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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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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来讨论主观的党派意识的问题，不过，我要省略对个人情感的讨论，虽然这关系着学者个人心理问题，但是为了简单起见，不得不如此处理。所以，我们将不会去关注某某教授为什么对于某种理论难以割舍，不管是出于这个理论是不是他/她发现的，也不管这个理论合不合乎他/她的希望，同时也不管他/她从这个理论争议中得到多少名声。我们也不会去在意某某教授是否只是个钻营之辈或不学无术之徒。我们所关心的是，某某教授是不是受了意识形态与政治观点的左右，并且受到旁人的影响，将这些立场带入了研究中；甚至，某某教授是不是也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而且明知且有意地将立场带入研究，并以此自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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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我们还要先剔除掉极端的党派立场（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其他各处——不只局限于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可以不用再对以往错误百出的《苏联大百科全书》（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一提再提。这种极端的党派意识，其意义在于：（一）政治与科学阐述总是完全一致，因此——（二）政治与科学的阐述是可以彼此代换的，[7]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三）并没有专业的公众来针对专业的领域来进行专业的论述，实际上，这其实就是——（四）政治权威（被当成科学产生的来源）完全凌驾于科学阐述之上。有人认为，这种极端的形式，与其他的党派不一样，其他的党派意识也带有命令的意味——道德上的或政治上的——因而凌驾于科学阐述，如天主教会以自以为是的真理强加于世俗科学之上，不过，这后面其实展示的还是政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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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个蛮一般的命题，至少对于那些相信政治应该以科学为基础的人来说确实如此（例如，“科学社会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科学跟社会其他部分是不可分的，包括那些不从事科学工作的大众。不过在实际上，分工是必要的，各司其职，科学与政治不大可能会完全一致。政治的命令，不论在制定上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科学分析之上，它都不等同于科学阐述，所谓政治从科学导源出来，不过是个理想的说法。政治本身的自主性（包括在权衡利弊、决策与意图上）已经把这种一致给排除了，甚至于政治与科学连相似性也不具备。因此，无论是谁，凡是主张“党派意识的形式是来自政治的需要，与科学是一致的”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都说不通。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权威在主张其政治分析是有科学的根据时，它经常是变相地下命令给科学人员来制造出它想要的论述，这便造成一个问题：如何决定两个敌对的科学论述的对错。[8]党派意识对于这种问题，可说是无能为力，它只能提供一种主观的信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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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丹诺夫（Zhdanov）屈服于自己的党派意识，因而所做的一些方便之举，所造成的两难，可以用非马克思主义的例子来说明，如制图学。制图者认为地图是针对地球表面做事实的描述（各地的画法不同，但观念一致），但是对政府及某些政治活动而言，地图却是一种政策的陈述，有政治的内涵。我们当然有政治的地图，而不可否认，政治上的争端往往就来自地图上的疆界要画在哪里的问题。因此，宣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英国的领土，不只是排除了阿根廷的统治权而已，还会成为学院里讨论的主题。而承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German Federal Republic）的东边有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代表对于1945年后，在往日德国的境内存有两个国家的现状予以承认。[9]不管制图者对于阿根廷或西方国家的冷战态度有多么支持，他都不能隐匿真实的状况。明明有个国家在那儿，偏把它涂掉，就像历史上明明有这么一个人而偏把他略去一样，都是一种愚蠢的行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会因为你蓄意地用另一种名称来称呼它（譬如苏联占领区或中部德国），或者说用政策来影响事实，它的性质与内容就会完全改变。如果一个制图家在地图上把马尔维纳斯群岛划归阿根廷，或是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标成“中部德国”（Central Germany），那么他就不是个制图者，而是政客。他可能会为此辩护，宣称他是为了哲学的理由或科学的根据，但总之他绝不是出于地理的专业。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做出区别，那么思想的沟通就会崩溃，而制图学将从描述事实的学问变成一种实用主义式的陈述，如此即造成制图学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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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由于我们现在要处理的范围，已经让空想的理论搅扰过一阵了，所以实用主义式的思考恐怕不容易影响我们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在边缘地带做一些教育与宣传的活动罢了。总之，如果我们叫飞行员把飞机降落在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10]就以为进入德国境内了，这将是愚蠢的想法：或者是在1989年以前，我们降落在舍纳菲尔德（Schoenefeld）或泰格尔（Tegel）机场[11]，行政的程序都将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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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式的党派意识[12]（这种方式当然不局限于斯大林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完全排除于科学论述之外。