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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消逝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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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过去社会的崩溃必须面对一个主要的争议和四个难点。争议的中心在于先人（他们的后人存活至今，并能对此发表见解）是否因其自身的所作所为而导致崩溃的发生。同数十年前相比，今日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这个问题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连宾馆房间都挂上牌子来呼吁我们爱护环境，多要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忘了关水龙头都会使得我们深感愧疚。时至今日，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遭到人们在道义上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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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夏威夷和毛利土著人不会喜欢听古生物学家告诉他们其祖先消灭了夏威夷与新西兰演化出的一半鸟类；同样的，美洲土著也不喜欢考古学家告诉他们阿纳萨兹人的滥砍滥伐导致了美国西南部部分森林的退化。古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所谓的发现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像是白人种族主义者驱逐土著的另一种借口。科学家们好像是在说：“你们的祖先对土地管理不当，所以活该被驱逐。”一些美国和澳大利亚白人出于对政府分配给美洲土著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补贴和土地分配的不满，借机援引学者的发现以示反对。不仅仅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土著并认同他们观点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认为近年来那些所谓的发现带有某种种族主义谎言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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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土著与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土著生性温和，具有生态环境意识，了解自然，敬畏自然。他们天真无邪地生活在伊甸园般的大自然中，绝不可能做出有损于环境的恶事。正如一个新几内亚猎人曾告诉我的：“如果我在村里的某个方向射中一只肥硕的鸽子，那么我会等上一个礼拜再出去狩猎，而且会朝着反方向去。”只有来自第一世界的恶魔般的现代人才会藐视自然，对环境缺乏敬畏之心，一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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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争论中的两类人都走向了极端，不管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昔日伊甸园的信仰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认为过去的土著人与现代第一世界人民相比，无论高低，都是完全不同。自从50000年前智人发展了现代发明、效率和狩猎技能，对环境资源持续性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46000年前，澳大利亚大陆出现第一个人类殖民地，当地许多巨大的有袋类动物和大型动物随后消失灭绝。无论是澳大利亚、北美、南美、马达加斯加、地中海诸岛、夏威夷、新西兰还是几十个太平洋群岛，那些原本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后，总有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接踵而至。这些大型动物在没有人类威胁的环境中演化，因此很容易被捕杀，或是因其栖息地被人为改变、外来害虫的引进和疾病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落入滥用环境资源的陷阱。这样的问题随处可见，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比如乍看之下，自然资源似乎取之不尽；资源的衰竭即使在刚开始的几年或几十年来看也只不过是正常意义的上下波动；由于资源的共享性，要使人们自我约束，建立共识往往很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地的悲剧1”）；另外，由于生态系统错综复杂，即便是一位职业的生态学家往往也无法预测人类活动的影响。今日连我们都束手无策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看来一定更为棘手。特别是过去那些没有文字的人们更无法得益于以前社会崩溃的例子所带来的警示。生态破坏是一种无法预见和始料未及的悲剧，因此在道义上既无法归咎于盲从，也不能归咎于有意识的自利行为。那些崩溃的社会并非愚昧、落后，它们中有的（例如马雅）极富创造力，曾几何时是那个时代文明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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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人类并非是盲目无知、差强人意的管理者，活该去承受丧失土地或惨遭灭绝的命运。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极具良知的环境保护者，能够解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在很大范围内，面对着与我们今日类似的问题，他们的成败得失也受制于环境。没错，虽然我们今日的境况与过往有所不同，但其中的相似之处却足以让我们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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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通过土著居民的环境习惯这种历史假设来证明公平对待土著居民的合理性不但错误百出而且非常危险。在大多数案例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发现了能够推翻这一假设（伊甸园般的环境主义）且非常具有信服力的证据。如果提出这种假设是为了善待土著居民，那岂不是在暗示若这一假设可以被推翻，我们因此无需公平对待他们。事实上，反对不公平对待土著居民不应基于任何有关他们环境习惯的历史假设，而是基于一种道德准则。即从道义上，一个民族不应剥夺另一个民族的土地，对其进行奴役，或进行种族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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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五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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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过去生态崩溃所引发的争议。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的过去社会都因为环境问题而消亡，有些社会消亡了，有些却没有。