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2091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1707501254]

1707502092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3.现代早期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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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094 北美洲北部英法殖民地的建立，英国人和荷兰人抵达东印度的贸易世界，标志着漫长16世纪的欧洲扩张达到顶点。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和18世纪40年代之间，欧洲人扩张的冲力大势已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早期欧洲的“优势大进军”在许多方面是一个视觉假象，是后见之明的骗人产物。即使在欧洲人闯入新大陆、入侵印度洋的时候，他们还在严阵以待对付得意洋洋的伊斯兰，他们在政治、军事和商业组织上的成就，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明朝或德川幕府的成就相当或相形见绌。国家缔造和文化创新，不仅仅是现代早期欧洲历史的显著特征，而且是欧亚大陆历史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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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096 当然，正是欧洲人对外围世界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推进，抓住了美洲的巨大新资源，打开了联结东南亚、印度、西非和美洲的远程贸易新通道。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已经创立了全球优势的基础，或准备包围、孤立和征服欧亚大陆的其他社会和文化。例如，完全不清楚的是：他们已经摆脱了对亚洲奢侈品的长期依赖；他们的组织技能——市民的或军事的——给了他们比其他欧亚大陆国家任何特别优势；他们的高雅文化比其他高雅文化产生了更大的物质收益，或给人智力上的优势；或自罗马时代晚期以来把他们囚禁于欧亚大陆远西的地理弱点，已经为海上运输和战争中的革新所决定性地克服。通过把旧欧洲扩大到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世界”，西方已经获得了与伊斯兰世界或东亚一样多元和广阔的内陆腹地。在现代早期时代的后期，这种领土规模的巨大扩展也会带来内部转型，其证据要少得多。欧洲随后的优势通常归因于这种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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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098 确实，与大发现和征服的戏剧性事件相比——直到17世纪初欧洲人都几乎没法接受其后果，该世纪或以后世纪是一个欧洲与欧洲以外世界间的关系更为缓慢变化的阶段。“地理大发现”的意外收获是不可重复的。在欧洲-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限制了进一步扩张的余地。欧洲海洋大国忙于大西洋的竞争，对亚洲的帝国缔造几乎毫无兴趣。同时，与许多后来评论的欧洲生机勃勃和亚洲停滞不前相比，伊斯兰世界和东亚国家表现得更为强劲有力。伊斯兰化文明的范围继续扩展。中华帝国权力的范围在18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印度和中国制造品在西方的声誉达到极盛时期。从这个角度看，1757年后英国征服孟加拉前的一个半世纪，不仅仅是一个欧洲压倒了旧大陆的其余地方的“欧亚革命”的漫长前奏，而且是一个在欧亚主导社会与外围世界之间近乎均衡的阶段，在入侵的欧洲人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几乎均衡的阶段。有疑问的是，这种竞争、合作和共存的全球模式会持续多久？它们是由旧大陆的地理扩张和紧密的经济依存所创造的；若有的话，那么是哪个社会能克服技术上、组织上和文化上的障碍达到一个更普遍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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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00 抱负的限度：在蛮荒世界的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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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02 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欧洲人更专注于巩固他们对大西洋世界的占领，而非占有巨大的新领土。尽管有个别人不屈不挠，但是地理探险的范围总体上相对适度。地球的大片领土在欧洲人的地图上仍是空白——甚至在美洲，在那儿欧洲人之间的国际性竞争最为激烈。尽管哈德逊湾（Hudson’s Bay）的位置在1610年就为人所知，但只是到1682年，热内-罗贝·拉塞尔（Rene-Robert La Salle）才从蒙特利尔（Montreal）沿河全程航行到密西西比（Mississipi）河口。