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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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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变迁加快或者社会转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去就必须停止继续成为现在的规范（pattern），或顶多只成为现在的模型（model）。当我们无法自发地每一步都照着祖先的步伐走，或者也不可能这么做时，“我们就应该再回到祖先的路子上”。这句话隐含了过去本身的一个基本的转变。如今过去变成了（而且必须变成）创新的面具，因为过去不再表示一种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的做法，而是一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做法。即使我们实际上把钟拨回到以前的时间，也不代表我们真的回到了过去，只是在形式上回到了我们所意识到的过去，两者间有着功能上的不同。萨帕塔（Zapata）[4]时代的莫雷洛斯（Morelos，墨西哥的一个州）想要将其农村社会重新恢复到40年前的样子，这可说是相当有野心的尝试——消灭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lrio Diaz）[5]时代的建制而恢复之前的状态——但也证明这是个注定失败的做法。首先，它无法完全地恢复过去，因为有很多事物已经无法清楚而客观地记忆下来，因此也就无法重构（例如各个不同社群所争执的共有地疆界到底该怎么划分），更不要提“过去该是什么样子”以及以此为根据来相信或想象什么应该存在了。其次，令人憎恨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外来物，仿佛一颗子弹打进血肉似的嵌入社会有机体，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单纯地把它取走，以此就能让社会有机体恢复原来的样子。创新代表社会变迁的一个方面，不能孤立于社会的其他方面，要把它剔除所费的代价将远高于一场手术。再次，社会单纯地想将时钟拨回过去，其所要动员的力量将会造成深远的影响：尽管墨西哥的武装农民其视野是本地化的或顶多是区域性的，但还是演变成他们国家之外的革命力量。在这种状况下的恢复反而变成了社会革命。在国境之内（至少就农民所掌握的区域而言），这个恢复过程可能将时钟调回比他们原先所想调回的19世纪70年代更早的时代，因此将70年代仍存在着的市场经济也给摧毁了。如果我们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墨西哥革命的话，它的意义则是在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墨西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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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同意，那些试着要恢复失落过去的做法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除了一些琐碎的形式以外（就好像恢复已经倾颓毁坏的建筑物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所谓的恢复过去只是选择性地挑选而已。（从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来看，他们想要恢复所有他们脑子里记得的过去，要去分析比较，到底哪些留着哪些忘了，这实在是很无趣的工作。）过去的哪些方面会在恢复的过程中被挑选出来？历史学家倾向于去研究那些比较常被提出来要予以恢复的东西——如旧法律、旧道德与旧宗教等等，而历史学家也因此倾向于想从这些方面来建立一些概括的结论。但在历史学家这么做之前，应该先将自己的种种观察予以系统化，并且寻求与自己的研究主题相关的社会人类学或其他学科在理论上的指导。除此之外，在进行过于概括的结构分析之前，应该先试着重新去恢复正在消失或已经死亡的经济结构，这一点虽然难，但并不是完全做不到。小农拥有土地的制度，虽然这种土地制度与大城市居民拥有的田园生活没什么区别（原本，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土地并不是由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村工人来平分的），但是这种想恢复小地主制的想法，的确可以构成激进的宣传口号，有时候甚至会演变成实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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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选择性的恢复，我们目前还缺乏有效而概括的解释模式，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区别所谓符号性的（symbolic）做法以及有效性的（effective）做法。要求恢复旧道德或旧宗教是属于有效性的做法。如果这个做法真的实现的话，那么在理论上，女孩子就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以及每个人都要上教堂。另一方面，如果是想要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沙被炸毁的建筑物，或者是反过来说，拆毁一些特殊的创新遗迹，如在布拉格的斯大林纪念碑，这是属于符号性的做法，即便这种做法中间带有某种审美的元素也一样。有人可能会怀疑这样的区别是否有意义，因为人们真正想要恢复的事物太庞杂也太模糊，并不是特定的恢复活动就能达成的，譬如说，过去的“伟大”或过去的“自由”。有效的恢复与符号的恢复，两者的关系是很复杂的，而且通常两者会同时出现。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坚持要按原样恢复国会大楼，这可以从有效性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保存原有的建筑结构将有利于议会政治的特殊生态，意即英国政治系统运作上所必要的辩论与气氛。除此之外，重建的时候也像先前一样，选择了新哥特式（neo-gothic）的建筑风格，这也暗示着强烈的符号性元素，也就是说，通过一小部分的重建，却能奇迹般地让人在情感上对于已失落的过去产生完全重现的效果，整体因而全部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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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迟早会有这么一个时候，恢复过去的做法将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届时过去就无法被照样重现或恢复。过去将变得与实际的事实甚或记忆中的事实大不相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过去将会跟那些今天我们所感受到具有保守气息的调调没什么两样。