严肃，绝不可以有铺张的宴会和招待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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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判断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集会对个人的影响。回忆录并不可靠，法西斯集会的目击者经常避重就轻，不愿详谈参加时的感受。当时的媒体受到国家控制，它们的报道也不见得可靠，还可能偏往另一个极端，夸大群众的热情与数量。以1932年的法西斯集会为例，杂志《意大利人民》（Iv Popolo d’Italia）便发挥了它众所周知的夸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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