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02598
全球帝国史：帖木儿之后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4.欧亚大陆革命
1707502599
1707502600
在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文化和大陆的长期均衡被欧亚大陆革命冲得无影无踪。在这些年里，欧洲国家第一次获得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领导权，获得了把它们的权力深入亚洲大帝国心脏地带而并不只是海洋边缘的手段。回顾这种变化，通常历史学家留下最重要的印象就是经济潜能大转型，欧洲人从这种转型获益。在技术和经济组织中的“工业革命”似乎是欧洲新力量的明显源泉。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扩张的唯一或充分解释。欧亚大陆革命事实是三重革命：地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经济革命。它并没有导致一个普遍欧洲主导的时代。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的世界优势仍是片面的、有限的，抵制的范围似乎仍然是广泛的。在亚非内陆腹地，这几乎并非什么无稽之谈。但是它为一种帝国主义秩序打开了道路，由此欧洲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控制得到了巩固。
1707502601
1707502602
这种三重革命密切联系、相互依存，每一重革命都增强了其他革命的影响，扩展了它们的幅度并增强了其力量。商业扩张加剧了欧洲海洋国家的竞争。它增强了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尤其是与印度贸易的重要性，但也使欧洲更易受到贸易意外崩溃的伤害。通过增加进口到欧洲的亚洲商品量（尤其是棉布、丝和瓷器），可能也会有助于扩展“工业的”方法，欧洲制造商为了竞争与生存，希望能仿制这种富有魅力的产品。但是欧洲的海外贸易自顾不暇。欧洲商人的优势在于他们的信贷体系，在于他们对海上商路的控制，但是在1750年前，他们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地位一点儿也不稳固。没有“工业”商品，他们的竞争地位是不牢固的。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亚洲消费者，被迫用黄金或白银支付他们需要的商品，这种做法引起国内政府的不满。更糟的是，主要因为欧洲国家间的对抗，他们的一般费用（主要是舰队和堡垒）的成本高得吓人。还有，欧洲贸易的两个最大市场——印度和中国，商业的准入依赖于统治者的首肯，这些统治者或许把它当作政治危险（如在英国发生的）而选择拒绝它，或干脆限制它（中国的“洋行体制”）。
1707502603
1707502604
结果，在欧洲人能够逆转亚洲贸易的不平衡前，需要一场伟大的地缘政治变革。随之，机器技术扩大和深化了欧洲强制和征服的影响，机器技术使交通和纺织品生产革命化。与此类似，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明显益处加强了文化变革的影响，这些文化变革让欧洲人对他们的道德、知识及物质优势进行猜想、解释和辩护。但是地图的制作、海岸线的绘制、民族地理数据的积累、植物的收集、历史遗迹的考察以及奇珍异玩的购买——全球性思想世界的重要前提——所有这些都要求获得信息和场所，使用处理所收集信息的设备，拥有做出这种努力必需的直接动机。没有“地缘政治”，这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没有那些1760年以后英国人在印度享有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那么英国的印度知识会少得多，种类上也不同得多。如果库克被迫依赖毛里人（Maori）和土著居民的合作，或遭遇非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那么他的三次太平洋之旅会进行得慢得多。这里，如在印度一样，正是地缘政治力量塑造了知识的生产以及贸易的扩大。
1707502605
1707502606
这种观点构成了本章的大部分。解开一个我们关注的如此复杂的剧变线索是一件冒险的事。但是，既然工业革命在世纪之交前几乎还没有到来，那么在欧洲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间关系的革命性变革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更高的经济效率，也不是源于比亚洲人更巧妙地使用科学技术。在蒸汽机到来前，欧洲人的技术优势极少，甚至在战场上也是，犹如英国人在印度所发现的那样。欧洲人突然获得欧亚大陆优势，并不是商业成功或科学声誉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强制进入或暴力颠覆的结果。每个例子都能追溯到闯入者和当地人之间的争端。他们一起构成了从克里米亚到广东的广阔欧亚大陆的边境摩擦。