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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文本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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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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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年由元代所编纂的《宋史》，其中卷帙浩繁的传记是关于宋代政治人物生涯细节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但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哀叹这些传记内容的不确实。常见的想法是将这些现象归咎于断代史人物传记体例的限制，以及蒙古人的因素——蒙古人迟迟不能开始修纂《宋史》，实际编修工作也极端草率，造成了现今《宋史》的体例不定与文本残缺。以上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关于编纂《宋史》的完整研究目前仍待进行。但1275年杭州投降后蒙古人所获得的宋朝国史本身的确有着许多缺陷，而蒙古人运用这些宋代文稿时仅做最轻微的研究与编辑，最终产生了所有正史中编纂最为轻率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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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宋史》中仍潜藏着极大的价值与重要性，尤其是传记部分。传统中国史家的主要工作是抄录文本。他们通过多重漫长的重组、重写与浓缩，处理这些日常的朝廷文书以产生国史。后继的朝代则完成最终的汇辑与编纂工作，其目标为抹除多次抄录的痕迹，并产生出一个风格上具有整体性与前后连贯的文本。《明史》通常被认为是这类最终修订稿中最成功的范例。但是，因为元代对于宋代国史的文字风格进行了最低程度的修改，构成《宋史》文本结构的原始段落比其他正史更加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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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细心的读者常常可以辨别文本的接缝，或是从构成《宋史》复合式的传记中，看出多种基础文本间的分辨界线。笔者此处所谓的“基础文本”，是指其最原始出处及最初作者可被清楚辨识的段落。识别这些段落是阅读《宋史》传记方法的重要步骤，因为一旦辨识出段落的原作者，经常能追溯到这些段落的来源并得知作者的动机。这些原始的基础段落于是既可置于其原始语境，也可在《宋史》的新语境中阅读。根据这些构成《宋史》传记的并行文本来检验《宋史》传记，不仅是文本的细读，更能够得到一种或可称为“文本考古学”的理解。细心的研究与一定程度的运气，有时能辨别出《宋史》文本发展中的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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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研究者在并行段落的搜集之外，更可以着手分疏文本重组与编辑的历史层次，以了解《宋史》中一些具体段落的形成过程。于是，《宋史》传记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于传主事迹的如实记载——大部分的学者同意现代客观性概念并非传统传记作者的首要关注，而是在于它们能够告诉我们文本的编纂史。以下我们将会看到，《宋史·蔡京传》展现的很少是蔡京本人的事迹，反而更多的是十二、十三世纪人们对他的看法。《宋史》文本因此成为南宋思想史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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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之前的文章采用了这个方法，从《宋史》秦桧(1090-1155)传记的一个段落论证宋代史家如何修改文本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注323将这种文本考掘的技术延伸至《蔡京传》，能够进一步改进这一方法论，并将其运用在更大篇幅文字中。众所周知，蔡京与秦桧传皆属于《宋史》人物传的第471-474卷名为“奸臣”的系列传记。文本层次的分析尤其适用于《奸臣传》，因为这些篇章的组成给传统史家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此外，这些问题留下了文本中的“缝隙”，比争议性较少的人物传记中的“缝隙”更大，也更易被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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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世纪的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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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传记的正式制作流程，目的在于将常规的仕宦生涯转化为道德正直的榜样。这个过程大多是从传主的印纸开始，其中记录了仕宦生涯的细节——包括职守、升迁、考核、旌赏、惩戒等等。注324读者会察觉到，《宋史》人物传的典型架构是从个人仕宦生涯的这些基本记录开始浮现。关键在于每个官员都保留与维护他们的个人档案，而在他死后，其后人会委托有声望的文学家将印纸的内容改写为行状与墓志铭，这构成其公开传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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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件会逐一被递交到史馆，几乎不经修改即成为传记草稿，再依传主的卒年编入官修《日历》中。当《日历》精简为《实录》时，传记仍依照传主的卒年月日编排。然而在《国史》中，这些传记会被适当归类，就如同今日的《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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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官理应在进行工作的每个阶段，查核他们从前一阶段所获得的信息，但只有极少数人会耗费时间或热衷于此。私家编纂的行状因此成为官方史稿依赖的基础。此外，认为《实录》与《国史》中的人物传应当与私人流传的家传相符，似乎是南宋时人们共同的期待。注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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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蔡京与秦桧的仕宦生涯都不符合常规。欧阳修与宋祁在《新唐书》中，首创《奸臣传》为道德上的反面典型。当时这个分类范畴几乎没有程序上的困难，因为作者是在重写距之已三百年的历史。然而，“奸臣”的概念却和当时官方宋代人物传的历史编纂流程相抵触。尽管蔡京的个人档案如印纸、告身并无流传，我们仍相信其中不会将蔡京描写为奸臣。事实上，1215年以前所有宋代宰辅的制词都保留在《宋宰辅编年录》中，这也是本研究主要的资料来源。可以预料的是，委任蔡京的制词将其描述为能力与道德的双重典范，与《宋史》中的邪恶形象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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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因此变成：宋代史家要如何在官员印纸、行状、墓志铭与家传不存在，或是即使存在但其正面的记载却不符史家目标的情况下起草传记？