极力向往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前，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享有的自由生活，或是仰慕宗教改革前，英格兰所拥有的快乐时光，这些怀旧的例子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举个当代的例子做说明的话，“查理曼”（Charlemagne）[7]这个隐喻，从拿破仑一世以来，就不断被用来作为欧洲应该统一的宣传工具，不管是借由法国或德国的武力征服，还是通过邦联形式，但是却绝不是恢复到公元8到9世纪欧洲的样子。在这里（不管它的支持者实际上信或不信），恢复或再创造一个与现在鲜有关联的过去，几乎等于一个完全的创新，而在这种状况下所召唤出来的过去，将变成一个人造物，或者用比较不客气的话来说，是一个虚构物。加纳（Ghana）这个国名，是从别的非洲地区的名称挪过来的，不管从历史或地理来说，都毫无关联。犹太复国运动者主张要回归到以色列国在犹太人被逐出巴比伦而散居世界之前（pre-diaspora）的过去，在实际上等于是否定了超过2000年来的犹太人历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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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历史的虚构性之后，我们仍然应该再对于那些如何使用虚构的历史的方式做个区分，像修辞性的（rhetorical）或分析性的（analytic）以及那些“恢复”中夹带着真实与具体的。17到19世纪的英格兰激进分子，并不想回到被诺曼底公爵征服前的社会；“诺曼人之轭”（Norman Yoke）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解释上的方便，“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人”（Free Anglo-Saxons）顶多只是用来类推或用来追溯系谱，这一点在后面再加详述。另一方面，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用勒南（Renan）[9]的说法就是，一种忘掉历史或是扭曲历史的运动，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史无前例的，但却坚称自己是回归历史，而实际上只是在实践他们自己所虚构的历史。这一点，特别可以从他们用以区别自己民族与其他民族的方法看出，其区别的根据又是诉诸远古，从威尔士人的新德鲁伊教（Welsh neo-Druids）到希伯来文又被采用作为通用口语，以及纳粹德国的“骑士团城堡”（Ordensburgen）[10]都是例证。这些例证，我必须再次强调，都绝对不是“恢复”或“复兴”。它们都是创新之物，只是其中夹杂着历史性的过去，而这些过去，其中有些是真的，有些则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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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类的创新会以这种方式，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来达成其目的呢？民族主义运动是最明显的，因为历史是最容易掌控的原料，可以用来加工使其能满足民族主义者所要的历史上的虚构物：“民族”（nations）。其他有哪些运动也是这么做的呢？我们可不可以说，某些类型的渴望就是比较容易采取这种模式，譬如那些与凝聚人类群体相关的活动，那些体现“社群感”（sense of the community）的活动？这个问题仍有待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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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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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创新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社会也需要创新的时候——创新在此时便代表了“进步”——才会产生有系统地否认过去的问题。这时会有两个状况，一个是如何才能承认创新，也就是将其合法化：一个是创新之后的局势要如何说明（也就是说，当过去的经验已经不能拿来说明现在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认识现在）。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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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新的”跟“革命的”（用在宣传上）这两个词是在什么过程中转变成“较好的”与“较受人需要的”的同义词，现有的研究没有办法提供解答。不过，“新奇”或甚至持续的“创新”，似乎在人类控制非自然的范畴（如科学与技术）上，是两个比较能被接受的词汇，这是因为在这些范畴的进展，对于最受传统束缚的社会来说也是明显有利的。我们看过卢德主义（Luddism）[11]反对过自行车或晶体管收音机吗？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某些社会与政治上的创新对于一些群体来说的确具有吸引力，至少从外表来看是如此；然而，创新（包括技术上的）所具有的社会与人文意义却还是容易受到排斥，其道理也是相同。物质技术快速而持续的变迁，将使本来对此表示欢迎的人，因为其所带来人际关系（如性关系与家庭生活）的巨大变动，而反倒开始感到不安；不过，从物质生活的变动演变成人际关系的变动，其间的过程，却很难让人察觉。因此，当物质上的创新明显看起来是有用的，但人们却不予采用的时候，这一定是顾虑到采用此种创新后所将造成的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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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明显有利而且其社会意义为中立的创新，几乎可以毫无困难地让人很自然地接受，而对于习惯于技术更新的人来说，这里也没有合法化的问题。人们可能会猜想（但这个说法是否有人真的去调查过？），是否一个在本质上是传统的活动，譬如广受信仰的宗教，会毫无困难地接受创新吗？我们知道古代神圣的文本是强烈反对任何变动的，但借助现代技术如印刷与油画风格的石版画（oleographs），可以让神圣的图像变得廉价而易于传播，因此这些创新就不曾招致任何强烈的反对。相反，某些创新就很需要合法性，特别这种创新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并没有先例可循时，其中的困难可说是异常巨大。创新如果是少量的，那么即便在质上的变化很大，也不会造成太大的麻烦。它可以被当成正面不断战胜负面的例子，或是“更正”或“调整”的过程，譬如理性战胜不理性、知识战胜无知、“自然”战胜不自然、善战胜恶。过去两个世纪来的基本经验显示，变迁是持续不断的。