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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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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许会同意历史学对他们学科的价值，但历史学家对于经济学就不一定这样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历史所包含的层面太广。正如我们所见，经济学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它是一门只从真实世界挑出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然后就将这些方面叫作“经济行为”，其他就统统不管的学科。只要经济学是通过排除来定义，那么经济学者必定一事无成，不论他们对自己的局限有多自觉也一样。如希克斯所言：“当人们能意识到这种联结（经济史与一些看似有关、实则无关的事物的联结）之时，就会理解我们的认知的确不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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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历史学则不能够事先决定要把哪些方面剔除掉，我们只能决定主要应处理哪一部分，而哪一部分要予以忽略。基于方便以及技术上的限制，历史学家会倾向于各有专攻。一些人研究外交，其他人研究教会，还有一些则研究17世纪的法国。不过，基本上历史学家还是希望能做到法国人所说的“整体史”。这也是社会史的目标，只不过传统上它总是跟经济史合在一起谈。与经济史不同的是，社会史不能够设定界线来决定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经济学家不会接受前伦敦的《泰晤士报》（Times）编辑所说的，如果凯恩斯有不同的性偏好的话，那他应该会更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这话是说，私人的生活会影响人们对于经济概念的判断。相反，我很容易想象到，一个社会历史学家或一般历史学家，反而会认为这种想法有启发性，可以用来思考某个时代的英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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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像经济史这样专门的领域，也还是要比经济学要宽松许多。克拉彭认为，经济史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领域是可以扩展的。譬如说，经济史学家——我认为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历史学家身上——不会不谈到目前为止所出现有关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看起来停滞了，有些社会却没有；为什么整个世界只有某一个区域真正走到了现代工业社会；这些变迁的过程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让历史学很自然地与社会科学结合了。马克思就这样认为，政治经济学其实是对整个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解剖，绝非常见的标准经济学所能囊括。我们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技术与论证的方法，但不可受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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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用不上这些模型，除非是为了用来当作头脑体操，否则我实在看不出这些模型跟历史学有什么相干。计量经济学家在测试理论的有效性时，就算这个理论是有效的，他们所关注的也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能用来描述世界的样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些理论是完全用不上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加以验证的。这些理论的运作方式，不管再怎么有趣——除非它忽略了经济事实，或者是硬画出一道界线，并规定在界线外的就不属于经济（不管是事实或是想象）的范围，否则历史学家并不关心它们的发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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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要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模式，并让它可以适用于全世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却会冒着陷于琐碎的风险。从效用最大（以一般的意义来界定）的观点来看，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其实在追逐效用的表现上，要比现代的生意人理性得多。这种结果既不令人意外，也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接受这样的做法，那就是把不同类别的成员［从布须曼人（bushmen）[3]到当代的日本］归成一个类别，只要他们具有相同的特质的话就行。不过，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差异，为什么有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不是能解释渔猎采集的族群以及处在复杂经济体的人们有什么不同。