[1]直到1700年左右，人们还普遍认为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是个巨大的岛屿。[2]只是到18世纪40年代晚期，白令（Bering）的亚洲与美洲之间没有陆桥相通的确凿证据才为人所知。直到1750年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在哈德逊湾边缘的陆地顶端外有一块巨大的内陆“西海”（Western Sea）。[3]南美洲的地理更为人所知，但是直到19世纪，更遥远内陆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亚马孙古陆（Amazonia）和巴塔哥尼亚（Patagonia）仍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域。[4]在太平洋，直到18世纪60—70年代库克（Cook）的大航行，欧洲的地理思想仍然被一个大“南方大陆”——特拉澳斯特拉利斯（Terra Australis）——的奇迹所支配。[5]除奴隶商和其他商人光顾的沿海地带外，欧洲人对西非、东非和中非南部（South Central Africa）几乎没有直接知识。因此，1750年，人们仍然相信尼日尔河（Niger）从东非向西流经冈比亚和塞内加尔的河流抵达大西洋——赋予后两者不配享有的重要性——的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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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04 这种巨大的地理盲点，把欧洲在外围世界的活动减少到定居地、矿井和贸易据点，它们由费力贯通的一连串的通道相联结。更广泛的探险部分地被种种技术困难所阻挡：内陆旅行的巨额成本；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人力资本的气候与疾病；当地统治者不愿让间谍和外人进入，唯恐他们会侵害其毛皮或奴隶的重要独占权。在西非，欧洲商人小心翼翼地不冒犯当地统治者，这些统治者乐意用行为不端惩罚他们。他们也不能与统治者掌握的军队相抗衡——达荷美（Dahomey）的例子尤其如此，其战士配备了进口火炮。[6]除了极有限的国家资助外，通常是商业收益或新定居地的期望资助探险活动——一个使人误解的术语，它通常标志着通过当地线人给现存的贸易通道“绘制地图”。但是，经济或人口需求的推动力至多不过是间歇性的。17世纪90年代巴西的黄金热吸收了移民，鼓励圣保罗（Sao Paulo）的拓荒者到处漫游搜寻新发现。[7]但是，在西属美洲，欧洲移民的流入在1625年以后急剧减少。[8]北美的英国殖民化缓慢，直到17世纪70年代——科尔特斯在墨西哥登陆后一个半世纪——才在抵抗经济失败和印第安人的反攻中确保了大陆殖民地的安全。[9]到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的移民生意兴旺，因为那儿的经济前景似乎更好。一份最近的研究说，在牙买加（Jamaica）的白人比英属北美大陆殖民地的白人要富裕10倍。但是亚热带的气候和疾病，当地的疾病和进口的疾病，索取了令人可怕的人头税。在1700—1750年期间，有3万到5万的欧洲移民到达牙买加，但是1752年，那儿的白人人口仅有1万。[10]1700年，在英属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也许有25万白人居民。[11]在大陆上推进的速度是缓慢的：直到18世纪50年代，无所不在的殖民地土地投机者及其在政府里的朋友们，才开始把他们的网撒过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在新法兰西（魁北克）、阿卡迪亚（Acadia，今新斯科舍［Nova Scotia］）、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法国定居者的数量微不足道：到18世纪50年代也许有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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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06 到18世纪中叶，在西属、法属、英属和葡属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裔居民总共在300万到400万之间，也许占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居民的5%。但是，跨大西洋到美洲的移民的绝大部分，当然并非生而自由的欧洲人，而是被奴役的非洲人。一份权威的估计认为，迟至1820年，4倍于欧洲人的非洲人到达了美洲——800万人左右，比较而言欧洲人是200万。[12]在亚热带的加勒比的死亡率也是空前的。像巴巴多斯（Barbados）一样的殖民地，最初依赖从英国来的契约劳工，在1670年以后迅速转变成奴隶制。[13]奴隶制对欧洲移民有着两个重大影响。奴隶制一旦引入，就窒息了种植园经济对欧洲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并且通过非洲疾病的传播，也许增加了那些已经来到这里的欧洲人的死亡率。[14]但是，悖论在于通过促进那些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它最终创造了当地市场（食物、建筑材料和轻工产品），那些后来的欧洲人能赚钱的市场。因为只有集中在奴隶生产的少数亚热带商品上，新大陆的农业殖民地才能赚钱。从17世纪60年代开始，蔗糖生产位居第一，烟草远远地跟着，可可和巧克力位于第三。[15]但是，与秘鲁（越来越少）和墨西哥（越来越多）的银矿的重要性相比，即使蔗糖生产也显得苍白无力。白银仍是主要的美洲出口物，尽管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产量在下降，在1750年以后急剧逆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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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08 加勒比的蔗糖殖民地是欧洲扩张的奇异产物。