但是，这也必须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因为这个革命时代的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是地缘政治地震，它不仅发生在欧亚大陆，而且发生在全世界。它们在欧洲本身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1750—1830年的整个时期里，有近一半的时间在打仗），但是有些是由与欧洲活动无关的压力触发的。它们的累积影响会利于欧洲利益也并不显而易见。在1790年以后欧洲冲突最为猛烈的阶段，这种逆转似乎更为可能。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该模式出现时（如许多当代人相信的），它比任何东西揭示得更明显的是欧洲的势力范围、占领区和统治区的惊人扩大。这并不只是欧洲在欧亚大陆的地位的事情：整个全球均势也改变了。
1707502607
1707502608
这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
1707502609
1707502610
地缘政治革命
1707502611
1707502612
在18世纪中叶，一种令人不安的均衡仍然是欧洲、伊斯兰和东亚世界国家和帝国间关系的特征。在所有欧亚国家为一方，以外围世界（Outer World）的土著社会——在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太平洋——为另一方之间的优势的平衡也是真实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状态是静止的，从世纪初开始，在欧洲国家和奥斯曼帝国间的边境就在来回拉锯。然而，尽管从17世纪80年代最后一次欧洲大入侵以后，奥斯曼就被迫撤退，但是它在18世纪30年代前收复了丧失的领土，稳固了抗击奥地利在巴尔干推进的防御。在北方，它面临着俄国的扩张，俄国向黑海——仍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和北方行省的战略防地——的靠近仍然在它的穆斯林附属国克里米亚汗国手里。在北非和黎凡特（Levant）沿海，欧洲海洋国家无意（或缺乏途径）去打扰仍然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最高权威。再向东，围绕着里海，尽管有强有力的商业流把俄国城镇与伊朗、中亚和北印度联结起来，但是俄国从伏尔加三角洲向南的移动进展甚微。[1]
1707502613
1707502614
在印度，18世纪40年代是一个动荡时期，伊朗人、阿富汗人和马拉特人入侵直击莫卧儿帝国的心脏地带，而其沿海的老附庸国——尤其是孟加拉——确立了日增的自治。英国、荷兰和法国特许公司有着堡垒和“代理处”散落在南亚沿海，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相互攻讦。但是，在1750年，预言北印度平原的帝国斗争会以一个欧洲国家获胜而不是一个亚洲帝国主义国家获胜似乎会显得荒谬可笑。一个更可能的结果是阿富汗和马拉特帝国缔造者之间彼此争夺，而海洋印度则走上一条不同的更世界主义的轨道。在这个最大的帝国里，地缘政治的动荡威胁比以往更不可能。清朝君主准备着对内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最后摧毁，这种军事力量是对东亚“世界秩序”的最古老最致命的威胁。[2]当完成这个任务后（新疆或东土耳其斯坦到50年代末被征服），天朝帝国更坚定地不受外部干扰的影响，当讨厌的访问者敲响其海上后门时，中国比以前更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事情大约就是这样发生的。
1707502615
1707502616
在外围世界，也没有什么暗示欧洲霸权的决定性转变将要发生。在北美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平衡（某种程度上是它们欧洲关系的表现），以及法国与内陆美洲土著的同盟，使欧洲人的定居地停留在阿巴拉契亚山的东麓。来自墨西哥基地的西班牙人的推进也熄火了。半酸性的大平原及其流动、好战的人民阻挡了一条扩张之路；加利福尼亚沿海地带的遥远和荒凉阻挡了另一条扩张之路（西班牙人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占领了旧金山）。在南美洲，森林和彭巴斯大草原的辽阔区域——在智利、阿根廷和亚马孙流域——抵制了克里奥尔人（Creoles）和（西班牙出生的）半岛人（peninsulares）有气无力的袭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势力扩散到西部的热带大草原，逆尼罗河而上到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土人（Coptic）防御工事。[3]它把东非海岸拉向波斯湾和印度。但是欧洲人很少冒险越过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的据点。在更南方，好望角（the Cape）内陆的荷裔南非人（Afrikaner）“特雷克人”（trekkers）处于南部和西部的森人（旧为布希曼人，Bushmen）和东部的恩古尼人（Nguni）社区的包围中。[4]更惊人的是，在1750年时，人们对太平洋地理所知甚少，尽管它被欧洲航海家多次横渡。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的形状与生态、太平洋岛屿的位置与文化以及今天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在欧洲地图上都是空白或空想的产物。迟至1774年，一份权威地图宣布阿拉斯加（Alaska）是一个岛屿。[5]里的边疆还有待于发现。