但是有时候，这种正面不断战胜负面的原则却不能适用于某些变迁方式过于特殊的状况：变迁的方式相当具有神秘性，或是变迁的方式是借助夸大恶对于善的反抗力量来进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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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是，过去同时也是对于持续变迁能予以制衡的最有用的分析工具，只不过这里所用的是另一种形式。过去这时候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发现，是对于变迁的方向予以控制的过程，是一种发展或进化。变迁本身因此就具备了合法性，而成为一种变形的“过去感”。对此，白芝浩（Bagehot）[13]于19世纪出版的《物理与政治》（Physics and Politics，1872）提供了一个好例子；流行的“现代化”概念显示了一种想法简单的思考取向。简单地说，能够将现在合法化并且对其予以解释的，并不是过去那一堆零散的事件（a set of reference points），例如《大宪章》（Magna Carta）；甚至也不是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例如旧国会大楼仍存在的那段时光，而是由过去演变成现在的过程。面对无法反抗的变迁过程，即便是保守的思想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予以接受。也许，这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比较恰当的，至少历史可以给予的最具说服力的智慧形式就是事后检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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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详细而清楚地陈述一个与过去毫不相像的未来，也需要预见的能力，而要进行这项工作的人又会遭遇什么样的状况呢？要在没有任何参考的状况下进行是相当困难的，而我们发现到那些最致力于创新的人，总是试着要找到这样的例子，不管如何不合理，包括从过去找，或者寻找效果相同的例子；“原始社会”（primitive society）就被认为是人的过去与现在并存的一种形式。19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不加怀疑地将“原始共产主义”（primitive communism）当成分析时的根据，在广泛使用之下，这种做法显示出有具体的先例要比没有先例有更多的好处，至少它提供了能解决新问题的例子，只不过如此一来却扭曲了过去类似问题的真正解决方式。在详细而清楚地陈述未来时，当然不一定非要理论不可，只是在实际上，想要预测或为未来建立模式的需要却相当强大，不能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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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historicism）[14]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烦琐而复杂的方式，将过去的趋势由外而内地强加在未来上，是在预测时最方便且最受欢迎的方法。无论如何，要辨明未来的形象，要从过去发展的过程中找线索，因此诡异的是，我们越是期望创新，那么在发现的过程中也就越需要历史。这个程序可以从非常天真的——认为未来是个更大更好的现在，或是更大但更坏的现在，这些观点显示了单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思考，或是悲观的社会主义式的反乌托邦思想——到思想上非常复杂以及紧密的；不过这两种思考背后的基础都是历史。从这个地方出发，也会看到一些矛盾，这个矛盾是从马克思的论点产生的。马克思一方面相信资本主义一定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但另一方面却又很不愿意针对社会主义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现象，做一个概况说明。这并不只是一个常识问题：能够看出一个发展的趋势，并不代表就能在复杂及许多方面都是未知的未来环境中，预测出具体结果。这也显示出其中的冲突，一种是用本质上是历史决定论的模式来分析未来将会如何，这其中假定历史的变迁是持续不断的过程：而另一种则是目前为止相当普遍的计划社会模式，也就是维持一定程度的稳定。乌托邦在本质上是个稳定而自我再造的国家，其隐含的非历史决定论倾向相当的明显。即使是乌托邦色彩较少的“好社会”模式或可取的政治系统，不管它们是如何与外在变迁相对应，也都倾向于透过那些不被变动所影响的较稳定及可预测的制度与价值架构，来进行运作。将社会系统与持续变迁联系起来，这在理论上没什么困难，但在实际上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也许是因为在社会关系上过度地讨论不稳定与不可预测，特别会让人失去思考的方向。用孔德的术语来说，“秩序”与“进步”是并存的，不过分析其中一个词，并不能说明另一个词有什么可取之处。当我们最需要历史的时候，历史的功用反而消失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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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也许仍然被迫要面对过去，以类似于传统对待过去的方法，那就是把过去当成众多先例的储藏库，只不过现在我们的选择是借助分析性的模式或计划，这已与传统方式不同。设计一个“好社会”尤其是如此，因为就我们所知，大部分运作成功的社会都是从数千年来人类共同生活的经验中得到教训，也许还加入了一些最近流行的对于动物社会行为的研究。研究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有助于解决现在及未来的种种问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在对过去的历史活动提出新问题的时候，也等于为这些旧历史活动注入了新生命。因此，贫民窟或19世纪大城市市中心被广大的铁道建设所取代，这些状况可以也应该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期大城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是怎么一回事：而中世纪大学“学生权力”的不同经验，对于现代大学结构的改变并不是没有影响。[16]不过，这个经常是独断地挖掘过去以有助于预知未来的做法，就目前来看，其本质仍需要更多的分析。无论有没有历史研究，这种做法本身并不取代适当的社会模式的建构。