原住民，或者是对于所有具社会性的哺乳类动物来讲，面对并解决了罗宾斯的著名难题，也就是要如何面对稀少的资源而能做最具竞争力的使用；这个结果虽然不是没有意义，但对历史学家来说并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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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于经济人类学的“石器时代丰裕”也没有帮助，只提醒了我们，即便是最原始的经济，一般来说也需要剩余，用以满足急需的消费以及团体的再生产，但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是这样来分配他们可用的劳动时间与资源，有些人却不这样。例如，为什么萨迪尼亚的农村共同体定期将他们的剩余以节庆活动的方式来花费掉，却不拿来储蓄或投资？这个选择当然可以用个体经济学的方式，从个人的福利偏好来加以分析。但我们难道不觉得，将剩余的肉拿给穷人吃，不是更好吗？难道一天的狂欢会比过几天稍微富裕的日子好？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就低估了节庆的社会经济功能，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就发现，通过散布与再分配那些累积的财富，有助于降低村落中经济地位的过度不平等。这是一个用来让每个个体能够维持交换系统的方法，保障了共同体的团结。经济学的理性个人选择，无法解释这种消费模式及萨迪尼亚岛上的这种富裕消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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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历史学家应该从马克思的观察出发；他认为，每个经济体在历史上都是独特的，生产总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发展中，由特定的社会个人所生产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其实也同意高度一般化的抽象说法——例如“一般的生产”（production in general）。只不过他认为这种说法即便很精巧，也没有办法充分地捕捉任何真实历史阶段的生产或生产转变的本质——包括我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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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概括一点儿，历史学家需要的不只是解释，还有分析。经济学家也许是出于合理的小心谨慎，比较偏向于后者。我们想知道的是，为什么甲状况之后会是乙状况而不会是其他状况。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知道总会有一个结果而且是唯一的结果，不过我们也知道考虑另一种可能的结果也很重要，特别是当这种结果的不存在特别让人惊讶的时候。例如，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即使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惊讶，但做一点儿假设性的思考也不等于浪费时间。不过，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问为什么要建铁路，而不是问如果在19世纪建了铁路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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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新古典经济学的精心抽象化、一般化又再次限制了它对经济史的接受度。让我们思考一下最近受到热烈讨论的奴隶问题。有人认为，19世纪美国购买奴隶，等于是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生产过程；奴隶制度盛行于1860年，之所以没有很快废除是因为经济因素：奴隶制农业与自由农业相比，效率不会比后者低，以及奴隶制度与现代工业并不会不兼容。我并不想介入与这些命题相关的激烈争论，不过，如果这些观点的支持者是对的，[4]如果他们的论据可以用在19世纪所有的奴隶经济上，如果这一类型的成本—效益分析足够用来分析奴隶经济，那么，奴隶制度为什么会消失，就绝对不是经济史应该处理的问题。不过，就算真是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解释为什么奴隶制度在19世纪时完全从西方世界消失了。除此之外，就算假定奴隶制度的废除完全是出于外力，像美国南方各州一样，我们仍然得解释，为什么没有具有相同功能的制度出现，来取代奴隶制度废除后的空缺。事实上，在许多地方的确存在替代品，它的形式是大量进口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主要是印度人与中国人，但他们的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多少。不过，契约劳工也注定从世界上消失。难道经济学仍然与这些问题无关吗？更有甚者，以美国来说，计量史学家证明了奴隶经济的效率与进步，但却无法说明美国经济史上的异常现象，意即，在1950年之前，南方各州地区人均所得不像北方那样接近全国平均所得，这是北方胜利所造成的效应，是个不可忽略的现象。[5]简言之，现代经济学对于过去的分析，无助于解决历史学家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说不可以有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分析存在——例如，跟个人或厂商的理性选择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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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让我想到计量史学的问题，也就是那个将经济史变成回溯性计量经济学的学派。认为统计与数学还有其他工具无助于历史研究是不明智的。不懂得处理数字的，就不懂得处理历史。18世纪格丁根的大学者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曾说，统计学是静态的历史，历史是动态的统计学。人们应该对于计量史学家在衡量历史的贡献上表示欢迎，特别像福格尔就这样的学者，他们在材料的搜寻与数学技术的使用上表现了过人的天分与原创性。