赚钱的每一样东西——除了土地本身——是从外面带来的：资本、“管理”（欧洲种植园主和工头）、劳工（非洲奴隶）以及蔗糖植物本身，都是从加纳利群岛带到加勒比的。主人和奴隶一样，担忧无处不在：害怕受到欧洲对手的攻击；害怕奴隶起义；害怕遭受报复的或坏脾气白人的惩罚；害怕疾病；害怕风暴和台风的气候。在英属殖民地，如巴巴多斯、背风群岛（Leewards）和牙买加，种植园主假装还生活在英国。他们佩戴假发，身穿毛料，食用许多面包和肉类（大多数是在美洲腌制和运来的）；他们开怀畅饮，可能是口渴难耐，也可能为了忘却。直到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是真正的蛮荒西部。有个总督剪掉了一个抗拒其求欢的女性的头发；另一个总督谴责种植园主的“不自然和怪异的性欲”，在街头夜巡来约束他们的习惯。也许毫不奇怪的是，最后他被包围在他的宫殿里，在一场使用大炮的战斗中，被暴怒的市民杀死。他的继任者因偷窃教会银子而坐了牢。几乎不奇怪的是，当牙买加的首都皇家港（Port Royal）被1692年的地震和洪水所摧毁时，人们把这场灾难归咎于神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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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0 白银、黄金（来自巴西）、蔗糖和烟草——能忍受远程运输成本的高价商品——是跨大西洋贸易的命脉。但是对提高欧洲经济的效率和生产率，它们的贡献仅是有限的和间接的。蔗糖和烟草是消费品，欧洲对其的需求迅速增长（就蔗糖而言，在1750年后增长得更为迅速）。[17]白银和黄金扩展了欧洲经济的货币化。然而，很多白银再出口到东方，以支付亚洲的纺织品、瓷器、丝、茶和香料费用：该时期荷兰和英国向印度出口的商品主要由“金银财宝”组成——白银和黄金。[18]美洲产品并没有为新工业或新技术提供基础：它们刺激了亚洲进口的需求。除了几个有利的场所和行业外，在这个具有商业法规的重商主义时代，美洲经济也不能提供一个有足够活力的出口市场，来催化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在金银、蔗糖和烟草繁荣的美洲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市场，18世纪英国对其出口惹人注目地摇摆不定。[19]但是加勒比种植园主不得不把他们的许多收入用于购买奴隶，[20]相当数量的美洲人口是由奴隶或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半奴隶劳工组成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人口的大部分是微不足道的或被边缘化的。在加勒比，货主、委托代理人和债权人的费用，以及向国内业主的汇款，蚕食着种植园的利润，减少本地需求。重商主义官僚机构的昂贵成本以及一大群贵族官吏和特权商人寡头，可能是这部分美洲意外之财的主要受益者。殖民地产品是欧洲内部贸易的有益补充：因为是一般必需品，它们有助于消除区域不平衡。[21]至少直到1750年，可能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把大西洋贸易世界视为商业旧体制的重要支柱，而不是视为最先进的欧洲经济的工业转型的一个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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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2 实际上，欧洲与亚洲、美洲的海外贸易的模式，反映在“危机时代（Age of Crisis）”欧洲自身经济表现的不平衡。贯穿整个时期的根本问题是人口：人口停滞，并在17世纪因战争影响而恶化；在1700年后人口缓慢扩展。被剥夺了增长着的人口产生的额外需求，贸易失去活力。在欧洲大陆西部和南部的东欧粮食市场凋零，并且随着采用玉米和稻米作为自产替代品而更为减少。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农业生产率的任何普遍增长，直到19世纪饥馑仍是周期性威胁。离开河流和运河的内陆交通仍是不确定、缓慢和昂贵的。大约1750年前，也没有很多通过系统使用技术革新的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迹象——对于欧洲内外的消费者而言，这种规模当然不能显著降低商品的成本。大量的欧洲人，也许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陷入农村的农奴体制的非流动性，这在东欧与俄罗斯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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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4 在这个经济缓慢增长的漫长岁月里，要数北欧的海洋国家位置最好，增进其繁荣。廉价海上运输有助于使专业化和提高效率成为可能。[22]获得广泛多样的贸易商品，包括殖民地商品，让这些国家稠密的贸易网络的利益最大化——商品便捷交易和具有最大目的地数量的票据信用。结果，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是这些优势集中所在地的大型港口城市的崛起——伦敦、汉堡（Hamburg）和阿姆斯特丹（Armsterdam）。在1660—1690年期间，英国的商船队规模增长了2倍。[23]总体上，随着大城市——首都和大港口——以更小城市为代价而扩展，城市化加速。正是在新财富和新生活方式成长起来的地方，消费模式变化最快，对进口食物、药品、饮料、纺织品和日用品最为热衷。