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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170754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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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七章 以城市为主的近代文明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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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谈论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欧洲科学的开始，这一章我们讨论为什么在那段时期，科学竟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传播得如此广泛。我们已经说过，宗教革命以后产生了许多观念上的改变，而科学发展直接向传统神学观念挑战，开拓了新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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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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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可以投入如此崭新的心智活动？我首先想要指出的是，这群人的涌现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必须注意到，从17世纪开始，几个重要的国家都有学术团体的出现，英国有皇家学会，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学院，类似的组织在荷兰、德国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与这些学术团体相配合的，则是一些重要的大学，教师们在教学之外还投入学术研究。中世纪的大学，主要传授知识，并不完全专注于研究工作。到17世纪至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法国的索邦〔1〕，德国的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等，这些学校纷纷成立，甚至在美国也出现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教员们也有相当的时间投入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上述学会和大学的出现，意味着有一大批学术精英，可以受各方面的支持进行专业的研究工作。有些学科还必须要有实验室。比如，剑桥的化学研究室曾是这一学科的重镇。其设备，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在当时，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里维持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形成，不能单单仰仗精英。在顶尖的精英下面，还要有一大批对学术有兴趣的普通民众，他们可以不必挂念生活而专心探讨学问。不必用正式论文来支持我的说法，我简单举一个例子：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描写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乡绅，他们的子弟不再留在乡下，而是群居伦敦。他们彼此之间结合成为团体，讨论学术问题。有这广大的一批对学术有兴趣的群众，才能在他们上面的尖端，出现那些有重要贡献的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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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个问题要问，这些对学术有兴趣的人口——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以何维生？他们的生活资源从何而来？回到前面提过的匹克威克先生，那位胖胖的、似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年轻人，好像并没有任何职业，可是他能够整天去问一些问题，去进行一些似乎是可笑、笨拙的研究计划。回头来看，我们就发现，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的经济有了全盘的改变，才能支撑这些中产阶层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投入学术研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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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和区间贸易形成新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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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逆向问一个问题：欧洲当时出现了什么样的重大改变？第一，欧洲的农业进行了一次革命。过去的农村，林业、牧业和农业三环配合，提供一般人的食物——树林里采集的果实、牧场上牧养的动物和农业生产的谷类，构成了欧洲当时食物的三大来源。17世纪至18世纪的时候，由于大瘟疫人口减少，欧洲的劳力一直没有恢复常态。人口减少了，劳力就减少了，消费人口也减少了。因此，农村的土地没人耕种，也没人消费。在人均土地分配数增加的情况之下，欧洲发展了三圃轮耕制度，也就是三分土地，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轮耕制度，使得土地能够得到更合理的使用，也能发挥更高的效率。在同一片土地上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些作物吸收的养分来源并不一样，每年轮到新的作物，都和去年耕种的作物不冲突。整体讲起来，耕种面积依旧，而农产品的总数却增加了。相对而言，林业、牧业供应的食物不足，可能要依赖别处的供应。因为有这样的农业革命，整个欧洲出现区域性分工。比如说，东欧的波兰就是以大马深耕发展的大田制，使用较少的人工劳力出产大量的谷类。而法国温暖潮湿的西南部，就成为种植葡萄的理想地区，葡萄酿制的酒，其市场价值比粮食高。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就可理解，欧洲在大范围之内出现区域性分工，构成活泼的区间贸易。意大利的橄榄油，法国的酒，东欧的麦子，可以互相流通，构成一个很复杂的流通网络，刺激了区间贸易的发展。这对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重商主义的第一步。由于劳力缺乏，而且有了专业生产与区间贸易的观念，欧洲人也开始在地中海的南岸，也就是北非地区和中东地区，开展区间贸易，将这些地区的特产运到欧洲，也将欧洲特产运销各处，将区间贸易扩大到欧洲以外。