如果学者及科学家觉得他们的政治立场很坚定，他们的研究必须按照他们的立场来进行的话，这也无妨，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制，而且他们还要坦诚地说明自己的立场才行，至少要对自己的研究忠实。对于科学研究，以及基于科学研究所形成的政治分析来说，要在这当中隐瞒事实或虚伪陈述并不容易，因此危险性也远比那些只单纯用信仰来决定的人来得低。同样，如果政治立场促使一个人或一群人一起放弃学术活动，这也无可厚非，只是他们应该理解自己在干什么。历史学家一旦成了某个党机关报的主编，负责撰写社论时，就算他的见解仍透露着历史的专业，但他的身份已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性的主编，而这个身份并不影响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事情。饶勒斯（Jaures）[13]在担任法国社会党党首时，仍然写出了相当不错的（党派意识）历史；但是当他在党大会中担任协调角色时就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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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陈述与政治人物的陈述，之间的差异仍存有一块灰色地带，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历史学家经常会以历史来替政治人物进行担保（如政治传承与领土范围的问题）。而这块灰色地带也成了政治角力场。期望学者没有政治立场是不切实际的，学者进行研究之所以带有立场如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时还因为他们真的认为他们的研究具有有效性。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及希腊的教授们，不需要政府、党派及教会的驱策，就会拼了老命为马其顿问题辩护。也有例子是历史学家将党派意识视为自己的责任，而为自己的政府担保，主张本国对有争议的领土拥有主权，或是写一篇关于西尔达维亚（Syldavia）与卢里坦尼亚（Ruritania）[14]传统友谊的文章，说明两国人民都致力于改善外交关系。然而，虽然学院仍会有其立场，而在论辩中立场又不可避免（不管其中党派意识的状况有多严重），但至少我们要能认清楚这种带有立场的看法与科学的论述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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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律师打官司，重点不在于决定他的客户有罪无罪，而是要达成他原先所希望的量刑程度或无罪释放；广告商的重点不在于商品是不是值得买，而是商品能不能卖得出去。也就是说，这些人并不像科学家，科学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如此目的导向。科学研究的精密程度，跟科学家本身的立场，其实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而就算我们认为这两种状况没什么不同，也不计较表现立场的方式，但区别还是很清楚：赫胥黎（Huxley）不是达尔文，而是达尔文的斗犬。[15]无论实际上与理论上有多么不甘愿，每个参与科学辩论的人都要让自己的看法接受公开评判，接受相反的论证与证据的挑战。如此一来，能够通过考验的就能证明，即便他有立场存在，但他的论证还是可贵的，同时也可以刷洗掉那些完全只有党派意识的人。在自由主义的、议会政治的社会里，如果能让“独立科学家”存在，同时要求所有真理的产生都要经由激烈辩论之后才能出现，那么那些不具合法性的党派意识出现的可能性将少之又少。最近英美对于贫穷与教育问题的辩论，就能让人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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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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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了能用来筛选党派意识的科学合法性之后，让我来说明一下合法性的党派意识是什么，这可以从科学或学术的层面来谈，也可以从学者本身的立场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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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者的说明要比前者来得困难一点儿，因为后者指的是，学者以其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借助学者本身该做的工作，来进行立场的铺陈与推动。不过，事情也不总是如此。譬如基督教的信仰，不仅不需要科学的证明或学术的支持，甚至还反对有人对它的信仰与教条进行研究，因而两个层次都用不上。（通常会采用这种态度，都是为了要对抗世俗力量的入侵。）这不是要否认基督教的价值，相反，基督教也产生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如考证学与考古学。不过，我们也会怀疑，这些学问是否能使基督教巩固成一种社会力量。我们最多只能主张，这些学问是为了提供教会内部的服务而存在的，譬如透过对神圣经文的翻译，来彰显神，而其意义远超过科学的目的，或者是这些学问所提供的乃是宣传之用，或者是产生一种让社会崇敬的声望。同样，这些学问对教会事务的判断也同样是主观的。无疑，对摩门教而言，收集庞大的祖先系谱资料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个过程可以让后人更接近真理与信仰。对于非摩门教徒而言，这些数据之所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并产生价值，乃是因为它无意中提供了历史人口学最佳的研究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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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有不少伪科学与伪学术在为政治与意识形态服务，但是光从真正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中，政治与意识形态就已经能够获得使用的素材。我们都不能否认，民族主义运动是经由学者努力探索民族的过去而获得加强的，哪怕是幻想或赝品（这就跟学者无关了），都有助于运动的推展——甚至于比那些学术研究还有用。[16]除此之外，有一些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突出的——认为自己乃是理性主义与科学分析的产物，运动的结果应该与科学研究的成果平起平坐，也应该有所谓的进步可言，或至少不该是与科学冲突的，不过这一切都必须要在学术研究与政治权宜不冲突下才成立。每一个国家研究科学都带有某种目的。政府需要真正的经济学（而不是什么护教学或宣传），来解决经济问题。