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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语言与图像、传播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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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等理论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伯克不仅看到了传统的领域，更把兴趣放到了那些过去未被重视甚至被认为是同历史学毫无关系的方面，如语言与图像、传播与接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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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史来研究的做法，显然受到了所谓“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的影响，他并不是要研究语言本身的发展史，而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以及形成一种对语言习惯的灵敏度从而避免对较为传统的历史形式的资料误读”(31)。伯克把语言社会史看作一种消除历史学与语言学、社会学（包括社会人类学）之间隔阂的形式，把语言看作一种权力话语形式来进行文化史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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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反映，主要基于这样四个前提：“（1）不同的社会群体使用不同种类的语言；（2）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运用不同种类的语言；（3）语言反映了使用它的那个社会或文化；（4）语言影响了使用它的那个社会。”(32)以下不妨具体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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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语言与不同的地区、职业、性别、宗教和等级等相联系，因而具有强烈的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同时这种象征意义还因时因地发生着变化，研究这种语言的象征是如何和为何形成及如何传播并同社会角色相结合的，是语言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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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那些同时掌握多种语言的人，能够使用不同的语言令他们具有了不止一种角色和身份，从而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并在其间不断地变换角色。所谓多种的语言可以包括母语或外语、方言或官话、书面语和口头语、日常用语或行话俚语等，这些人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于是成为了历史学家探讨文化与社会的一个独特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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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认为这前两种研究主要还是描述性的，而后两种则更偏重于分析，并且仍然存在争议。伯克的第三种假设认为语言是社会的反映或回响，尤其是语言形式及其变化可以说明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社会关系总体上的特性。例如，劳伦斯·斯通在其有关英国家庭史的研究中，就用语言的变化来说明家庭关系的改变，他提到在17世纪末的英国上层社会家庭中，夫妻间的称谓出现了从互相尊称“先生”、“夫人”转向互称名字和其他爱称的转变，便反映出社会和家庭关系中的某种细微变化(33)。由于这种（包括书面和口头的）语言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它在传统的史料之外，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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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语言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总是被动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语言是社会中的一种积极力量，是某些个人和社会对其他人和社会的控制或反控制、对社会进行的改变或对改变的阻挠、对文化同一性的确认或压制的一种方式”(34)。这一观点同所谓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即都把语言看作是现实的社会结构或解构中的一个中心因素，语言不但是由社会所创造的，而且它同时也在创造和改变社会现实本身。此外，伯克还认为，语言作为一种权力形式的特性，是对那些认为新文化史忽视了政治和权力的批评的有力回击，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将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很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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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在历史研究中与语言有着类似特点，在许多历史书中都可以看到各种插图，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图像的使用还会越来越多。但更多时候，它们还只是作为对文字的一种说明，除了艺术史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学家真正把图像作为一种主要的资料来使用或作为一种对象来研究，图像研究更经常地被看作是属于艺术史家的领地。当然其中也不乏例外，如研究史前史、上古史等文字资料相对缺乏的时代时，实物和图像资料就成了历史学家必不可少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再如对一些图像资料非常丰富的时代的研究中，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17世纪的荷兰，图像有着同文字资料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可以被看作是使用图像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先驱，伯克举了两位最重要的前辈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例，这两位历史学家本身都是业余的画家，两人关于文艺复兴和中世纪晚期的文化史巨著，除了文字史料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对一些艺术家如拉斐尔（Raphael）和凡·艾克（Jan van Eyck）作品的描述和解释之上。布克哈特把图像、建筑看作“过去人类精神发展阶段的见证，通过它们才有可能解读一个特定时代思想和表象的结构”(35)。赫伊津哈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他把视觉感受看作是历史认识的重要方式，宣称“历史研究和艺术创造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是一种图像形成的模式”(36)，他还用一个视觉名词“马赛克方法”（mosaic method）来形容文化史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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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整个史学趋势的转变，伯克借用了美国学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Mitchell）的说法，把80年代后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被广泛运用称之为“图画的转向”（pictorial turn），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史家有菲利普·阿里埃斯、西蒙·夏玛等，图像史或视觉史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历史门类。