[24]也正是在这里，社会生活、劳工和休闲的商业化最为明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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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6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把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变化视为一群商业的、海洋国家崛起而构成一个被欧洲和殖民地的“边缘”环绕的先进“中心”是颇为诱人的，权力、财富和技术专门知识的不同日益塑造了“边缘”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在“中心”国家之中，为商业和帝国的完全霸权正进行着进一步的斗争。[26]然而，尽管“海军强国”更成功地应付了这个时期的经济状况，但是，它们的力量和重要性不应该被后见之明夸大。它们的许多海外商业活动是有风险的和无利可图的，[27]如同皇家非洲公司（Royal Africa Company）、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和荷兰西印度和东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and East India Company）所揭示的灾难一样。[28]欧洲外的商业竞争，以及堡垒、护航和重商主义规章相伴随的基础设施，加重了它们巨大的、有时是毁灭性的交易成本。[29]远程商业活动和军事行动是危险的，并且常常是无效的：尽管有海洋和财政优势，但英国和荷兰都不能完全轰开西班牙的美洲体系。海洋国家的财政设施极易受战争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迟至1745—1746年，索要英国王位的斯图亚特（Stuart）入侵，查理亲王（Bonnie Prince Charlie）在伦敦创造了一场金融恐慌。尽管它们相对老练，有着制造业、商业网络和国家干预、控制的“重商主义”思想，但西北欧的海洋经济也没有享有对大陆腹地经济的明显优势。强调欧洲内陆国家成功抵抗“海洋国家”的支配会更好。在欧亚大陆或全球经济竞争的大舞台上，尽管成功地发展跨大西洋贸易，尽管成功地在美洲的不同欧洲人中找到消费者，但是，欧洲经济的海洋部分只是太过微小，在经济和人口能力上束缚太多，以至于不会在一个前工业时代渴望全球经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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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18 需要这种缓慢增长的欧洲经济，来支撑一个精巧的宫廷、官僚、教会和贵族的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过17世纪初到中叶的大战和内部动荡后，该阶段后期是一个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权威逐渐巩固的时期。农民起义和地区性叛乱事件减少。随着政治秩序发掘得更深，行使更有效的控制，国家开支和税负稳步上涨[30]——尤其是间接税上涨，它大部分落在穷人身上。但是，这种走向更职业化、更有系统的管辖趋势，只是以牢固的贵族权力的根本妥协的代价获得的。在法国，这意味着与外省贵族代理人网络的小心合作。®[31]在英国，贵族拥抱议会政府是建立在身份地位、年金和牺牲公众的选举腐败基础上的。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贵族向君主制效忠的代价，是几个世家大族的寡头政治的统治，是国家保证把农村农奴制作为社会秩序的中心。[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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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0 欧洲大地一个更有秩序的旧体制的逐渐出现，并不隐含着一个工整划分的统一民族国家。“德意志”仍是一个由300多个国家、大多数是巴掌大的小国的拼凑物。由现代比利时（1713年后）、北意大利、匈牙利（1683年后）、中欧和北部巴尔干的领土构成的哈布斯堡君主国，几乎只是不同王国的松散联盟，靠不住地联合在皇帝个人名下。甚至在法国，通过婚姻、外交和征服获得的外省的整合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迟至1720年，巴黎必须粉碎被经济困苦和财政负担所激怒的布列塔尼（Breton）贵族分裂主义者的阴谋。[33]危险地以共同君主为基础的不列颠群岛的统一，在1707年以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而试验性地开始，受到两次苏格兰叛乱的严峻考验，并饱受爱尔兰背叛的威胁。对欧洲远西海洋国家和东欧的“内陆帝国”来说，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边缘省份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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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2 主要旧制度国家取得的政治整合的有限度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对他们在欧洲以外世界的臣民和公民的活动，他们通常缺乏行使真正控制的途径。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是一个战场，是商人游说者、贵族圈和宫廷难分难解的较量场所：结果常常是用“有益的漠视”形式，把殖民者或商业前哨留给他们自己处置。