政府抱怨的并不是经济学者不对它尽心尽力，而是经济学者没有办法解决它想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一个有立场的学者来说，问题已经不在于立场，而在于其能力根本不足以撼动现状，这也就是有立场的学者在追求他的目标时，仍可以担任学者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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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立场到底可以展现到什么程度呢？难道一个经济学者在解决经济问题时，其立场是保守或是革命，真的跟政府毫无关系吗？难道前苏联从一个比李森科（Lysenkoites）[17]更懂生物学但只是反对斯大林的生物学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吗？（援引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话：“管他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或是换个角度来说，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难道他的研究所得对于他所反对的人来说一点儿帮助也没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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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楚：从某个程度来说，有的。但是，学者个人的党派意识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可能会因为立场不同而无法援用其他学者的作品，这一点尤其以社会科学为最。1914年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无法从当时清一色支持德意志帝国的学界中得到帮助、同情，乃至于中立也不可得。它必须依赖“自己的”知识分子。更有甚者，支持社民党的知识分子才会去研究社民党所关心的问题与主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至于不支持社民党的人当然不会这么做。英国工人运动史，直到20世纪末为止，都一直是由同情工人运动的人来研究——从韦布夫妇（Sydney and Beatrice Webb）以降——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正统历史学家对这方面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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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党派意识的学者或科学家愿意开创新局，这使我们可以来谈第二个论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党派意识到底在科学与学术纪律上有无正面的价值。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一点毋庸置疑，就算是党派意识非常浓厚的学者（尤其是在生物学上）也能做出许多贡献。但我们不能说哪一种党派意识贡献较大。譬如现代遗传学就分成两派，一派强调先天遗传的影响，另一派则强调后天环境的影响，两者激烈竞争，充分显露出这门学科所特有的精英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从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到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以降。[18]不过这并没有让遗传学成为一门反动的学科，或是沦为意识形态操纵的工具，尽管我们知道晚期一些优秀的遗传学家［如霍尔丹（J.B.S.Haldane）］全都是共产党员。其实，在当代遗传与环境两派的论战中（可以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遗传学者都倾向于左派，而右派的支持者则主要是心理学家。[19]无论如何，我们发现到有这么一个自然科学领域，它的进步反而是通过从业人员在政治立场上所产生的党派意识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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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自然科学中的例子是如何（其实我也没有能力进行讨论），这个论证在社会科学当中是没有解答的。我们很难举出有哪个有名的经济学家是没有涉入政治的，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很难想出有哪个伟大的医学家从来没有致力于解决人类疾病问题。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设计来“应用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用来改变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或是解释为什么世界不需要改变）。更有甚者，时至今日至少在英美来说，经济理论家一般不认为自己是“知识”的生产者，生产出知识为人所用（如反法西斯的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服自己的政府，核武器是可行的），相反，他们以十字军自居——如凯恩斯与弗里德曼——或至少主动参与公共政策的辩论并表现得相当活跃。凯恩斯并不是从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中导出政策：他之所以写《通论》是为了要替他的政策提供一个更完整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相对来说，社会学大师与政策的联系比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主题以及论述的方式比较难以清楚地转换成政府的政策——但是却可以当成宣传（或教育）的工具。实际上，社会学的几个创建者，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当鲜明，而且社会学在一开始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时，其从业人员早就充满了党同伐异的气势。说明至此，我想应该不用再从社会科学中再举例了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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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科的发展无疑与党派意识脱不了关系——其实，没有党派意识就没有学科的发展。不过，有些人却认为学者只是一个单纯的真理追求者，但真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知道。这种想法之所以会为人所接受，可能是因为他们只从数字的成长来看科学，并且将科学跟社会区别开来，而只把学术当成职业；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学术总是在响应某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最后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把学术看得很神秘。