事实上，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非洲西岸、美洲大陆和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古老文明地区，已有活泼的远洋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运销到欧洲，欧洲的商品运销到太平洋、印度洋。中国的小件工艺品，也一样经过航道运销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等处。这些跨洋贸易的商人，基本上以欧洲人、阿拉伯人为主，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为辅。活跃的全球贸易，应当可以看做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远洋贸易的航道上，最活跃的商人早期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主要由地中海地区的活动（集中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半岛这一带的港口）扩大到远洋航线上的贸易。紧接着，荷兰人和英国人代替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把持远洋贸易，在远洋建立转运港口。大西洋沿岸最重要的欧洲港口，就是在英国、法国、荷兰一带的进出口集散中心。欧洲区间交通要道上的城市，也发挥了商品集散的功能。这些活动，是近代资本主义贸易制度的起始。一条远洋帆船出海，经年累月，才带回运销欧陆的商品，成本虽大，但利润可有本钱的数十倍。一条大船出海，中间可能遭遇海难，也可能因为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回来。如何筹措第一笔资金，是重大的问题，筹措资金这一需求推动了银行和股份公司制度的产生。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要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才有结果，不是回收巨利，就是完全落空。如何使大量投资不至于完全落空，这一需求也发展出了一个同行保险的制度，彼此合作，分担风险，也分摊利润。银行和保险业务，只有在交通要道上的城市，才有财力和经验可以组织和承担起来。除私人的力量以外，必定要有更大的力量来支撑这个大资金、大风险的事业。于是，荷兰和英国就出现了海外公司，譬如说，荷兰的非洲开拓公司，东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等，都是以官家或者王室贵族的力量作为后盾来维持这些大企业的。在天主教的国家，教会担起了对外扩张的后援任务。在大洋航道刚开通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宗，曾经把地球分成两半，东半边属于葡萄牙人，西半边属于西班牙人。所谓把地球分成两半，意义相当模糊，狂妄地说，可以解释成教会秉持上帝的意旨，把东半球、西半球欧洲人以外的地区，划归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自所有。第一阶段就是由不同的差会〔2〕在各地展开教会的传教活动，随着教会团体而建立的基地，其实是有组织的商业活动。荷兰、英国和天主教世界，以宗教或国家力量作后盾的贸易活动，就不是个别老百姓零散从事能比的了。这些大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既是商业活动的机构，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东方的工具。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并不完全来自皇室或者政府，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可以投资，投资者每年分红可获得巨利。因此，远洋贸易的利润，可以维持这些对外开拓国家的中产阶层，使得这些中产阶级不再仰赖自己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而可以在城市之中靠股利的收获维持悠闲而优裕的生活。从劳动中释放出的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口，其中相当的部分，就是依照个人兴趣，转入了新兴的科学研究的行列。因此，科学发展的背后，能够维持这么一批学术人口的基本条件，还是因为重商主义的区间贸易，开拓了各处的远洋贸易，发展了新的经济制度，也就维持了新兴的市民人口。至于第二步，欧洲人如何移民进入美洲和各处殖民地，在将来我们讨论帝国主义开拓时，会有更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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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到北京的地图 1656至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团从广东至北京面见清顺治皇帝期间，由团员约翰·尼霍夫绘制，于16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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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能推动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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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富裕的城市，以及大量有余钱消费的人口，对于商品的需求又提高了，商品有了市场，但是劳力不足，于是就发展了节省劳力的机器。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带动静止的机器或者活动的车辆，是人类开拓能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过去的能源，不是靠人类自己，就是依赖动物的劳力。当然，水力也有相当的使用，水力可以推磨，也可以将低地水提到高处。然而，水力的使用受天然地形的支配，不易普遍应用。过去，热能的使用，除烹饪以外，最多用于冶金和陶瓷烧胚。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以煤作为燃料产生的热能，几乎无处不能随时使用。第一步的使用是在开矿，过去以马力和人力拉动矿车，现在是以蒸汽机推动。同样的，过去以水力推动的机件，也可以蒸汽力量来推动。这就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步了。以热能推动的工业革命，也就引发了新的金属冶炼工业。譬如说，烧煤出来的焦煤，就可以和生铁合成精钢，精钢灌模制造的机械，抗磨耐用，比竹材、木材制作的机器要好得多。于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煤和铁的使用，这两种新资源的需求，又引发了新的生产业，亦即矿业和冶金业。新的工业产生了一定的利润，当然也就维持了一定的人口，使得欧洲的富足程度又更加提升一步。如上所说，兴起的经济条件，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到海外贸易，经过三个阶段的连环发展，使得当时欧洲的城市拥有的资源比任何时代的农村都要丰富——财富从农村转到了城市。人类的文明成为以城市为主的文明，是近代文明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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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科学研究与大量投入科学研究的人力，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力量的提升和转变，这些经济条件，使得近代文明中科学和工业这两根支柱，能够稳固地维持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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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邦 1257年，神学家罗伯德·索邦在巴黎创立索邦学院，是一所神学院，后发展为巴黎大学的核心。