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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风气之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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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微观史学的研究风气最先兴起于意大利,大致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埃德尔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ari)等人。正是这一批历史学家,首先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即英文的Microhistory)这个词,用来界定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2)的研究方法。后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声望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韦尔和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就曾专门撰文讨论历史微观分析问题,并发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的部分研究方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鉴学派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心态史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以及美国的微观史学等,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而今微观史学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史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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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爱德尔多·格伦迪发表了《微观分析与社会史》(Microanalisi e storia sociale)一文,率先提出了利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倡议。1979年,卡洛·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又专门从方法论角度撰写了题为《名字和游戏: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The Name and the Game: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的文章,进一步详细地讨论了推动微观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在文中指出,在意大利开展微观史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保存丰赡的历史资料;积极主张开拓微观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互间的理论借鉴,要在意大利建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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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进行微观史学实践的一个关键要素——“名字”(包括人名、地名等),金兹伯格和波尼把“名字”称为“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认为“聚集到名字和由名字发散开去的条条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景,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的中间”。他们进而生动地勾画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前景,描述道:“一方面,通过缩小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它(微观史学)使得在其他史学门类中难以想象的‘真实生活’能够得以重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够反映人们鲜活的生活经历的无形结构。”他们借此希望意大利史学家能够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微观史研究,改变意大利史学在与法国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交流中长期所处的被动和不均等的局面,即接受远远多于付出的窘境,能够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史学的合作和交流,从而提升意大利史学的国际地位和声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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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格伦迪等人的登高一呼之前,在意大利已经出现了一些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论文,正是在看到了新出现的这些“以非常近距离地分析高度封闭的现象——如一个村落社区、一个家族群体乃至一个个体的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4)之后的有感而发。其中,金兹伯格的名著《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最早出版于1976年,如今已被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同一时期,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微观史学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先后问世。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被看作是微观史学先驱之一的乔治·杜比的《布维纳的传说》(La Dimanche de Bouvines)发表于1973年,勒华拉杜里的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1975年问世;在美国有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78年所写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更是将这种新颖的史学方法由西方人传统的欧洲史领地引入到中国史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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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微观史学在当时的整个西方史学界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潮流,尽管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并不统一,甚至存在种种争论,但更多的还是共性。“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5)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并非是衡量属于微观史学与否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微观的研究能够发现什么,如列维指出的,“所有微观史学研究的共同原则是确信微观的观察能够揭示从前未被认识到的因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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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整个的潮流之中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诚如金兹伯格和波尼所期望的那样,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充分地利用了本国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大大发展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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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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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金兹伯格无疑是众多意大利微观史学家之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位,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更是常常被视为他们的代表。通过简要地介绍和分析他的代表作《乳酪与蛆虫》,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微观史学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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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酪与蛆虫》一书的主人公是一位外号梅诺乔(Menocchio)的意大利农民,他生活在16世纪意大利北部山区一个叫做蒙特利勒(Montereale)的偏僻山村,以经营磨坊为生。不同于当时一般的村夫农妇,梅诺乔能读会写,因而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到一些宣传新教及异端思想的书籍,由此形成了与普通农民迥然不同的世界观和宗教观;另一方面,由于其出生于底层社会,背景、经历又不同于当时的知识阶层,其思想完全形成自个人的经验、想象和理解,因而显得更加的与众不同。