不过，他们的出众之处其实并不在此，而是对于经济理论（尤其是新古典的）命题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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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贡献很有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教学阶段。正如莫奇尔（Mokyr）指出的：“正是这种新方法的明确性，造成它在解决问题上的狭隘。”[6]计量历史学家对于18世纪以来的经济史问题，做了不少修正性的解释。不过，也有人认为他们的主要贡献其实比这还大。我们看到传统经济历史学家在运用经济学命题时，总是在表达上犯混淆不清的毛病，计量史学家则尝试将这些命题清晰化（他们能严谨而有意义地陈述），并且用统计数据来加以印证。第一个做法绝不是多余的。无论如何，许多经济学文献仍然进行着这样的工作。第二个做法则令人赞赏，可以广泛地印证既有历史研究的错误。有时还可以从数据上证明既有理论的错误。不过，统计学并不适于明确地解决论证上的问题。因此，当“新经济史已经达成［英国］在滑铁卢之后生活水平上升的共识之时”，我们却还没有可靠的人均消费数字（茶、糖、烟草），来证实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确有上升，所以“疑云仍笼罩”在这场争论之中。[7]无论如何，就计量史学强迫历史学家要思路清楚来看，它的功能是必要而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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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其他历史学家有所不同，我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具有想象力及虚构性的“反事实”历史研究，理由有几点。所有的历史不论隐约或明示，都具有反事实的特质。从对另一种结果的猜想，如帕斯卡（Pascal）[8]谈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的鼻子，一直到“如果某事发生的话”：如果列宁1917年时人还在苏黎世，会有什么结果？如果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9]在1938年时，能呼应那群想对希特勒发动政变的德军将领的主张，拒绝希特勒的要求的话，会有什么结果？这些想法有可能造成另一种结果，假定不做甲行为而做了乙行为，则事件的发展将会完全不同。关于这类“真实的”反事实讨论，已经由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连同计量史学一起讨论了。[10]有趣的是，传统经济史对于这种研究的接受度反而比老式的政治史差。因为经济史与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因此不太在意这一类的研究模式，它们是要求通则化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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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事实在计量史学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建立一种回溯的概率，不过其从业人员对此的认知如何，我还不是非常确定。以“历史学家有史以来所做过最具野心的反事实研究”[11]来看，福格尔的《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12]，是接受美国铁路已经铺设的事实，他并不是说如果怎么样则铁路不会被铺设。他的目的是要揭示以往的说法有多不精确，即铁路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因，他的方法是先将铁路去除掉，再来估算有什么方法能够完全满足铁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例如以运河代替。这种程序仍然是一种教学上的程序。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在方法论上，甚至在证据方法上都是为了要证明——回到传统反事实方法——如果克利奥帕特拉的鼻子长了1英寸，那么世界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其实，我很早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思考。）或者是，自由贸易对于19世纪的世界经济到底是好是坏？历史学家在这种方法的运用上，不及经济学家那么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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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计量史学的限制也很明显，有位诺贝尔奖得主对于完全量化的经济史就有所保留，他说：“当我们研究过去时，我们应该会发现，生命当中的经济方面，只是诸多方面之一，而且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比较单纯的一面。”[13]这当中有四个弱点。第一，就它从非历史的角度来研究过去来看，它完全没有触及历史发展的大问题。经济史学家甚至计量史学家都抱怨“经济学家没有办法建立一个能解释像工业革命这等大事的模型”[14]。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史学家不愿意加入计量史学家的行列的主要原因。历史学家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研究均衡（equilibrium），相反，经济学家无论如何都要设法在市场系统遭受冲击后，找到新的均衡点。历史的变迁与转变，跟寻找均衡点其实是没什么关联的。至于经济理论则也不在意历史的变迁与转变。因此，如果我们要用均衡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家眼中的大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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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计量史学可以适用的经济事实，就能够用来否证计量史学所建构出来的图像。