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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令行禁止”见于《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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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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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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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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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可用则令行禁止。《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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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难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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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襄子操令行禁止之法……《难一·襄子围于晋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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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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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舍常法而从私意，则臣下饰于智能；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遣行，治国之道废也。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饰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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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粗略地读一遍，“令行禁止”凡六见。发明权是否属于韩非，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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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令行禁止”这个命题，是从“乘势”推衍出来的，所谓“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法重”，其结果是“国博君尊”，甚至女人执政，还是可以达到“令行禁止”的地步——所谓“母为后而子为王，则令行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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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令行禁止”似乎有一个道德的前提：“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公义行则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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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令行禁止”这种公义相对立的是：“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的这种“人臣之私义”。私义行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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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义”是人主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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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是相悖的：“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仓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五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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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之论公私之分，还需要从头到尾地搜寻全书，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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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罚共则禁令不行。《外储说右下·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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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历史笔记 韩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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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解老》有两段直接的论述。第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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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无定理。无定理，（非）在于常，是以不可道也。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然而可论。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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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它译成现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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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事物的）方圆、短长（广袤）、粗细、坚脆的差异，规定了理，然后事物可以述说。定理（一定的可以述说的事物的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而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的事物，不可以说是恒常。恒常是无所变易的，所以是没有定理的。（反过来说）没有定理的就是恒常，所以恒常是不可道（不可述说）的。圣人观察它的玄虚，运用它的运行轨道，勉强命之曰道。所以，“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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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逻辑上不周密之处，（一）如“分”，只能解作差异，差异可以发展成为“形名”，而不能直接就是“理”，而在韩非书中，“形名”与“理”的意思虽然含混，总还是有区别的。（二）既然可道之道，不是恒常的道，那么韩非所谓道应该是“万理之所稽”了。但是，这一段，缺少这样一个过渡。至于韩非列举事物之所以区分，不及声、色、味，那倒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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