[34]第二，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缺乏任何民族强制感意味着王朝忠诚是政治生活的唯一现实基础。实际上，王朝的特权被捍卫自由与特权的顾问机构或代表机构所削弱。但是，没有旧制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能出口到其他地方，或容易转换到一个异国情调的海外环境里。每个国家（每个单元）的权利与特权的平衡，依赖于被当地利益所继承和捍卫的当地习俗和先例。这种思考方式为到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英国移民者所采用，并有助于解释每一个尝试确认帝国中心权威所面临的困难。[35]结果，人们难以明白任何欧洲国家如何能急剧地扩大海外领土而无须危害国内稳定依仗的微妙的政治机制。不奇怪的老生常谈是，政治评论员强调保留领土紧凑的重要性，以便皇家特权与贵族的、商业的、宗教的、市政的和地区特权间的平衡不会变得完全失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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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4 确实，尽管它代表了一种惊人的欧洲范围的扩张，但是美洲也提供了旧体制国家扩张极限的证据。在英属和西属美洲，帝国扩张的代价是事实上的殖民地自治。[37]当一个富裕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在1676年领导反抗总督的起义（谴责他对帕门基人[Pamunkey people]过于软弱）并烧毁詹姆斯顿（Jamestown）的殖民地首都时，伦敦几乎无计可施。也许幸运的是，培根在建立起反叛体制前就死于“痢疾”（Bloody flux）。[38]对他们而言，国内的帝国政府表现为普遍不愿意派遣稀缺的军事和海军资源来保卫或扩展殖民地占领，殖民地领导人得与众多的喧嚷着吸引君主和大臣注意的国内院外游说团、派系和利益集团相竞争（带着距离带来的所有不利因素）。当然，如果伦敦、巴黎和马德里的政府深为关注保卫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的话，那么便愿意使用武力来阻止敌对国家的干扰：这类紧张导致了1739年的詹金斯之耳战争（War of Jenkin’s Ear），一场加勒比的海岸巡逻队虐待一个英国远洋船长的漫长争端引发的战争。但是，他们通常几乎没有把领土扩张置于宏观策略中心的意向，[39]可能把他们的殖民地更多地视为其恩赐制度的便利扩展，而不是视为对民族力量的一份贡献。[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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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6 尽管有这些理由，旧制度欧洲国家对大胆地向欧洲以外世界征服的推进，在政治上是装备不良的。除了俄罗斯的显著例外，他们的贵族几乎没有承受领土征服重任的动机。不过，有时人们认为，欧洲国家制度的竞争性和分化成多国和敌对大国的多元本质，成为战争的温床，必然扩展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并引起军事战术和组织的进步——所以欧洲获得了支配几乎除他们自己外的世界的动机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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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28 旧制度欧洲当然在陆军与海军上花费甚巨，在18世纪的欧洲君主国家，战争的开支占了约54%的公共开支。[41]1660年后，欧洲军队规模急剧扩大。[42]法国军队在17世纪90年代达到了约40万人的顶点。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1702—1713）期间，英国和荷兰（有着少得多的人口）豢养了一支达10万人的大军。随着统一制服、操练和一支常规军官部队的引入，军事组织也变得日益职业化。[43]经常性的战斗和广泛使用外国人做军官和普通士兵，有助于新技术在全欧洲的迅速散播。但是，在18世纪50年代前，甚至此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战争技能的早熟发展，赋予欧洲在世界大多数其他地方的显著优势。这有几种理由。欧洲军队已经发展成高度专业化的机器来相互打仗——但不是与“策略思想”完全不同的军事力量打仗。这在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军队与美洲土著的遭遇中特别明显。[44]当英军在布雷多克（Braddock）将军（是棋盘上而非实战老手）领导下齐步进入森林，在现代匹茨堡附近打仗时，他们密集的队列和鲜艳的制服（在欧洲战斗中秩序与纪律的秘密）变成了他们的死亡令。欧洲冲突的围城和谋略战争特征，在地缘政治状况相当不同的其他地方不能复制——即使有可能调动了所需要的人数。欧洲风格的战争逐渐依赖于精细的供应基础设施，缺少供应便迅速陷于停顿。甚至在欧洲大陆，欧洲军队在像多瑙河流域（Danubia）[45]或黑海北面的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les）的边缘地带表现不佳。[46]热带疾病的恐怖影响也非微不足道，它比任何军事抵抗更有效地摧毁了欧洲海外军队。1742年，当英国人派遣一支探险队到西属加勒比占领卡塔赫纳（Cartagena），不久，超过3/4的部队失去了战斗力。“一种肝胆热病……猛烈肆虐”，一位由海军外科医生转而成为作家的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写道：“那3/4患病的人死于悲惨的方式；由于高度腐烂化脓，他们的皮肤变成了烟灰色。”