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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 第14章 论叙事体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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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斯通叙事体历史的复兴所引起的论战所做的回应。斯通是我在《过去与现在》书评组多年来的同事。本文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第86期（1980年2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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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通相信“叙事体历史”（narrative history）将要复兴，因为历史学家问“为什么”的状况已经减少，也就是说，强调通则化的“科学史学”已经衰微了。他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已经对于从战后开始支配历史解释的经济决定论模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学派）感到幻灭；而西方知识分子献身于意识形态的热情也降低了；当代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真正在改变历史的是政治行动与决策；至于“量化史学”（另一个自称是科学史学的流派）则成果有限。[1]以上是我对于斯通的论证过度简化的结果，借此，我要提出两个问题：编年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这些发展要如何解释？大家都知道，在历史学里，“事实”总是由观察事实的历史学家来选取、铺陈，甚至于扭曲，因此，斯通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也必定带有偏见（即便是个人思想的自传也无法避免），同样，我的评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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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我们看到政治史与宗教史迅速地减少，用“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做法也逐渐让位给“社会力量”，社会经济史因而兴盛，这种现象，莫米利亚诺早在1954年就指出了。[2]不管这种新的研究方式是不是“经济决定论”，它对编年史已经产生了影响，并且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甚至也包括东方。不过，近年来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发展，原本是非主流的人现在成了主流，但他们的研究方式却或多或少带有一点儿原本被他们排挤出去的史学流派的气味。布罗代尔不仅是写菲利普二世，也写地中海；勒华拉杜里在写完《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u Languedoc）之后，大家都期望相同的主题他能写得更简洁些，于是有了单篇论文《嘉年华会》（Le Carnaval de Romans）。[3]如果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说明激进的民族神话的角色［如韦尔斯的马多克传奇（Madoc legend）[4]］，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希尔只会用一篇论文就简单交代“诺曼人之轭”。[5]这当中，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变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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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是否就足以达到斯通所定义的“叙事体历史”（基本上，叙事体历史是将材料依时间排列下来所写成的“首尾一贯的故事，在主情节之外可能还有副情节”，故事所强调的多半“是人而不是环境”）的复兴，还很难说，因为斯通的调查在量上并不够，甚至于只是“不成比例地调查一小部分杰出的历史学家作品，以此就认定是历史学界整体的现象”。[6]不过，的确有一些历史学家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否认、蔑视或挑战旧日的“事件史”（history of events）或传记史。布罗代尔个人就毫不掩饰地赞美克劳德·芒斯龙（Claude Manceron）使用传统叙事体来写历史，后者是以法国大革命时代大小人物的传记交错来叙述法国大革命的起源。[7]另一方面，斯通所调查的一小部分历史学者虽有兴趣转变的倾向，却不能说他们已经开始在写叙事体的历史。如果我们撇开保守的史学流派，或是新保守主义如英国“古物经验主义者”（antiquarian empiricists）不论，那么符合斯通所说的纯粹叙事体历史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而就这些叙事体的历史来看，其中所描写的事件、个人，甚至于某种心情或对过去的看法，都不是文章写作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方法，其目的还是在于阐发某个更广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超越故事以及故事中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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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那些仍持续在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中寻找通则的历史学家，并没有放弃问“为什么”，只是他们提问的方式跟二三十年前有所不同。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些历史学家——这正是斯通所在意的部分——已经不再“尝试构筑一个能解释历史变迁的前后一贯的说法”[8]。他们（或我们）是否仍认为他们的尝试是“科学的”，完全要看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是什么，不过在此我们不必涉入定义的争论中。除此之外，我非常怀疑这些历史学家会觉得自己“已经陷入了一种不确定当中”[9]，就像马克思觉得他对于路易·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说法是否与他的历史唯物论不兼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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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有些历史学家已经不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还挑战这种说法，而且在挑战的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在里面。（这20年来，讨论的议题还有参与的学者变化很大，我们很难从目前西方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论战的减少，就说马克思主义正在衰弱当中。）