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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荀况发现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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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听天”到老子“顺天”，人的地位逐渐提高，但始终没有完成发现“人”的伟业。完成发现人的“盛业”者，要等到荀子。这自然也是因为他生在天的地位降落，人的地位提高以后，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表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识与要求，因而更鲜明地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的他的学生韩非，就更不闻问天神，而从“人”一方面著书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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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泽：《古代发现人的历史——诸子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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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多摘录一些的，不过摘到这里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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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况、韩非并没有发现芸芸众生的“人”，他们发现的是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予—人”。荀况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这个人就是统治芸芸众生的“予—人”，这“一个人”，是“贵独道之容”的明君，天道是体现在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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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从神权中解放出来的西欧的人，似乎还是未被发现的人。照罗根泽的意思，这要等文艺复兴时代。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全面误解。见《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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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论韩非的《五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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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待兔）之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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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尝累罚而不免于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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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唯一可以赞成的思想是时移势易，“不可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至于说“古者”“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那是不对的，虽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思想家的共同的幻想。因为在采集和渔猎经济中，同样有“争”，而且部族之间的战争恐怕同样是十分剧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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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仁不可以为治”——“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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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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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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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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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规定了所要讨论的主题，又规定了为谁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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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人主”，提出来的问题，是“人主”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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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确定了问题是为“人主”提出来的，所以，孟子之类的儒者的命题：“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若仇寇”就已经被排除掉了。换句话说，在韩非的思想中，“犯上作乱”，即革命权，是彻底地被否定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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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确实是这样主张的，仲尼和哀公的例子足以证明他的这种主张十分强固。哀公是“下主”，这个“下主”的为君的权力不允许有任何怀疑。他指出，哀公“南面君国”，有权有势，“势诚易以服人”，民“服于势”，仲尼也“服其势”，接着，又以丝毫不允许怀疑的态度，要求学者说人主，要“乘必胜之势”，求“可以王”之道，而这就是全文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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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如此规定主题与主体的时候，还明确指出，“人主不必及仲尼”，为治不应该务行仁义之道，这就是说，为人主者，乌龟王八蛋都可以，只要是人主，就都有势，问题只在于如何运用权势。这就把权势以外的任何东西全都排除在“政治”这个范畴之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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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这篇文章，确实非常明确。论述的明确性，来源于主题和主体的明确性。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不愧是奠定了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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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全文的逻辑联系和先后次序并不那么整齐，主题与主体并不是首先提出来加以规定，而是列到了他所要指明的五蠹之一的“籍仁义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中去了的。而且，韩非这篇文章虽说是反对五蠹，其实着重点全在第一囊上，第三蠹“带剑聚徒属，立节操以犯五官之禁”也被他包含在第一蠹中去痛加论列的，其余不过泛泛带过，并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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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蠹大体上分为五个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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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仁义辩智足以亡国或削国，唯有富国强兵才足以超五帝，侔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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