索邦本人也自1258年起任巴黎大学校长，故“索邦”一词变成整个巴黎大学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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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会 西方各国基督教新教派遣传教士对外进行传教活动的组织。产生于17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逐渐向美洲殖民地和亚非各国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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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八章 从人权平等观念走向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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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讲的是科学革命和因此引发的工业革命的起源，这一章我们要讨论从科学革命引起的一些理念，如何转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的理念；民众及知识分子又如何受其影响，启动了近代国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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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平等观念引出权力在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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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和笛卡尔〔1〕都强调宇宙之间有一个自然律，而人类可以凭着理性去发现这个自然律的运作方式。这一种强调科学与理性的观念，在启蒙运动的时代也就转化成为政治和社会都遵循理性发展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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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个想提的是英国人霍布斯〔2〕。他认为，人在自然环境中，虽然个人与个人之间有才智和体能的差别，但整体而论，只要是人类就应该拥有理性思考的能力。霍布斯从人性平等的观念出发，以尊重理性的态度推演出：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应该是根据理性组成的。人类固然有竞争，但是人类应当是倾向于和平合作，他们也希望有比较安定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辛苦劳动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这些，他认为是人性的通则。固然人有时候会粗暴而且带有侵略性，可终究人是愿意有一个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人也愿意与其他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群体，共同维持彼此和平的关系，也可以保卫这一个群体，使其不致被外敌侵犯和欺负。从这两个观念上看，霍布斯认为人类共同的天性是要有自由，不愿意被人压迫，自己也不应该压迫人。霍布斯认为，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根据自然律引申出来的人类的法律也可以作为维持人类生存自由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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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要提的是英国人洛克〔3〕，他也深受法国和英国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类有一种自然的状态，所有的人都在这种自然状态中生存，这种状态是不受人欺负，也不受人压迫，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发展的机会，人不应当拿别人当做例外，也不能将自己当做例外——这种自然的状态，简言之，可以称做平等。平等的社会中，谁也不能比别人多一些什么或少一些什么。这种人类的共同天性，应当是自然律的一部分。依据这种观念，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在当时出现的几个缔造新国家的大革命，都和上述霍布斯或洛克的理念相当地接近。更进一步讨论权力在民的孟德斯鸠〔4〕和主张人民拥有权力的“社会契约论”的卢梭〔5〕，则终于将抽象的人权观念，落实为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具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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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兰建国到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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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经历了四次重要的革命。第一次是1566年到1609年，欧洲西北角低地的七个省份从神圣罗马帝国分裂出来，建立了一个民主的荷兰——这一个运动当然是延续三十年战争之后的一个续曲。荷兰地区，也就是所谓低地（Netherlands）地区，没有强大的封建领主，甚至没有很大的地主。这里的人们，因为临海的地理条件，长久以来，都是经过北海，依靠海上活动维生。他们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城市，可说是城市资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神圣罗马帝国各地封建制度领地的农村很不一样。整个荷兰地区可以说就是一个城市，海外贸易是他们最主要的维生方式。在宗教革命期间，荷兰地区是新教的地盘，他们不愿意接受教廷的宗教权威，也不愿意接受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约束。他们认为，神权和天授的君权都不合理。因此，这七个小省份的人民，结合成为一个民主的自由邦。这个最初并不引人注目的革命，却创造了欧洲对外开拓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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