新保守主义者可能已经从年轻一辈的“古物经验主义者”那里获得了支持，这些人“详细地描写政治事件，其中隐含的却是认为历史中并无确定的意义，有的只是偶然的命运以及个人人格的影响”[10]；另一方面，新保守主义也从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还有科布）身上获得了力量，泽尔丁的历史研究，与“传统历史学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没有关系，也与解答问题无涉。[11]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反智的左派历史学吧。不过，斯通关心的不是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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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如何说明历史主题与兴趣的转变呢？就它们已经转变的部分，以及正要发生转变的部分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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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过去20年来，历史学领域有了很大的扩展，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兴起，其研究范围无所不包，从人的体格到符号与仪式，从最低下的乞丐到最上层的皇帝。如布罗代尔所见，这种“默默无名的市井历史”（histoire obscure de tout le monde）乃是“史学界目前应该要努力的目标”。[12]我们在此并不讨论扩展领域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做法并不会跟我们追求前后一贯的历史解释的想法冲突。不过，它也的确让历史写作在技术上变得更复杂。这种繁复性要如何呈现呢？历史学家试验了很多方式，包括借用上古时代的文学技巧（喜剧的方式），以及现代的声光媒体，大概能用的都用了。至于斯通所说的“点描法”（pointilliste），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做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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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不能用分析方式（或是拒绝用分析方式），或者是斯通所忽略的综合方式来呈现的历史来说，这样的实验有其必要。要如何将某个特定时代中的人类思想与行动的各个方面完整地拼凑起来，这已经是一种老问题，也一定有人想过这种问题。詹姆士一世时代的英国史如果省略了培根，或者只把培根当成一个律师、一个政客乃至于一个科学史或文学史上的人物，我想不会有人感到满意；哪怕是最传统的历史学家也认为这样可以了，或是说只是编排（花一章到两章的篇幅来介绍科学、文学、教育或一些用来补充说明政治与制度文本的小文章）让人觉得不好也一样。只要历史学家所认定该写的人类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在这些活动之间建立起逻辑关系的必要性就越来越大，连带地要将所有的环节贯串起来也就越来越难。这时候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而已了，不过技术问题还是存在。有些人是采用“三阶层”（three-tiered hierarchical）的上层与下层建筑模式（斯通反对这种模式[13]）来进行分析的，但是他们最后可能会发现这种模式还是不容易陈述，不过至少会比只用线性的编年排列方式来做分析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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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呈现与综合的问题，接下来谈两个与变迁比较有实质关系的现象。首先是在战后数十年来，“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s）的逐渐抬头。他们的兴起是通过在方法论上审慎地简化，并且专注于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同时又完全排除了传统历史叙事的写法（与法国史学界对于“事件史”的抗争如出一辙）。当然这里头也有人是极端的经济简化论者，另外也有人认为，从结构与局势（conjoncture）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来看，人物与事件根本是可以忽略的波纹。不过，这种想法并不是年鉴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英国）的主流，他们仍然没有丧失对于事件或文化的兴趣，也不会认为“上层建筑”总是依附于“经济基础”之上。真正成功的作品如布罗代尔、古贝尔（Goubért）[14]以及勒华拉杜里（这些都是斯通所强调的），他们不仅为“新”历史学家开创了以往未曾注意过的全新领域，同时也在“新历史学家”的事项上向前推进了不少。身为一个杰出的年鉴历史学家，勒高夫在几年前指出，“政治史逐渐在恢复元气，而其所运用的方法、精神与理论，正是当初逼它退隐的社会科学所提供的”[15]。人与心智、观念与事件的新史学，应该可以与社会—经济结构与趋势的分析彼此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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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旦历史学家开始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还是比较想从生态学家的角度而不是地质学家的角度，来对“过去的变迁寻找一个连贯的解释”。他们一开始可能先研究能体现社会结构层次的“局势”，然后再转而研究真实历史中所呈现的繁复而互动的“心智”，而不光只是研究“结构”本身。这可以从一些历史学家对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作品的赞美中看出，他对巴厘岛上的斗鸡进行了“贴近阅读”（close reading）。[16]他认为，事件是属于单一因果关系或多重因果关系并不一定，至于一个模式中某些历史要素的决定性胜过另一些历史要素，并不会造成冲突，而互动关系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金茨堡（Ginzburg）曾对16世纪一个无神论村落以及一群被指控施巫术的费留利农民（Friulian peasants）[17]进行大众意识形态的研究，他认为，“局势”可以是一个方便的研究起始点。[18]这些主题当然也可以有别的研究取向。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就应该调整研究的起始点，在阿居隆的研究里，就会发现他对于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下发生的事件分析得相当美妙，譬如一个法国的小村庄是如何从天主教的传统势力笼罩下转变成好战的共和主义分子。[19]无论如何，为了满足某种目的，历史学家总是会寻找易于入手的地方作为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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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不能说勒华拉杜里的《朗格多克的农民》与他的《蒙塔尤》（Montaillou）是彼此矛盾的，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拿来看待杜比（Duby）[20]封建社会的通论性作品以及他对布汶战役（battle of Bouvines）的专论，还有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的《辉格党与狩猎法》（Whigs and Hunters）。