除了古怪的想法之外,梅诺乔还敢言善辩,一直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宣传自己关于上帝、教会和世界的观点,因此于1583年被当地宗教法庭以“异端和亵渎上帝”的罪名起诉,经过前后两次长达十多年的审讯,在1599年前后被判决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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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几个世纪,宗教法庭对梅诺乔的审讯记录等相关文件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金兹伯格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乌迪内(Udine)的档案馆里发现了这批尘封已久的珍贵史料,“由于资料丰富,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他(梅诺乔)的所读所言,他的思想和他的感情——恐惧、希望、嘲讽、愤怒、失落”(7)。金兹伯格利用大量的史料将研究聚焦在一个历史中的小人物身上,用显微镜去放大和解读这个人物及其所处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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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兹伯格研究的最初目的,是根据梅诺乔零散的供词记录,描绘16世纪意大利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关系。在1976年意大利语的初版序言里,金兹伯格首先便批评了过去史家仅关注于“帝王将相丰功伟业”的做法,表示要转向那些先前被历史学家“以沉默、抛弃或完全忽视而置之不理”的人们,也就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普通人(8)。由此建立起一种与上层精英文化相对的“下层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历史,因此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基本上就是一本文化史的著作,微观的历史分析是他展开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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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从特殊的、个体的人的身上去解读某个特定时代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文化呢?以梅诺乔的例子而言,他本身便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孤立的个体,既不容于天主教会,同他周围的普通村民相比也显得格格不入,究竟能有多少代表性和典型性可以从中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况且微观史学经常聚焦的一些对象,如叛逆、异端、罪犯等,通常都来自下层社会,他们的言行举止无疑均属于另类,同样不具备普遍性。因此,这是微观史学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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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迪认为,如同在统计学中可以允许一定的例外存在一样,少量的特例是完全正常的现象(9)。金兹伯格则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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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指出,“大量的人物传记研究表明,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即便他本身并不重要因而又不具备代表性,但仍可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些特征,无论是奥地利的贵族还是17世纪英国的下层教士”(10)。一个人,不论他有多么普通或是多么特殊,首先是从属他所属的时代和自己的社会阶层的,梅诺乔的与众不同仍然要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文化。此外,“对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人们来说,某种形式的触犯权威属于正常的行为,社会学家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即那些违法或被社会排斥的行为对没有其他调节宣泄方式的人们来说是属于正常的。因此,一些违规者从政府或教会当局制定的标准来看也许是异己分子,但却往往是他们自身社会背景的最佳代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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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当时盛行的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虽然重新认识到了普通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却只是把他们看作是一些“无声的”统计数据,针对于此,金兹伯格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案用叙述的方式来重现大众文化史,至少能够丰富和补充我们对历史的片面认识。“甚至是一个有限的例子(梅诺乔即是如此)也具有代表性:消极地讲,因为它有助于说明那些在特定的情况下被理解为‘统计数字的大多数人’;或从积极的角度讲,因为它使得我们得以确定一些事情(大众文化)潜在的可能性,否则只能通过只言片语和一些被歪曲的文件才能被了解,而且几乎所有这些都来自于‘统治者的档案’之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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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金兹伯格透过梅诺乔个人的精神世界,让我们由此管窥到了16世纪意大利下层社会“大众文化”的些许踪迹。在梅诺乔理解的世界中,宇宙最初“一片混沌,大地、空气、水、火混杂;世界即由此而生,就像牛奶做成的乳酪一样,蛆虫也生于其间,它们就是天使”(13),而上帝大约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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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读者,抑或是16世纪宗教法庭上的教士们,都禁不住好奇梅诺乔奇怪的宇宙观究竟出自何处。根据宗教法庭抄没以及梅诺乔自己供述的一份长长的书单,他的思想似乎是来自于其个人阅读之后的某种体会,在他看过的书中,有意大利方言版的《圣经》译本、薄伽丘未经删节的原版《十日谈》,以及其他一些宗教、文学、历史、游记类书籍,甚至可能还有一本意大利文的《古兰经》。奇怪的是,这些文本的真正含义与梅诺乔的诠释之间大相径庭,这主要是因为他将自己阅读到的模糊文本概念与自己生活中的实际经验和农民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再投射到自己的思想和言论之中。金兹伯格认为,“正是这些印刷的书籍和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口述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梅诺乔产生了‘他脑子里的那些想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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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诺乔这个普通的磨坊主身上,集合了当时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书写文化(written culture)和口述文化(oral culture);在《乳酪与蛆虫》一书中,金兹伯格通过梅诺乔的案例,通过描述法庭上梅诺乔与宗教审判官之间的言语交锋,再现了16世纪主流的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从属的文化(subordinate culture)之间的强烈对抗。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向读者展现了“在以印刷术传播和宗教改革及天主教国家的反宗教改革为标志的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的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是农民文化)”(15)。而梅诺乔的所谓宇宙观,正是他所属的文化的一种反映,其实质是“一度非常普遍且在16世纪空有其名的基督教社会依然存在的泛神论(pantheism)的一个变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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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文化微观史与社会微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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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兹伯格的开山力作之后,加上其他一批历史学家的共同推波助澜,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后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不论在研究的规模和影响上,还是在理论的完善、实践的创新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过程中,一家出版社和一本学术刊物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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