我们没有办法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角度来算出，是否建造伊利大教堂（Ely Cathedral）[15]或国王学院的礼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是一个合理的投资行为，因为俗世的回馈显然不是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我们最多只能做到（此为重点）的是，这种社会资源的使用方式，其客观上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让我们谨慎地使用这个可能有点儿时代倒错的词吧——“提供排遗之用的社会资源”（diversion of social resources）］。凯恩斯认为这是一种能创造就业的公共开支；罗伯特·洛佩斯（Robert S.Lopez）[16]则认为，城市里的教堂越大，它的贸易量就越小。也许是吧。建筑教堂所造成的经济的效果，当然要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估计。计量史学在处理建筑教堂这个问题时，它会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估计，一个捐赠者如果想要获得救赎，他是该捐个教堂，还是组织个十字军，还是说只要做一点儿精神活动，这里有着经济成本的思考。我们大概没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会有多高明。然而在14世纪，一个人要把遗产捐给修道院的时候，尤其是对商人而言，他们会做理性的估算，就好像在思索着要怎样把家产分给诸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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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选择其实不难在日常的问题中见到。19世纪在教育上所做的社会投资，其实就是一种社会与个人的支出问题，其内容完全是经济上的，也就是说，把资源投入义务教育之后，它所能带来的经济成长到底有多少。让我们暂且不考虑计量史学背后的任意假设（详见后文）。实施国民义务教育的确要花费不少社会资源，它会花费掉经济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对于个人与社会来说，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很大。这种现象很自然地可以用计量史学来加以分析。不过，历史学家并不这么想，因为对于19世纪欧洲来说，对于当初实施义务教育的当局来说，它们的目的绝不是经济性的。义务教育的意义不是技术上的，它的意义其实是意识形态的，以及政治的：对穷人灌输宗教、道德与服从的价值，教导他们接受既有的社会状态，并让他们的孩子也如此，将乡下的农民教导成能理解国家政令及认同国家的国民。计量史学家也许真能算出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许真能寻找出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达成义务教育所要达成的目的，但却又可以省下更多的资源。但我们说过了，义务教育的主要意义其实不是为了在经济上造成更高的生产力。它比较像是维持一支军队所需要的成本。因此，就计量史学的大致支出（实际的或估算的）来说，它其实把义务教育与其他教育如技能教育两者相混，以至于把社会资源使用的方式混为一谈，而全然以经济的生产力来加以衡量。简单地说，计量史学在这一方面可说是冒了违反历史事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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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量史学不只要仰赖确实的数据（经常不完整且不可靠），而且更大部分是要创造及假设数据。在我们这个数据管理堪称完善的时代，经济学家面对黑市或地下经济的存在，都还要借助猜测，更何况历史学家面对的是过去，想要掌握庞大的数据更是不容易。因此，大部分的历史作品在数据的处理上，尚处于空白与猜测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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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史学家因此就致力于要填补这种空白和猜测，他们从资料中隐约推敲出历史景象的大概，并试图去做可能的排列，并从这些排列中所产生的空隙，来推敲可能的历史内容。计量史学家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能只是求得一个一般的印象，而是要有一个精确的测量，因此就必须在没有数据的地方创造出数据来。这些资料有的根本是虚构的，就好像反事实的研究一般。即便是在有数据的地方，计量史学也有可能基于研究目的而排除一些既有的数据，其逻辑是源于理论模型的考虑——基于复杂而连锁的论理与假设将不充分的数据串成一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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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来说，假设必须要实际，否则跟垃圾也没什么两样。如果我们使用完全预期（perfect foresight）假设来组织数据，那么这种假设是否具备经验上的有效性就至关重要。只要假设一改变，不管对模式还是数据来说，都会造成数据与答案的分歧。举例来说，假定我们采取经济史学家的意见，会认为根本没有英国“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存在：原因是，英国经济在1760到1820年间，总体的增长率并不是很高，也就是说，英国经济在这段时间的增长率，跟一个传统的经济活动组织所会产生的增长率没什么差异。从这一点来说，要从数学上来解释“整体”的经济有什么大改变是不可能的。[17]（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要如何证明这段时期确实存在着重大的经济增长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除了既有的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价值外，还再加进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而未被计数的商品与劳务，譬如妇女与儿童在家庭中的贡献。）