[47]甚至海军力量也屈从于某些同样的局限。海军舰队是极度昂贵的资本装备物品，在恶劣状况下其价值迅速降低。海军战争也为谨慎与谋略所支配。海上航行的风险很高，彻底的失败也许意味着入侵或商船队的毁灭。由此，海军舰队通常紧靠家门。自1550年起加勒比航行的危险状况一直为人所知，甚至偶尔到那儿的短暂访问也冒着气候不宜和传染病的极度风险，而北方季风在10月开始后，对飓风或逆风的担心使得在印度沿海的逗留危机四伏。[48]当然，与他们欧洲以外世界的对手相比，欧洲军舰在武器和装备方面通常享有显著优势，有时在速度和操作方面也是。但是它们很少被大批使用，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内陆帝国或陆地国家大体上免受海军骚扰，而海上骚扰在欧洲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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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0 所有这些限制了欧洲冲突溢出到尚未被殖民地化的世界区域的程度。实际上，欧洲的国际政治通常太过内向，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不能产生多大威胁。既然欧洲外交是由两个猛烈地相互攻讦的生机勃勃的力量所支配，它们也是强制性地不稳定的。第一是维持欧洲国家体系中的无数不平等成员国之间大致均衡的斗争。[49]第二是王朝要素——一种王朝野心与出身和个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料的混合物。有争议的王朝权利解除了1702—1713年间大规模战争的束缚，随后爆发了俄罗斯和瑞典间的北方大战（Great Northern War，1700—1721），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占领奥地利西里西亚（Silesia）激起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War of Austrian Succession，1740—1748）。并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王朝政治的混乱为欧洲主要大国构建保守的外交“体系”（直到17世纪80年代是西班牙的“体系”，随后是法国的“体系”）的倾向所抵消，[50]任何确立的模式不断受到大的不稳定区域事件的威胁：摇摇欲坠的哈布斯堡帝国；东南欧的边疆土地；无政府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在17世纪晚期）动荡的不列颠岛屿。但是均势时代的重要事实是，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强大到能完全支配其他国家，或安然避开其欧洲对手的挑战，进行海外征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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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2 这种地方性动荡的成本不菲，它引起的战争心态代价高昂。不管战争可能有什么技术上和商业上的刺激，但是毁灭性的影响、稀缺资源的挥霍及经济不稳很可能更重要——在前现代状况下，经济不稳对投资和企业早就是一个巨大障碍。[51]欧洲的竞争也有益于欧洲以外世界的优势：跨阿巴拉契亚山内陆的美洲土著；也许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他们娴熟地利用欧洲人的冲突，直到18世纪60年代保卫他们的帝国边疆。正是调军对付路易十四（Louis XIV）的紧迫需要，迫使了哈布斯堡皇帝在1699年与苏丹缔结《卡洛维茨和约》（Peace of Carlowitz）。西方的技术上的和商业上的专门知识，被其侵略和竞争大多用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实所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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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4 对欧洲能力和野心的这些限制，显著地反映在欧洲的思想及其更广泛的文化中。大多数同时代人在欧洲与美洲的关系、欧洲与非洲和亚洲——其余已知世界的关系之间画出了一条根本的界线。即使一股科学思潮把这“新”大陆视为一个严酷恶劣的环境，人类的体质会表现强烈的退化倾向，但是美洲对欧洲人的想象力有着巨大的魅力。[52]使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他们坚信有权利和手段用欧洲的想象“制造”或重塑美洲，甚至作为一个旧大陆的改善版。这种思想的帝国主义部分源于欧洲统治确立的轻而易举，以及当地人崩溃的完全彻底。但是，它也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Rocke）出色表达的一系列社会和文化思想上。洛克争辩道，正是美洲印第安人没有发展出欧洲人能够辨识的财产体系，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土地攫取提供了正当理由。[53]但是，尽管洛克显然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可憎的专制国家，并期待被征服的基督教徒的反叛，但他对欧洲征服和占领亚非的任何权利并没有展示任何类似的言之凿凿——即使这是有办法的。这里，作为那时博览地理和旅行群书的作家，[54]洛克也许反映了关于奥斯曼、萨非、莫卧儿和中华帝国的最有影响力的同时代著作的恭敬腔调。