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某些社会会不堪一击，是什么因素将那些崩溃的社会与没有崩溃的社会区别开来？本书提到的冰岛人和蒂科皮亚人就成功地解决了极其复杂的环境问题，繁衍生息了很长时间，直至今日仍长盛不衰。例如，当挪威殖民者初到冰岛时，他们所遇到的是表面上和挪威很接近，但实际却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他们麻痹大意地毁掉了冰岛的表层土壤及其大部分的森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冰岛一直是欧洲最贫穷、生态最脆弱的国家。然而，冰岛人终于以史为鉴，采用严谨的环境保护措施，该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蒂科皮亚的岛民们居住在偏远的孤岛上，因此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得不自给自足。通过对资源进行微观层面的管理和控制人口规模，这个被人类栖息了3000年的岛屿仍然生机勃勃。所以，本书从头到尾所讲述的并不只是一系列的失败例子，其中也包括乐观、令人憧憬、为人称道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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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多少有其他的因素作用。当我开始计划写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领会到这些更为复杂的因素，我天真地认为这本书讲的就是关于环境的破坏。最后，我却归结出五点因素可用来解释任何类型的环境崩溃。其中四点：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对某个社会来说不一定非常重要。第五点因素——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为方便探讨，让我们不分主次，逐一来考虑这五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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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涉及的是人类对环境所进行的无意破坏。环境遭受破坏程度及复原的可能性取决于人类活动的特点（如每年每英亩被砍伐树木的数量）和环境的特性（如每英亩种子发芽的数目及每年树苗成长的速度）。这些环境的特性又可被归为脆弱型（易受破坏）或是复生型（遭受破坏后复生能力强弱），我们可以凭借这两种特性来归纳某个地区森林、土壤和鱼类总量等等。因此某些社会经历环境崩溃，原则上可能是由于人们肆意妄为，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在的环境存在着一些异常薄弱的因素，或者两者相互作用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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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框架中的第二点是气候变化。今天这一术语往往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联系到一起。事实上，气候受大自然的影响，即便没有人类活动的作用，其自身的变化也涵括了冷暖干湿及因年月而异的些许差别。这其中自然力导致的气候变化包括太阳热散和火山爆发时火山灰对大气层的影响，也包括地球轴心及其公转轨道平面角度变化所引起的气候变更，以及地表陆地与海洋分布面积的变化。自然气候变化中最常被讨论的例子是距今200万年前冰河期和公元15至19世纪小冰河期中大陆冰盖的消长，还有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大规模爆发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冷。那次火山爆发将很多火山灰喷射到大气层上方以至于削弱了照射到地球表面的太阳光，情况一直持续到尘埃落定，次年夏天由于气候转冷，庄稼歉收，北美和欧洲饿殍遍野（被称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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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日相比，在过去社会，气候变化对于寿命短暂且没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来说会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世界很多地区的气候变化，不但只是年与年之间的变化，更有几十年内时间线上的变化；如几十年的潮湿气候之后，尾随而至的是半个世纪的干旱。在许多史前社会，一代人的平均寿命——父母出生到下一代出生的平均数——只不过是几十年的时光。因此，在长达几十年的潮湿气候结束时，大多数还活着的一代人对前次干旱气候已经失去了第一手的记忆。甚至在今日，遇上好年份，产量和人口数量都会增加，人们也往往会同过去一样，忘了好景不长这一道理。当真正好景不再来时，社会已无力承受过多的人口，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习惯，无法应对新的气候条件。（只要想想今日干旱的美国西部，其过于浪费的城乡用水政策是基于几十年来被默认了的气候潮湿这一假设。）使气候变化问题变得更为棘手的是过去的许多人类社会缺乏“赈灾”机制，无法从气候相宜的地区进口过剩的粮食提供给食物短缺的地区。此等种种，可见气候变化给过去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危害。对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来说，自然的气候变化可能造就更好或是更坏的生存条件，对某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益的，对另一个社会却可能造成危害（例如小冰河期对格陵兰的维京人来说是不好的，但对格陵兰的因纽特人而言却是好的）。在过去许多社会里，只要气候条件良好，一个社会所耗费掉的环境资源就可以被补足。然而，当气候变得更为干燥、寒冷、炎热、潮湿或更变化多端时，这个社会就更可能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么是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导致了崩溃，还是由环境变化引起的？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一个社会已经部分地耗尽了自身的环境资源，那么它就可能在气候变化所引发资源衰竭的情况下存活下来。反之，一直到气候变化导致进一步的资源衰竭发生之前，社会有能力在耗费自身资源前继续存活下来。我们从来都不应该从单方面来看问题，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再加上气候变化这一因素，两者结合后产生的影响才真正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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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因素是强邻在侧。除了历史上少数社会以外，绝大多数社会的地理位置都离其他社会不远，多少有些相互接触的机会。与邻国的关系要不是处于暂时的敌对状态，就是长时期的仇视。实力强大时，社会尚能御敌自如；若变得弱小，任何原因都能使其兵败如山倒，这其中包括了由于环境破坏而引起的衰败。由此可见，引发崩溃的原因在于被军事征服，但追究其终极诱因，要属导致势力变弱的那些因素。这就是为什么由于环境破坏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崩溃常常被军事失利这一现象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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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罗马帝国的衰败就可能被军事失利的现象所掩盖，这个例子广为人知，且饱受争议。