1707502617
1707502618
欧亚均衡并不意味着和平。在1700—1750年期间，在欧洲国家间、欧洲人与土耳其人间、土耳其人与伊朗人之间发生了重大战争，还有在伊朗、阿富汗、马拉特和莫卧儿之间的战争。但是1750年以后，地缘政治场景发生了双重变革。欧亚大陆冲突的规模和强度变得大得多，它们对外围世界以外的“撞击”影响更为令人烦恼。原因仍是一个谜，但是部分答案也许可以在两个长期趋势的爆炸性聚合中找到。两者都与18世纪中叶的商业经济的加速相关。第一是确保和扩展价值日增的市场和贸易，并使其免于竞争对手或掠夺成性的侵入者伤害的压力。这种压力被亚洲商人和统治者感受到，被美洲商人和定居者感受到，也被欧洲君主大臣感受到。结果或许会是争夺土地和贸易的一阵短兵相接的战争。但是商业增长引发了一个更多在暗中发展的趋势的重要阶段。在18世纪的欧亚大陆，是财政力量和稳定决定了国家军事力量的规模。这并不仅仅是庞大的财政基础和收税的事。它也预先假定了公共官员与管理金融市场的集团间的密切（且互利的）关系，在金融市场上国家通常是最大的主顾。拥有很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多快好省地动用资金，是维持一支忠诚和装备精良军队的关键。贸易的扩展由此直接贡献给制造战争的能力，并且金融财政资源成为军事财富的最终仲裁者。“一个金融体系……不断地改进，能够改变一个政府的地位，”对这两样都略知皮毛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声称，“从最初的穷困，导致政府如此富裕，以至于能把其收入放在欧洲大国间的天平上。”[6]到1815年，伦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他们100年前的先任的10倍。“财政军事国家”并不是自己创造了冲突与危机，但是通过改变统治成功的规则，它打开了新型国家的道路。
1707502619
1707502620
在18世纪中叶欧亚大陆有两个地缘政治动荡中心。第一个在欧洲。欧洲紧张的直接原因似乎非常明显，大多数欧洲国家是天生的扩张主义者。在前工业时代，权力等于拥有土地及人口，或等于热带产品的贸易垄断及其光彩夺目的金银盈余的前景。王朝野心和相互怀疑增加了领土风险。在西欧，上个世纪的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的四方较量，已经提出了英国或法国是否会是大西洋欧洲的支配力量，有效控制了欧洲在美洲大西洋扩张的海上通道。欧洲对抗的另一大极是一个“内陆美洲”：东欧的辽阔边疆。[7]这个地区名义上由四个主权国家分享：俄国、奥地利、波兰和奥斯曼帝国。但是波兰和奥斯曼软弱的印象，加重了其强邻的土地渴望，滋生了它们的相互怀疑。直到18世纪50年代中叶，争吵不休的大陆的摇摇欲坠的稳定，主要是由欧洲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法国的优势来维持的。法国不再拥有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下的全部霸权，但它仍是欧洲外交的仲裁者，它有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公共财政和欧洲最强大的军队。[8]与其伟大的文化声誉一起，一个发达的商业、一支威严的海军和最复杂的外交与知识机构，法国即使不能支配欧洲，也能指望它以保证其显著地位的方式斡旋大陆事务。
1707502621
1707502622
这个目的是通过抑制和平衡的谨慎外交进行的。法国支持波兰的一个党派，来削弱俄国起初的优势以及罗曼诺夫沙皇的欧洲野心。法国联合普鲁士对奥地利施压，联合奥斯曼帝国挫败奥地利和俄国的扩张。在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君主都是波旁[Bourbon]家族的）之间的波旁“同盟”旨在捍卫在地中海和意大利的现状。既然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舰队总和常常超过了英国舰队，它也用来限制英国在大西洋海湾的海上前景。由此，法国的“保守”优势无意之中支撑了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的更大规模的平衡。它有助于捍卫奥斯曼帝国抗击欧洲敌人的势不可当的联合，它抑制南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它用由魁北克坚不可摧的堡垒控制的“印第安”外交，阻挡了从英国沿海定居殖民地进入北美内陆的道路。
1707502623
1707502624