它只是反映并在一些状况下缓解了模式在建构上的不适当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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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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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漫不经心的陈述并不能将社会使用过去的方式完全说明白，而在这里我也不打算这么做；不过，我们仍要简要地提两个特殊的问题：作为系谱（genealogy）的过去，以及作为编年（chronology）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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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感作为一种集体性的经验延续，仍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便对那些最致力于创新以及相信新奇就等于改进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每个现代教育系统的课程中莫不有“历史”，现代革命分子的理论（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认为他们与过去毫无关联，但却寻找他们的祖先［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7]、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8]、温斯坦利（Winstanley）[19]］。从过去到现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到底从古罗马的奴隶反抗中学到了什么呢？假定这场起义的目的是共产，那么对于这场起义的分析也注定要失败，就算有结论也对现代共产主义者的热切渴望没什么影响。他们对于久远的抗争传统有一份归属感，因为这种传统提供了情感上的满足，但这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它是否类似于连续感，这种连续感灌注于学校课程中，让儿童能够愿意去学习布狄卡（Boadicea）[20]或维钦托利（Vercingetorix）[21]，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22]或圣女贞德（Joan of Arc）[23]这些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假定，根本很少去检证），而使他们“应该能够区别自己是英国人或法国人”。过去作为连续与传统，作为“我们的祖先”，引用过去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使是旅游业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对于情感带有直觉性的同情，这不应该让我们高估找出事情真相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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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较为人熟悉的系谱形式来说，困难自然是小得多，而这种系谱形式在于尝试去支撑不确定的自尊心。暴富的资产阶级寻找血统，新的民族或运动收集过去的伟大以及历史上的成就，而与此对比的是，他们的历史其实往往缺乏这些东西——不管他们的感受是否值得同情。[24]最有趣的问题是，这类系谱的运作是否有一天会变得没有必要呢？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来看，他们是永久的，也是暂时的。一方面，20世纪末的暴发户仍然希望能过着贵族的生活，即便这并不能真正代表政治或经济上的地位，但仍象征着最高的社会地位（位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莱茵河畔的城堡，庄园主人在此享受着打猎的乐趣）。另一方面，新中世纪、新文艺复兴及路易十五时代的建筑，还有19世纪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格，都在某个时候让位给了考究的“现代”风格，这种风格不仅不以过去为宗，还发展了一种奇怪的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创新的美学类比。不幸的是，历史上唯一提供我们研究材料的，也就是同时引用祖先与新奇两种特质的社会，只有19与20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凭借这样一个单一的取样，是不足以建立通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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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编年的问题，将把我们带到通则产生的另一种极端，因为我们很难去找出有这么一个社会，会毫无目的地记录时间的存续以及事件的接续过程。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曾经指出，编年的过去与非编年的过去，有着相当根本的不同：荷马（Homer）的《奥德赛》（Odysseus）与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奥德赛，后者的写法当然不会用荷马的方式，而是写一个中年男人在离家20年之后，终于返家回到他那已经年老的妻子身边。编年是对于过去的历史感，当然对于现代也很重要，因为历史是有方向的变动。时代穿越（anachronism）可以马上警醒历史学家，而且能让一贯奉行编年体的社会产生情感上的惊异，这可以轻易通过艺术上的运用来做到：以现代服装来演出的《麦克白》（Macbeth）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明显并不是詹姆士一世时代（1603~1625）所演出的《麦克白》所能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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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时代穿越对于传统的过去感不那么重要（过去是现在的模范或模式，经验、智能与道德的库房及储藏室）。在这样的过去感之下，不会用共时性的角度来看事件，譬如罗马人及摩尔人（Moors）[25]在西班牙复活节游行或其他时候扭打成一团：这两种人在编年的关系上根本扯不上边。贺雷修斯（Horatius）在桥上的事迹[26]，给后世的罗马人留下了榜样，但这是发生在斯凯沃拉（Mucius Scaevola）[27]之前或之后，这种问题只有学究才会觉得有趣。类似的状况（以现代为例），马加比家族（Maccabees）[28]，也就是马萨达（Masada）与巴柯巴（Bar Kokhba）的守护者，其对现代以色列人的价值并不因为时代的久远而有所贬损。当真实的时间介入这一类穿越的过去时，过去便又会改变（例如，用现代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荷马史诗》与《圣经》）。这是一种破坏社会意义的过程，也是社会正在转型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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