[21]不管是用显微镜，还是望远镜，这个世界都不会有什么不同。只要我们能了解我们所研究的乃是同一个宇宙，那么不管是小宇宙还是大宇宙，差别只在于选择恰当的技巧来研究。目前看起来，使用显微镜的历史学家比较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会认为望远镜已经过时了。就算是心态历史学家（这个模糊的词，斯通也许是明智的，他从来不把它讲清楚），也不完全排斥宏观的角度，这至少是从人类学者那里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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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看法能不能解释斯通所说“历史论述的性质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呢？[22]也许不能，但却可以将斯通的调查结果解释成过去的历史研究对于历史学界未来的走向来说，有着补充的作用，而绝不是如斯通所说的会走向破产的命运。不过不可否认，有些人的确希望目前的历史论述能够改变，并且希望以往的历史研究能够破产或不为人所用。其中有许多原因，有些人在思维上原本就偏向于怀疑，不过其中有些说法倒也颇值得思考。有一些历史学家从研究“环境”转而研究“人”（包括女人），或发现到单一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及经济史并不足够——因为采用这种方式的代价很大——或不可能足够。有些人因此深信“科学”与“文学”的功能不可能并存。但是在以新的方法来分析历史的同时，就完全放弃过去的方法，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从新的方法也不能完全说明历史现象来看，更是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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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急切地想寻觅出历史学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斯通的论文就是一个尝试，但却不令人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制作了一个图表，将目前历史学发展的状况与他个人的价值判断结合在一起，来区别什么是好的历史写作模式，什么是不那么好的，[23]尤其是后者。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个缺点。不是因为我反对他的“不确定原则”以及历史通则化，而是如果他的论证是错误的话，那么从这个论证里他所推导出关于“历史论述变迁”的诊断也就不恰当了。如同旅人在询问神秘的爱尔兰人，巴利纳欣奇（Ballynahinch）要怎么走一样，我们总是会停顿下来，犹豫一下，最后才回答：“如果我是你，我不会从这里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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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通：《叙事体的复兴：对新的旧史学的反省》（The Revival of Narrative：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过去与现在》第85期（1979年11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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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莫米利亚诺，《兰克之后百年》（A Hundred Years af ter Ranke），收入其著作《编年史研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伦敦，1966），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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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巴黎，1960）；勒华拉杜里，《嘉年华会》（巴黎，1979）；勒华拉杜里，《朗格多克的农民》，两册（巴黎，1966），第一册，第394~399、505~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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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多克（Madoc）：相传是12世纪的威尔士王子，他曾驾船横越大西洋，发现北美洲。——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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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希尔，《诺曼人之轭》（The Norman Yoke），收入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的《民主与劳工运动：纪念托尔论文集》（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Essays in Honor of Dona Torr，伦敦，1954），后重新印行，收入希尔，《清教主义与革命：17世纪英国革命解释研究》（Puritanism and Revolution：Studies i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1958），第50~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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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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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布罗代尔，《一个完美的成就》（Une Parfaite Réussite），评论芒斯龙的《革命的展开》（La Révolution qui lève，巴黎，1979），《历史》（L’llistoire），第21期（1980），第108~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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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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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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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通，《叙事体的复兴》，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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