法国体系范围广泛，但其负担也是沉重的。法国不得不做欧洲最大的军事国家，维持一支常备军，随时准备介入德意志事务，对抗奥地利或普鲁士。它不得不与英国海军竞争，保持大西洋的“平衡”，保护其在加勒比的殖民帝国，那儿宝贵的蔗糖殖民地挑战英国殖民地。法国也必须是一个地中海国家，在土伦（Toulon）有一支舰队来保护其在意大利的利益，保持奥斯曼帝国和奥地利在中东的平衡——奥地利是法国在欧洲的主要对手。维持这个海军、陆军和殖民权力的庞大设施，对波旁的君主政体以及它塑造的国家是一种持久的压力。1713年以后，路易十四部署的大军（40多万人）不得不削减到半数以下。到世纪中叶，问题成了法国的真正未来是在于大西洋贸易及其殖民地的增长（如港口南特［Nantes］、波尔多［Bordeaux］和拉罗舍尔［La Rochelle］的生计），还是在于保留和增强其大陆的地位——以及波旁国家的税收能否承受两者的重负。
1707502625
1707502626
在18世纪50年代中叶，法国势力承诺的靠不住的稳定开始瓦解。法国“体系”在东西两面同时受到挑战。当法国军事力量达到旧制度的实用极限时，崛起的英国和俄国力量成为分裂性力量。俄国不能再被排除出欧洲；而英国的财政力量足够资助一支赢得战争的海军、两支美洲军队及其欧洲盟友要求的经济援助。结果是大陆和海洋战争，折断了波旁外交的脊梁。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摧毁了法国的优势，但没有什么东西取而代之。相反，它触发了一场地缘政治爆炸。随后的革命与战争年代持续了50多年，直到在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出现了一个新的实验性的五强“协商体制”（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
1707502627
1707502628
不和谐的声音首先在法国的大西洋防御中出现。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中，法国维持了整体地位，但是，在北美有明显的衰弱迹象。法国到美洲内陆的主要入口、守卫到圣劳伦斯（St Lawrence）海上通道的法国大堡路易斯堡（Louisburg），在英国海军的帮助下，被英属美洲殖民地军队占领。在战争结束时，英国人（他们被迫交还堡垒）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构筑了一个新基地。再往南，英国13个殖民地的商人为内陆美洲土著贸易而激烈竞争。较短的供应线（与法国对手的联结俄亥俄河流域与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弯弯曲曲的河流迷宫相比）、廉价的信贷和商品给了他们优势。到18世纪50年代早期，法国人十分担心，所以构筑了杜魁斯尼堡（Fort Duquesne，在现代匹茨堡所在地），确保对俄亥俄河流域部落的影响，把英国商人拒之门外。但是，来自英国殖民地边疆的压力也在增长。地图之战早已爆发，一份1755年的英国地图要求西至密西西比河的领土主权。商人、拓殖者、土地投机商甚至传教士都决心对法国的内陆主权展开竞争，[9]法国依靠与美洲土著表面上脆弱的同盟，以及依靠战士、牧师和法属加拿大丛林人的基本力量。在英国殖民地，那儿的民选殖民地议会和地方集团极为强大，[10]向西扩张似乎是逃避经济停滞的唯一出路，这是许多伦敦任命的总督共有的观点。刺探法国防卫较差的薄弱点成为一个无法抵御的诱惑。正是这些探险中的一个，年轻的弗吉尼亚测量员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点燃了一场大西洋战争的战火。
1707502629
1707502630
华盛顿的冒险以灾难宣告结束。他的探险小队被法国及其美洲土著联盟包围，他的一些随员被杀，他被遣返弗吉尼亚。英法两国对这起边疆事件反应都很强烈。对法国人来说，它似乎证明英国打算重开对他们的内陆帝国及其在魁北克的司令部的战端，所以在次年（1755）法国人派遣了增援力量。但是，法国人加紧他们对内陆通道控制的尝试、构筑杜魁斯尼堡以及对华盛顿的处理，在伦敦眼里则被视为挑衅和威胁：对英国在北美大陆殖民地未来的一场直接挑战。结果，英国的“美洲”利益集团及其政治盟友发生了强烈的抗议。于是英国派遣了一支舰队，想赶在法国援军横渡大西洋之前拦截，但这个使命失败了。但随后的海军交火开启了一场新的大西洋战争。
1707502631
1707502632
这样一场战争本身可能不会危及法国的总体地位。英国试图占领魁北克——法属北美的宏大堡垒——很可能像以前常发生的那样被挫败，并且英国人很可能因为对他们欧洲利益的威胁而仓皇失措。但是美洲的英法争端在东欧激起了第二场激变。1757年弗雷德里克大帝写道：“欧洲的骚动始于美洲……感谢我们这个世纪的治国才能，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冲突，不管可能多么微不足道，它……不会威胁吞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11]
1707502633
1707502634