答案是：难度很大。《宋史·蔡京传》的历史与现状，便提供了极佳的例证。蔡京在1126年7月20日于前往监禁地海南岛的途中死于潭州(今长沙)。当地官员将他葬在潭州城外的崇教寺。注326几个月内，开封再度被围困，北宋宣告灭亡，两位皇帝与大量官员被女真囚禁。在这种情况下，应在蔡京死后进行的传记编纂几乎不可能实现。理应主持这项工作的蔡京子孙们，大多散落在中国南方，或是前往监禁地途中，或已被监禁，或在不久后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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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蔡京死于钦宗在位期间，依史馆的作业规范必须将传记初稿纳入《钦宗日历》中。注327《日历》的预修工作在1140年2月开始进行，因为在此时的敕令中首次提到将之前史馆的功能转移至秘书省。注328这项工作也许一直持续到1144年7月，此时宰相秦桧的儿子秦熺执掌秘书省，修史工作接近停摆。注329当时存在着许多问题。不仅钦宗仍然幽禁在北方，并且秦桧在1125-1127年的灾难中曾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段时期的政治以及对其中人物的评价都还是非常敏感的议题。然而，随着钦宗在1161年5月的逝世、高宗于1162年6月的退位以及孝宗的登基，为编纂《钦宗日历》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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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史家李心传形容完成的《钦宗日历》“因龚实之(龚茂良，1178年卒)所补《日历》”而成。注330由于龚茂良在1162年5月至1164年3月任职于秘书省，李心传的简短评述暗示《日历》的草稿在1160年代初期就已存在，最终版本来自于龚茂良对之前书稿的增补。注331幸运的是，我们对增补工作中的困难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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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63年7月龚茂良任职于秘书省期间，秘书少监刘仪凤(1110-1175)上奏称，日历的编纂几近完成，但一些传记仍有问题。刘仪凤称，原始档案的遗失，加上为数众多的官员死于靖康年间，造成41个人传记空缺。他要求将这41人的姓名分发给诸路转运司，令其求访任何与这些传记有关的地方文献。皇帝批准了这项建议。41人的名单附在奏疏之后，其中包括了蔡京与其子蔡攸、王黼、童贯与梁思成，都是北宋覆亡时具争议性的核心人物。注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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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的1166年12月，75卷的《钦宗日历》终于完成，进呈御前。紧接着便是将《钦宗日历》改编为《钦宗实录》的工作。注333洪迈负责这项工作。洪迈或许已经预期到，刘仪凤为41位靖康人物所做的文献求访工作无甚成果。洪迈明白，再次访求也不会有不同，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有点非正统的建议。他提议由靖康时期曾任职御史台的致仕官孙觌作传上呈。注334孝宗批准了这项计划。孙觌最初虽有些犹豫，但终究在1167年10月呈上名为《蔡京事实》的手稿。我们不能确定洪迈是否对孙觌上呈的文稿有何改动。然而，以下对于文本的细部研究将能追溯现存的《宋史·蔡京传》有哪些出于孙觌之手。40卷《钦宗实录》的定稿在1168年4月进呈皇帝。注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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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这些《实录》转化为《国史》的工作此时早已展开。记载宋代前五朝的《国史》已经修成，编纂包含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统治时期的《四朝国史》，将使北宋的《国史》归于完整。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本纪》已经在1166年闰9月29日呈交，仅有一卷的《钦宗本纪》则随着《钦宗实录》一同上呈。注336《钦宗本纪》由史家李焘编纂，他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直是北宋史的基本史料。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声誉渐隆，李焘在1167年8月从故乡四川眉州被征召至秘书省。皇帝命令秘书省将已完成的960至1067年部分抄成清稿，于1168年4月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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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秘书省后不久，李焘与洪迈在修史工作之外，对当时一桩外交礼仪的处理意见不同；孝宗倾向李焘。这起冲突据说导致洪迈对李焘心怀芥蒂，并且对《四朝国史》产生严重的后果。洪迈在1168年秋天自秘书省离任，蛰居乡间，直到1185年6月才重返首都。李焘则持续《四朝国史》的编纂工作至1170年6月离任。1176年1月，他被召回任秘书监至1177年9月，并在上任后为了《四朝国史》的编纂，立即进行了另一次搜求文献的工作。1177年5月，李焘进呈了徽、钦两朝《长编》。注337在1180年12月，秘书省进呈《四朝国史》中已完成的《志》，内容大部分取材于《长编》，至此只留下传记部分尚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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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年3月，李焘在四川完成了《长编》全书的最后修订并递交朝廷。他在当年夏被召回秘书省，并在1183年7月17日递交了关于《四朝国史》修纂状况的报告。他很自然地将焦点放在传记部分，报告中一个极重要的段落描述了书稿的状况以及完成全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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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注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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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宣称如有适当的支持，这项工作将在一年内完成。但不幸的是，他于1184年2月去世，而他的传记编修工作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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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1185年6月，洪迈再次回到秘书省，并提出了关于传记修纂状况的报告，意见与李焘殊异。洪迈感叹这段时期政治问题复杂，且因丢失北方国土而导致文献缺乏。他指出被指定作传的1300人中，有将近一半是鲜为人知的皇室宗亲，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讯息。他建议可以合并一些传记，对于那些无事迹可书者，即使贵为宰辅也应悉行删去。洪迈没有提出完成的时限。两天之后，皇帝令他于一年内完成这项工作。注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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