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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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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台湾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依然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保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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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台湾教授对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大体如此。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在台湾教授家里和乡下普通农民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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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来自日本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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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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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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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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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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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的境界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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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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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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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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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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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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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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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之后，出现另一种历史书写，那就是大规模的个人自传的书写，只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首先，它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之用；其次，它不会公众化，不进入公众阅读领域。前几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检讨书》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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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认识定势：历史是官家所写，这特别体现在一些大项目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写作上。历史也可由个人所写，但要体现官家的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的一个生产、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化体系，再加上官办的史学会和省社联一类的机构，有几个大佬分兵把守，项目之获得、评奖，都与作者的利益挂钩，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就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写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许多被评奖的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还是余英时先生说得对：“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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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书写的兴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文革”后读书界对“假大空”的厌恶；对外开放，域外读物的引进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都是对长达几十年的一元体制下的国家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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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上对民间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历史，是有疑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历史是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和其他人往往强调历史事实不同，克氏认为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即如葛剑雄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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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民间的书写，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为回忆性作品，主观性强，当然没有大量的注释，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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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历史由谁来写？学院内的人可以写，民间的人能否写？而且学院内的人是否就一定要以官家意志来写？何为“民间”？是不是学院之外的，都是民间？依我看，区分官史和民间的历史，就是看有无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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