问题的核心是政治肢解波兰，这个从波罗的海伸展到黑海的幅员辽阔、组织差劲的贵族共和国。波兰是法国东欧外交的钥匙，它的存在构成对普鲁士的限制，在法国的善意下巩固其独立，它抑制了奥地利，限制了俄国介入欧洲的能力。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波兰选王成为俄国的傀儡——一种鼓励波兰贵族日增的反叛趋势。卷入波兰内讧纷争、重启其作为德意志大国的对奥地利的挑战，对普鲁士国王来说变成几乎无法抵御的诱惑。[12]他或许指望依赖其大盟友法国。但是，波旁政府决心保持东方现状，尤其是急于防止奥地利加入英法之争的老同盟英国一方。[13]这是18世纪的“外交革命”，一个与1939年8月的《苏德协定》（Nazi-Soviet pact）一样令同时代人震惊的事件。法奥同盟把欧洲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带到一起。它本该能够保障一个“保守的”和平，促进法国解决与英国的殖民地争端。相反，通过顽强抵抗和一系列漂亮的胜仗，弗雷德里克大帝使其敌对大国丢尽了脸。他所创立的军事官僚体制，被证明与疏远的法国和组织不良的奥地利相匹敌。弗雷德里克没能彻底获胜，但是，有着英国经济援助和英国对法国大西洋利益造成的损失，他坚持了足够长的时间，迫使敌人坐到谈判桌前。
1707502635
1707502636
现在，法国的首要地位真正地被分拆了。弗雷德里克在欧洲有自己的首要地位，而英国已经逐渐地集结起了它征服美洲的新法兰西的力量。在“胜利之年”的1759年，它赢得了大西洋的制海权，切断了加拿大的法军增援部队。9月——就在冬季来临、圣路易斯堡结冰、英国舰队不得不撤出前夕——沃尔夫（Wolf）将军占领了魁北克，这个法国在美洲大陆力量的要害。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打击。因为（尽管在1759—1760年的一次法军反攻中几乎失守）英国现在可以包抄美洲内陆的法国势力。并且，随着法国在大西洋势力危在旦夕，英国开始威胁其小伙伴西班牙，西属美洲帝国痛苦地暴露于英国的海军和陆军火力下。1782年是决定性的年份：英国占领了西属加勒比的直布罗陀（Gibraltar）——哈瓦那（Havana）。西班牙绝望地期盼和平，法国接近破产的边缘——确实，它从1759年开始拖欠贷款时就已经技术上破产了。俄国更换了阵营，一个新沙皇慑于弗雷德里克的阵势，放弃了对普鲁士的战争。
1707502637
1707502638
随着1763年而来的和平其实是精疲力竭的休战。法国人被从美洲大陆赶走，只保留了他们盛产蔗糖的加勒比岛屿以及靠近纽芬兰（Newfoundland）的渔业基地（圣皮埃尔［St Pierre］和密克隆［Miquelon］）。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归西班牙，西班牙的佛罗里达（Florida）归英国。但是，《巴黎和约》的真正决定是法国不再是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体系”已经被打破。随后的30年见证了在欧亚大陆和外围世界旧地缘政治均衡的逐渐破坏，英国的强大不再受到抑制，在东欧和欧亚大陆中部，法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是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1762—1796年在位）的俄国帝国主义。没有了旧有保护者的庇护，波兰共和国被分阶段地瓜分。第一次瓜分是1772年，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每个吞了一口。俄国的份额是东部的边境区。剩余的波兰现在事实上是傀儡国王史坦尼勒斯·波尼雅托夫斯基（Stanislaus Poniatowski，凯瑟琳大帝的情夫之一）统治下的俄国保护国。《波兰协定》使俄国放手完成其对奥斯曼的战争（1768—1774），获得了它梦寐以求的目标：在1774年，根据《库楚克—凯纳尔吉和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i），获得黑海的稳固根据地赫尔松（Kherson）。1783年，它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使自己成为黑海北岸的主人。格里高利·波坦金（Grigori Potemkin，凯瑟琳大帝的宠臣和情人）作为“新俄国”的总督释放了强烈的能量。[14]对奥斯曼帝国的另一场战争（土耳其人徒然地想扭转其败局）带来了新一轮的奖赏。1793年敖德萨市（Odessa）奠基，行将成为这个新南方帝国的大都市。征服高加索，也许甚至征服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已经打开。这是俄国提升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重要阶段。
1707502639
1707502640
英国扩张的进程则不那么英勇。英国人已经感受到战争压力，和解的压力很强。在金融紧缩的状态中，一个新美洲帝国的负担几乎是一件让人为难的事。承担那儿新义务的想法令人害怕，所以英国大臣急于安定他们的新征服地区，而不是发展它们。他们安抚了新魁北克省的法属加拿大人，拒绝成立由13个殖民地居民的有产者决定的民选议会。魁北克将要被当作一个军事殖民地来统治，以监督美洲中西部的法国旧领土。使美洲殖民者愤怒的是，沿着阿巴拉契亚山划了一条“公告线”。内陆远非美洲胜利的战利品，仍是“印第安”地区，它靠近美洲的殖民者，由为了和平以及财政经济利益的帝国官员管辖。好像这还不够似的，英国还决定迫使美洲殖民地居民支付帝国防卫的一些成本。殖民地居民将要支付帝国税——像臭名昭著的印花税。殖民地贸易受到更严密的控制，实施航海法禁止规避英国港口的外国贸易，并镇压广泛的走私贸易活动。