雷考特（Rycaut）、德·夏凡纳（de Chavannes）、贝尼耶（Bernier）和杜赫德（Du Halde）描述了欧洲可能不喜欢或甚至鄙视的国家和文明；但是，他们几乎没有证明欧洲的征服在道德上是正当的，更不用说实际上是可行的了。耶稣会（Jesuits）实际垄断了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资源，传达了由士大夫官僚主持的井然有序的优良体制的形象。[55]18世纪的批评家把萨非伊朗和清朝中国树立为一面镜子，来暴露欧洲的偏执、黩武和恶政。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波斯人信札》（1721年）中表达过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流行的异议——帝国就像树木的枝丫，从树干逐渐消耗其所有的力量[56]——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高效强大的专制主义国家，其宗教信仰和社会秩序浑然一体，以至于外在势力（包括基督教）无法成功渗透。[57]确实，孟德斯鸠的许多争论体现了那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即地形和气候对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决定性影响——一种含蓄地强调欧洲闯入非欧洲世界的危险与不自然的教条。他认为，“那些在［美洲］站稳的人，并不遵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气候的习惯方式；他们被迫从母国获得所有的生活便利”。[58]其他人说得更简单。1773年，牙买加的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写道：“在这种气候中的邪恶是与生俱来的。”[59]同时，早期文艺复兴的普遍基督教文化可能性的乐观主义信念，很久以前就被对宗教和文明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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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6 内陆帝国主义：从莫斯科公国到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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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38 由此，这个时期西欧的主要成就是他们的欧-美海洋经济的充分发展。但是，欧洲的扩张有着两面性：面向海洋和面向大陆。在17世纪20年代到18世纪40年代期间，欧洲人的最富有生机的陆上扩张是沿着俄罗斯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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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02140 在欧洲扩张的全部历史中，俄罗斯的作用一直充满争议。对19世纪晚期的像索洛维约夫（Solov’ev）和克柳切夫斯基（Kliuchevskii）[61]那样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来说，整个俄罗斯的历史是与其殖民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与成为中欧或西欧列强对等大帝国的英勇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对许多西欧观察家来说，俄罗斯常常似乎是一个半野蛮的“亚洲”国家，“西化”的薄薄外饰难以掩饰沙皇专制政治的东方根基，完全没能隐藏农村生活的落后状态。[62]在更近的时代，在欧洲的世界统治的计划中，俄罗斯一直起着含糊不清的作用。“现代世界体系”起源的一个重要评论认为，在17—18世纪，俄罗斯从一个自主的经济区变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半边缘”的组成部分：被欧洲“中心”支配驱使的合作者、工具和牺牲品，并且最终（1917年以后）起而反抗。[63]称俄罗斯为一个“半边缘国家”，有效突出了沿着西方路线的非常局部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突出了其持久稳固的差异感，突出了在“西方派”和“现代化派”为一方与斯拉夫派（Slavophiles）和乡村运动的社会主义者（narodniks，民粹派［populists］）的“旧信仰者”为另一方间的独特斗争，民粹派不时地谴责俄罗斯屈从于一种异国（西方的）文化。但是，它也把人深深地引入歧途。不论其“现代化”多么片面，但俄罗斯总是——也许1700年以后，确实从1862年以后——能够成为组成争吵不休的大陆事务管理委员会的欧洲五六个大国的一员。它仅次于英国，成为在亚洲的第二大帝国主义势力，一个庞大的殖民主义者。其官方文化宣扬着与英国或法国一样强烈的帝国文明使命感——英法也有不同政见的运动，拒绝侵略的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现代性信息。毕竟，毫无疑问，在西方海洋国家确保19世纪欧洲的优势方面，帝国主义的俄罗斯起着重要作用：帮助包围伊斯兰领土，削弱主要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结构，并帮助拆除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旧世界秩序。作为欧洲在亚洲扩张的陆地先锋，到1900年，在创建“现代世界体系”中，俄罗斯的作用堪称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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