不过在伯克那里，图像主要还是一种资料来源，或者说是过去历史留下的踪迹（traces），“踪迹一词指手稿、印刷品、建筑、家具、风景等，以及各种不同的图像：绘画、雕塑、版画、照片等”(37)。这些图像的蛛丝马迹并不是直接的证据，而是需要历史学家去探寻、体验或想象其中所传达的文化意义，如同伯克在《见证：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运用》（中译本题为《图像证史》）一书的书名中所提示的，图像是一种历史的见证，它在无声地诉说着它所经历、所看到的过去，它补充了许多文字资料无法传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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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同文字一样，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表现和描绘的方式，历史学家必须将它们加以解读然后再转化为文字来进行描述，伯克的分析中始终强调“语境、图像创造者的身份和隐含的意图”(38)。在对图像的解读上，伯克主要依赖于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所开创的图像志方法，透过表面寻找图像的深层含义。此外，他还谈到了运用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艺术社会史的理论，对女性主义、接受理论等也略有提及，并把它们作为对潘诺夫斯基方法的补充。伯克总结认为，具体的研究中必须同时“综合图像志的因素和其他方法的因素”，因为“图像既不是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也不是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符号体系，而是占据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许多个位置。它们见证了人们看待世界包括他们的想象世界的那些固定的却又在逐渐变化中的方式”(39)。伯克关于图像历史资料的探讨，同近一二十年来国内外史学有关历史与艺术作品、影视史学、视觉史学等种种讨论正相契合，也是他所积极倡导的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虽然他的分析仍然是探索性的，但重视图像或视觉在历史研究的作用业已被提上了历史学家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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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本人也是很早便开始尝试将图像作为一种重要史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之一，发表于1992年《制造路易十四》一书便是对其观点最好的一种佐证。全书用了88幅插图穿插在文字之间，将图像作为一种资料和另一种叙述。伯克写道，这本书“集中于国王的公众形象，即路易十四在集体想象中的位置。……像作者的其他研究一样，这一研究旨在能有助于促进一种交流的历史、符号形式的制造、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它有关于路易十四在其当时代的表现形式，包括他被绘制在石头、青铜、绘画甚至蜡上的形象。还涉及比喻意义上的‘形象’，由文本（诗歌、戏剧、历史）和其他媒介，如芭蕾、歌剧、宫廷仪式和其他公开场合所显示的对国王的看法”(40)。简而言之，如其书名所显示的，伯克认为不论是后世看到的还是当时人眼中的路易十四的太阳王形象都不是完全真实的和自然形成的，而是作为一种公众形象，在宫廷的授意之下，由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宫廷的画家和作家们共同有意识、有计划地创造出来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后，又通过各种宣传的手段，如大量印有国王头像的硬币的发行，各类画像、雕塑和文学作品在坊间的流传，路易十四在公共场合经过精心设计布置的露面，有意或无意流传于民间的各种关于国王的传闻和流言等，从而使得这种形象被公众逐渐接受并定型，于是被制造出来的国王形象就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中代替了真实的路易十四。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伯克也分析了“在其统治的后期，路易也被表现为一种残暴的负面形象，这种形象主要是出自胡格诺派流亡者和荷兰、英国政府主办的宣传机器。在这些表现中显示出较少的‘一致性’，并不是因为它们出自平庸的画家或拙劣的学者之手，而是因为它们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宗教、政体和爱国主义的信念”(41)。这从反面说明了这种形象的制造和传播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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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造路易十四》中，伯克找到了一个可以将政治与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联系起来的视角，来分析政治是如何通过文化的形式被表现出来的，反之又是如何受到文化的作用的，宫廷、贵族的精英文化是如何渗透到民间的大众文化中并被广泛接受的这样一些问题。在稍后的《朝臣的命运》一书中，伯克采用了类似的角度，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卡斯特格里昂（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朝臣记》一书的传播和接受，探讨这本书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何时何地读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他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把这种传播和接受过程放在整个近代欧洲文化的背景下来研究，从而说明“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以外的被接受、书籍的历史和价值体系的历史”(42)。这种研究可以归为新文化史中非常独特的一个类别——书籍史或阅读史的范畴之列，或者如伯克以后的另一本书中所说的，是一种“知识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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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制造路易十四》和《朝臣的命运》是伯克关于传播与接受这一主题的具体实践的话，那么2000年后发表的《知识社会史》和《传媒社会史》则是对此在理论上所作的进一步发展。在《知识社会史》中伯克不仅把知识看作是一种内在积累，更把它放在社会的语境，即阶级、性别、民族和时代之中，同样的一种知识在不同的社会或历史背景下会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各章的标题中，伯克用了一系列动词来强调这种知识社会化的历史进程：以知识为业（professing knowledge）、确立知识（establishing knowledge）、设置知识（locating knowledge）、分类知识（classifying knowledge）、控制知识（controlling knowledge）、销售知识（selling knowledge）、获取知识（acquiring knowledge）、信任与不信任知识（trusting and distrusting knowledge）等(43)。在《知识社会史》出版两年后，伯克又参与主编了《传媒社会史》一书(44)，这两本书有着明显的延续性，两书副题中提到的起讫时代都始自古腾堡的印刷术，只是后者更延续到了当今互联网的时代，讨论从印刷术的革命一直到当代的各种通讯和传媒形式，而它们所传播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知识。