1707502641
1707502642
结局众所周知，殖民地人民反抗了。英国有着横穿大西洋的漫长不稳定的供应线，对一场无论如何困难重重的战争处置失当。[15]当英国殖民者没有能解决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时，他们的1763年的大西洋胜利变得日益脆弱。急于恢复大西洋均势的海上对手抓紧机会复仇，1778年，在殖民地战争开始后5年，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参与其中。英国人孤立无援、海上力量悬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大西洋控制权，这决定了他们在美洲的命运。1781年，他们在殖民地的主要军队在约克镇（Yorktown）缴械投降。尽管他们的海军失败被逆转——挫败了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希望——但是在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Peace of Versailles）中，英国被迫接受北美独立——尽管英国仍然控制着加拿大。
1707502643
1707502644
表面看来，1763年英国的伟大胜利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就几乎完全逆转。但是，如果从全球范围看，我们能够发现英国白人殖民地居民社会成功反抗帝国主义控制，才真正是1763年“临时性”胜利的最终确认。现在，美洲内陆终于向大西洋海边的“新欧洲人”敞开了大门。战争一结束——甚至当它还在进行时——殖民地居民就开始竞相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美国”的最早的法令之一是1787年的《西北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制定了领土扩张的计划。随着定居潮涌过俄亥俄河流域和老西南（今天的阿拉巴马[Alabama]和密西西比[Mississippi]），与当地土著的不可避免的摩擦触发了一系列的边疆战争。美洲土著四分五裂、没有枪炮、人数变少，被一步步赶向西部，他们留下的土地则被白人居民及其奴隶占领。到1830年，白人定居潮已经抵达和越过密西西比河。[16]50年后，在美洲大陆上一个“新欧洲”从均衡时代的挣扎着的殖民地中诞生了。
1707502645
1707502646
在北美洲，外围世界的最富裕地区现在已经门户洞开，被欧洲人占领。但是1750年后，外围世界的最激烈的入侵发生在地球的另一边。在胜利的闪光中，带着其（全世界）优势的新奇感，英国海军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绘制海洋图、风力图和洋流图：在大航海时代海洋权力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个被挑选来进行绘图探险的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在1759年攻克魁北克中作为一个熟练的航海家确立了名声。10年后，他领导了三次太平洋探险中的第一次航行，来观察金星（Venus）的运行，以及证明是否“可能在太平洋西南找到一块大陆或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17]随后，在他与夏威夷岛屿居民的冲突中死去前又进行了10年的探险。库克的报告（以及那些科学游客，如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报告）引起了轰动。它揭示了一个浩瀚的太平洋世界，一个欧洲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的世界。作为一个热带伊甸园、一个休闲与天真无邪的天堂，这个大西洋岛屿的社会和文化冲击着欧洲公众。但是，库克的揭示不只是一种文化意义，他到现代加拿大的太平洋海边的航行，暗示了在北美皮毛产区与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之间开辟新的贸易航线。然而，他的最伟大的发现在于南太平洋，库克戳穿了深入到世界之底的南方大陆的神话。反之，他精确地绘制了大陆岛屿澳大利亚的地图，在1770年8月22日，他宣告了其东部半壁山河的英国主权。他已经环航了新西兰。库克死后10年内，英国政府就已经在澳大利亚东部建立了第一个罪犯殖民地，也许部分地为了加紧对印度洋和中国之间的南海通道的控制。到18世纪90年代，欧洲和美洲捕鲸者、狩猎海豹者、商人、传教士、海滨流浪者开始大批抵达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太平洋岛屿。在一个对欧洲来说遥远的地区定居是缓慢的，受制于“距离暴君”和法国干涉的威胁。但是到19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殖民化大势在漫游的羊群身上实现。1840年，英国移民抵达新西兰。第二个“新欧洲”（也许挑战美洲）正在形成中。
[
上一页 ]
[ :1.7075025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