由于野蛮人的入侵，罗马遭受困扰。在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被推翻的那一年，即普遍认为的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历史则任意地选择了公元476年作为崩溃年代的代表。即便如此，在罗马帝国崛起之前，欧洲地中海“文明社会”边境以外的北欧和中亚就已经有“野蛮人”的部落居住，时不时对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进行干扰。千年以来，罗马人成功地抵御了野蛮人的进攻，如公元前101年，他们在坎比拉迪一战中歼灭了一支冒犯北部意大利的由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组成的庞大侵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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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却是野蛮人，而不是罗马人。促使时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野蛮人本身变得更为强大了吗？还是他们人口猛增了许多？组织方式从而变得更为严密，武器更为精良，马匹数目更多，还是中亚草原气候的变化为他们带来了更多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野蛮人是造成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本原因；或者不关野蛮人什么事，只是由于罗马的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衰弱下来，野蛮人趁机行动，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罗马帝国是因其自身的虚弱而衰败，野蛮人只不过是在其最后一刻给予致命一击。当然对于这一问题，现今仍存有争议。相似的争论也发生在关于吴哥窟高棉帝国的衰亡是否由于暹罗军队入侵所致，这一类争议还包括雅利安人入侵是否引发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衰败，以及“海上民族”是否导致希腊迈锡尼等地中海青铜时代文明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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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因素是友邦援助的减少，这与第三点因素强邻在侧正好相反。除个别以外，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的邻国往往包括敌邻和友好的贸易伙伴，而同一个邻邦的角色则在敌友之间变化，其行为时恶时善。大多数社会对邻邦都存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不是需要从那里进口必需的贸易商品（如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仰赖，今日日本对石油、木材和水产品的需求），就是在文化层面上存有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关联度（如澳大利亚的文化来源于英国，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变）。然而，如果你的贸易伙伴变得衰败（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那么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风险，比如进口必需品中止供应和文化联系的中断，你的社会可能会因此而处于弱势。即便是现代，第一世界对于政治动荡、生态脆弱的第三世界国家石油依赖便可在1973年石油禁运问题中凸显出来；而过去格陵兰的维京人、皮特凯恩岛的岛民们和其他一些社会也曾面临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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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框架中的最后一点涉及的是一个极具普遍意义的问题：不管所面临的问题是否与环境相关，社会该如何作出回应？即便是类似的问题，不同社会采取的回应之道往往有所不同。就拿森林退化这一问题来说，新几内亚高地、日本、蒂科皮亚岛和汤加岛等都曾遇到过，它们采用成功的森林管理方法化险为夷；相形之下，复活节岛、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芒阿雷瓦及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却因为没能找到相应对策而走向消亡。我们是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结局呢？一个社会的应对之道取决于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观，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影响到社会能否解决其面对的问题（或是否尝试去解决问题）。本书将从这五点框架入手来探讨过去人类社会的兴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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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正如一个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是由气候变化、强邻在侧、友邦失势等因素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并不一定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一口断定所有社会的崩溃均源于环境破坏，这种说法无疑是荒谬的。现代的例子有前苏联的瓦解，古代的例子像公元前146年迦太基2的灭亡说明了单单军事征服或是经济的影响力就足以解释所有崩溃的原因。因此，本书书名比较完整的说法应该是：“社会崩溃牵涉到生态环境问题，在某些例子中也涉及气候变化、强邻在侧、友邦失势，及自身应对之道不同。”即便只是限定了这几个因素，古今史料之多也已足够我们考虑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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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企业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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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人们争论的主题往往围绕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这类问题，相关见解可以分为两个极端。其中一边代表了“环保主义者”或“善待环境”人群的意见，他们所支持的观点是：我们现今所面对的环境问题不但非常严峻而且亟待解决，当今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率不具可持续性。另一边的观点认为环保主义者是在毫无根据地夸大其词，经济与人口不但可以持续增长而且有益社会。对于后者的观点，我们很难将它们归类，暂且简单地称其为“非环保主义者”，这种观点的追随者一般来自大企业和大经济体，当然“非环保主义者”并不等同于“亲近商业者”，很多企业家自认为是环保主义者，而许多不是来自大企业的人士也对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存有疑虑。在撰写本书时，我的立场是什么？同上面两边的观点又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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