伯克和另一位编者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借用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公共空间”的概念，更多地着眼于传媒形式同社会生活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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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语言还是图像、传播还是接受，都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或文化史）研究所讨论的对象、所使用的资料或进行观察的角度，但伯克却用一种独特的文化史方式，从新的角度、用新的资料、对新的对象和问题进行了新的历史解释，从而大大拓宽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伯克的这些实践与同一时期的许多其他历史学家的研究一起，共同指向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和解释的方向——（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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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文化史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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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是当今西方史坛最积极地在倡导和开拓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不仅身体力行地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史研究实践，更从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文化史（尤其是新文化史）作了细致的总结。其对文化史的总结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展开，一是以文化史本身的发展为线索，传统的文化史写作是如何逐渐发展到新文化史的；二是如前所及，从当代（尤其是二战后）西方史学的演变来讨论，历史研究的重点是如何从社会史写作逐渐转向文化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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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文化史家来说，认识文化史自身的发展历程当然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伯克将近代以来文化史这种历史写作形式的变迁分成四个阶段：“‘古典’时期（1800—1950年）、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艺术社会史’阶段、60年代对大众文化史的发现，以及‘新文化史’。”(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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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对文化史之史的细致整理，伯克认为，在19世纪以前，文化史的前身实际上只是各种学问和知识的历史。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诸如亚里士多德对诗学的总结、西塞罗关于演说术的讨论等，都可以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文化史。这种文化史的雏型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新的继承和发展，在《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伯克根据不同的学科对19世纪以前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知识史作了回顾，如语言和文学的历史，艺术家、艺术和音乐的历史，神学教义的历史，各种学科的历史，思想方式的历史(46)。到启蒙时代，如伏尔泰的《风俗论》、《路易十四时代》等著作更是进一步想要减少关于战争、政治的叙述篇幅，而更多地落笔于“人类心智的进步”上，尽管伏尔泰本人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对路易十四文治武功的描写仍然要远远多于对其在文化和艺术上的赞助活动的讨论，但他的确注意到了整体的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认识历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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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18世纪末开始出现了将各门知识的学科史整合起来的历史著作，并冠之以文化史之名。伯克考证到，最早的这一类文化史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国，语言学家阿德伦（Johann Christoph Adelung）的《论人类的文化史》（Versuch einer Geschichte der Kultu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1782年），以及稍后哥廷根学派的神学史家艾赫豪恩（Johann Gottfried Eichhorn）的两卷本《文化通史》（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Kultur，1796—1799年），不仅首先创造了“文化史”这个词，而且也开启了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先河。阿德伦更是第一个就“文化”一词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文化：个人或人类在精神和肉体上总体的进步或改善；所以，这个词不仅包括通过消除偏见使认识得到启蒙或改进，而且使风俗和举止变得优雅高尚，即进步和改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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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们的时代，文化史还只是对各种人类的知识和学科门类的历史进行的简单汇总而已。伯克对此总结道：“到这个时候（1800年前后），文化和社会通史的观念已经在至少从爱丁堡到佛罗伦萨、从巴黎到哥廷根的知识界中确立了起来。但在接下来的时代，这种史学风格由于19世纪初兰克以及与他和他的学派相联系的那种以资料为基础进行叙述的政治史的兴起而遭到了排斥。”(48)当然，兰克和兰克史学在19世纪的盛行并不意味着文化史的销声匿迹，基佐的《法国文明史》和《欧洲文明史》、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都把文明作为讨论的中心，甚至在兰克本人的研究中也不乏对文化的关注，文化史最重要的经典作品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是首版于18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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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把从1800年到1950年间的古典文化史阶段称作是“伟大的传统”，代表这一传统的重要著作就是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这两位历史学家超越他们18世纪的前辈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都着力于对一个时代的描绘，即寻找黑格尔所谓的“时代精神”，讨论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的联系并把它们整合在一起。他们所关注的“文化”，如赫伊津哈所诠释的，是指“社会、经济、宗教、法律、思想、艺术和文学、政治生活的种种形式”(49)，而“它们可以从人类和社会群体的历史中被发现，它们已融入到了文化的外形、主旨、题材、符号、概念、观念、风格和情感之中”(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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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种定义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文化概念，其基本的内容主要是艺术、文学、音乐、哲学和科学等盛行于上流社会、知识阶层的文化形式。因此，伯克在总结这种古典的文化史传统时，认为它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严重缺陷：（1）忽视了社会的重要作用；（2）过分依赖于文化一致性的假设；（3）错误地把“传统”、“遗产”等并不准确的名词作为中心概念；（4）文化的概念过于狭窄，即局限于上层精英文化；（5）古典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的时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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