简言之，“库兹涅茨（Kuznets）[18]传统用来衡量总体增长率的做法，似乎不是用来理解工业革命的最好策略，虽然它的确优点很多。”[19]同样，如果在衡量铁路的经济效果上，我们改变了假设（因此而改变了估算的方式），就有可能得出建造铁路对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点儿贡献都没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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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程序上的瑕疵。计量史学的流程是从模式到数据，造成数据本身失去了独立性。因此，它无法脱离理论来说话，而它的理论又不具历史性。除此之外，如果不是跟主题相关的话，那么它的模式将会是难以理解的。如果照计量史学的做法，给定其他条件相同，而英国大企业主的行为又都是高度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不会发现（其他历史学家也尝试要找出来），到底英国的经济在19世纪晚期发生了什么问题。用这种方法，我们最多只能证明有一个解释英国经济为什么衰退的答案是无效的，那就是英国的大企业主是无能的生意人。简单地说，计量史学可以批评或修改用其他方法所做的历史研究，但它本身却无法提供任何答案。它在历史的牲畜市场上的功能，比较像是体重计与度量衡的检验人员，而不是饲养种牛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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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历史学家究竟要怎样来运用经济理论呢？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把经济理论当成一个观念的产生者，或者说，这个过程比较像是到摩洛哥旅行看到柏柏尔人的服装时产生灵感，从而设计出流行服饰。这种启发性的效果，很难定义，但又不可忽视，因为我们从自然科学中可以得知，学科内有很多的成果都是从学科之外模拟及借用而产生的。例如，我们为什么不根据气体动力理论来研究原始社会的人口散布现象呢？它可能会产生（而我知道实际上也已经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可能的范围内，适当地运用经济理论。但这也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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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让理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有社会实践上）产生重要性，那么理论至少要能做到贴近社会事实这件事。即便在模型中，也不能不顾实际生活的复杂，而说换就换。以农业为例，这个例子一直让许多经济增长的支持者感到讶异，我们知道一个农业结构以及生产组织不可能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在同一期替换完成，不论这样做是不是在经济上比较有生产力。经济发展的世界分成两种，一种国家能够以有效率而具高度生产力的农业来支持工业化与都市化，另一种国家则不行。成败之间所造成的经济效果相当显著：整体来说，具有高比例农业人口的国家很难喂饱自己的人民，也很难提高国内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至于食物过剩的区域则主要是那些人口较少的发达国家。但是教科书对这方面的讨论——我想到萨缪尔森的教科书——却对这个问题于事无补，正如保罗·贝洛赫（Paul Bairoch）[20]所说，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力所仰赖的是结构因素而不是工业生产力”，“不了解……这一层历史差异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21]。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出在应该如何进行“农业革命”、绿色革命或其他革命上，而是如米尔沃德（Milward）[22]所说，改革必须就各个地区农业的特定条件来进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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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讨论德国当初在19世纪时采用哪一种模式会让农业发展更好是没有意义的，譬如说，是用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模式，有36%的农民拥有土地，还是用巴伐利亚（Bavaria）的模式，有93%以上的农民拥有土地。分析必须以两者同时存在为前提，而不能假设一个存在一个不存在。我们也不能用“后见之明”的方式来进行因果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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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期来看，经济的选择总是受到制度以及历史的限制。假定我们废除了传统农业形式（由生产有剩余的家庭单位所组成），并且同意这是实现农业革命的最好方式，而为了论证的方便，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假定，这么做最适合于建立商品化农业，其上的工作者则为雇用的劳工。实际的确有这样的例子。[24]不过，我想到至少有一个拉丁美洲地区，理性的商品化农业主曾尝试过这样的计划但却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当地农业人口稠密的问题。他们必须屈就社会现实，而采取半封建的方式，但他们知道这样并不是最理想的。而且，马克思所说的农业人口大量减少的现象，在20世纪之前还很少发生，不过，这种历史力量仍然不可低估。一般而言，在分析农业变迁与经济增长时，尤其在短期，绝对不可以将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区隔开来。这么做等于是放弃了对经济的历史分析，也就是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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