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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事实改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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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托尼·朱特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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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小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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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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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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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是凯恩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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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将创造历史……我能说的是，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与鼠疫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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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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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改变之后 序言 真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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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霍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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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我写出这篇序言的唯一办法是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否则，我会一直谈论他这个人（1993年这个我爱的男人成了我的丈夫，直到他2010年去世），没法去谈论他的思想。当你在阅读这些文章时，我希望你也能把注意力放在这些思想上，因为这是些好的思想，也因为它们是托尼“真诚之心”的产物。“真诚之心”可能是托尼最喜欢的一个词，这也是他设定的最高标准。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写作时不要去算计，也不要玩弄技巧（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其他方面上），给读者提供干净、清晰且诚实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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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书籍。这个时代在走下坡路：历史从1989年的革命带来的希望和可能的高点跌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与中东危机加深所带来的混乱、破坏和失败之中；另外，在托尼看来，一些事与愿违的政策让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美国陷入衰落之中。随着事实的变化和事件的发展，托尼发现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了潮流的相反方向，他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改变承载观念之舟的方向，不管他能带来的改变有多微弱。他的努力伴随他的早逝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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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本非常个人的书，因为“我们的时代”也是我与托尼在一起的时代：本书收入的早期文章的写作时间正是我们刚结婚的前几年，也是我们的儿子丹尼尔诞生的时间；再往后我们一起在维也纳、巴黎、纽约生活，之后我们的家庭又添了一名新成员，二儿子尼古拉斯出世。我们在1989年走到一起并非巧合，当时我是一名纽约大学的研究生，托尼在纽约大学任教。1991年夏天，我在中欧各国游览，回国以后我想知道更多有关中欧的事情，有人建议我找托尼做我独立研究的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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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便找到了他，我们的恋情开始于一本本有关欧洲的政治、战争、革命、公正、艺术的书籍和围绕这些话题展开的谈话。我们的约会与通常的约会不同：我们的第二次“课程约见”是在一家餐厅里的餐桌上进行的。托尼把书放在一边，点了酒，开始跟我说起他在共产主义时代的布拉格的经历，又说起1989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他走在被雪覆盖的安静的广场和街道上，对历史命运所发生的转折心生敬畏——那时我们已经对对方很有感觉了。我们一起看电影，看艺术展，吃中餐，他甚至还亲自下厨（不过他做得不好）。最后，他邀请我一起去欧洲，这是我们谈恋爱期间的关键事件，我们去了巴黎、维也纳、布达佩斯，我们在风暴中惊心动魄地开车经过了辛普朗山口（我开车，当时他有偏头痛）。在火车上，我看着他像一个在糖果店的孩子那样扑在列车时刻表上研究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采尔马特、布里格、佛罗伦萨、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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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了一场美妙且带有欧洲色彩的恋情，我们的这场恋情是托尼对欧洲的爱的一部分，正是他对欧洲的爱让他选择了这样的生活，选择了自己终生的工作。有时，我觉得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欧洲人。但是，他并不是欧洲人。当然，他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以及一些西班牙语，但他在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回到家里”的感觉。他更像一个中欧人，但也不完全是，中欧对他而言只是他专业研究的对象，以及他的祖辈曾经生活的地方（他的祖辈来自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和立陶宛等地），他并没有经历过中欧的历史。从习惯和教养上来说，他身上有非常英国人的特征（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他童年时说的伦敦方言和自信满满的牛津、剑桥口音之间切换），但他也不是真的英国人，因为他身上有犹太人的特征，太中欧。并不是说他在这些地方受到孤立（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曾有过被孤立的经历），主要是因为他对自己身上所有这些身份特质都很依恋，所以无论是哪种他都不能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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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纽约定居，我们在一起的很多时间不是在别处生活便是计划去别处生活。我们是打包能手，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写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家在欧洲：你需要知道的所有有关学校和房地产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我给托尼的最好的礼物是给他订了托马斯·库克欧洲时刻表（Thomas Cook European Tim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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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以后他才真正安定下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身体出了问题：那年，他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癌症，医生给他动了大手术，还做了放疗以及其他会对体力造成很大消耗的治疗。部分是因为“9·11”恐怖袭击之后旅行变得越来越难，恐怖袭击事件本身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再加上他的病情，让他想待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在之后的时间里，他慢慢变得像一个美国人了，虽然这种倾向并不明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时间正是他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批评美国政治的时候。他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在考试之前的几周他会跟孩子们说“来考我”，他们会兴高采烈地一题题考他，也不管他之前在牛津大学教过几年的美国政治。2003年左右，我发现他的想法变了，他在写作时开始用“我们”而不再用“他们”，比如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我们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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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入文章的写作时间与托尼在雷马克研究所工作的时间正好吻合，托尼于1995年建立了这个研究所，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担任着研究所主任一职。托尼建立这个研究所的宗旨有两个：拉近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与当代政治之间的距离，而这也正是他写作的主题。与此同时，他在写《战后欧洲史》（Postwar，2005年出版），每一天，这个庞大的工程对他的体力、智力和纪律性都是一种挑战，特别是当时他刚刚从癌症中康复。我很清楚地记得他坚持去写收入本书的文章时的疲惫和决心，尽管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他正身陷《战后欧洲史》写作的“困难时期”。我担心他会对自己要求过高，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他之所以去写这些文章是因为他必须写。当他沉浸在《战后欧洲史》的写作中时，他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潜伏的危机，这些文章便是他观察的结果，他通过这些文章对我们（尤其是“我们”美国人）发出请求：在走向21世纪之时不要忘记回顾20世纪发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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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一本文集，但它也是一本让托尼不断探讨的问题的集合：欧洲和美国，以色列和中东，公正，公共领域，国家，国际关系，记忆与遗忘，历史（最重要的一个）。阅读书中的这些文章，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他对我们的警告：我们正在目睹“经济时代”在崩溃之后进入到了“恐惧时代”（参见第23章：创新的破坏）和“新的不安全的时代”（参见第24章：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我们看到他对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感到担忧和沮丧。他对未来有许多预期，他的观察敏锐。我认为，在这些文章中，你会看到托尼既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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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这些文章按时间顺序也按主题进行了排列、分组，因为时间顺序是他最为在意的事情之一。他毕竟是一个历史学家，文本碎片化（textual fragmentation）或者瓦解叙事（narrative disruption）这样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流行手法让他难以忍受，特别是在历史写作中。他对那种认为单一的真理并不存在（难道这不是很明显的么？）的观点没有兴趣，对将文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解构也没有兴趣。他认为，我们真正要做的并不是去说过去不是什么样的，而是去说过去是什么样的——以现有的证据为基础，以正确、公正的视角去讲述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清晰的历史。时间顺序不仅仅是一个专业或者文学上的惯例，从历史上看，它甚至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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