在一个不存在专业经济学家的时代，没有人会去争论魁奈（Quesnay，医生）[20]、加利亚尼（Galiani，官员）[21]、亚当·斯密（大学教授）、李嘉图（金融家）或马尔萨斯（教士）是不是带有政治意图。专业受薪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发展越来越多元，日久便造成知识分子间的鸿沟，因此经济与政治的决策者就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专家”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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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果某个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流派，其所呈现的方式，并不是基于政治导向，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不受阶级影响，并以制度来保障研究的无私与权威的话，那么“现状”（status quo）就会更加巩固。德国在帝国时期所培养出来的教授，是党派意识相当强的团体，他们并不涉足政治，但是在大学教席中的崇高地位，使他们所发表的看法成为“不可挑战的”。知识分子作为职业团体、社会阶层以及俗世神学家的一员，有充分的理由说自己是超然的（其实不然）。然而，就目前的讨论来说，要对这一个问题做更深入的讨论，不仅没必要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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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与党派意识分不开，但这并不表示党派意识对科学有利，它只是不可避免。党派意识有没有贡献，完全要看它能不能推着科学往前走。党派意识可以做到这一点，也已经做到了，它从科学的论辩之外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新的问题与新的解答模式（用库恩的话来说，就是“典范”）。大家都同意，来自专业研究领域之外的刺激与挑战可以丰富科学的论辩，因而能大大有益于科学的进步。现在，这种来自外在的刺激已经被视为一种来自其他学科的启发，因此，“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接触受到广泛的认同。[22]“外在”（outside）在社会科学，甚至在所有的科学中，都含有一种与人类社会有关的意义（也许不只是技术上的意义而已）；“外在”大体上、基本上讲是科学家身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受时代影响的个体，所产生的经验、观念与活动。而带有党派意识的科学家，乃是最有可能运用那些“外在”于他们学院工作的经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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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一定牵扯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过在19世纪甚至时至今日，“纯”自然科学仍然对于传统宗教充满了强烈的恨意。这在“非政治”领域中如宇宙起源及分子生物学扮演着特定的角色，有些人的态度相当激烈，并且认为宗教是不可知的，因此力主要对宗教进行革命——例如霍伊尔（Hoyle）与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23]达尔文纵然不愿在公众面前表达他对宗教的立场，但是他的研究或多或少还是透露了一点儿信息。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有时也会强烈到能影响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以左派来说，华莱士（A.R.Wallace）就是个例子，独立于达尔文而发现了自然选择：他一生在政治上都是激进派，组织了另类的欧文式的“科学馆”（Owenite“Halls of Science”）及宪章运动式的“机械学院”（Chartist“Mechanics Institutes”）[24]，而他所写的“自然史”理所当然吸引了具有雅各宾（Jacobin）精神的人。至于右派的例子则是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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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政治动机是如何影响着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举一个例子就已足够。奴隶问题在最近变成了历史分析与争论的主要领域。这是一个很能引起情绪的主题，因此历史的党派意识就很容易产生，而它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受到注目。自1940年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1968）关于“奴隶制度”所收录的文章目录有33条，其中有12条的作者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不过有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1974年以来，美国对于奴隶制度的热烈争论，其中至少有两位领导人物［福格尔与吉诺维斯（Genovese）[26]］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美国共产党成员。我们几乎可以说，关于这个当代的历史论战，一开始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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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表示所有的政治立场都能有创新科学与学术的效果。绝大部分具有党派意识的学术都是琐碎而无意义的（依附在正统教义之下），或者致力于证明教义中的独断真理。它们会问一种具有神学色彩的假问题，然后再试图去解答问题，根本不愿意在教义中考虑任何真实的事物。然而，这种做法其实也不局限于那些党同伐异的学者。除此之外，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也会让学者做出在科学上完全不合理的研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27]教授晚年的例子，就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这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相信环境对于人类智力的形成毫无关系，但他居然因此而假造数据来说服别人。[28]因此，党派意识对学术所造成的危险与不利相当明显，至于其所带来的利益则相对不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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