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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社会：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模式 不平等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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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在这个世界上游荡，它关注的不是政治体制、公正问题、最高税率或者工会问题，这个幽灵就是经济不平等。30多年以来，它一路高歌猛进，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肆虐。从全球来看，不平等的总体趋势趋于减缓或者至少没有加剧，因为像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确实在经济方面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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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那些富裕国家，工资以及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却加剧了。这个过程可以直截了当且毫不夸张地如此描述：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或者其工资待遇陷入停滞——不安与恐惧正在蔓延。这种发展趋势毫无争议并已经得到证实，而且涉及的几乎全是发达国家，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在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总体而言低收入也在增长，但高收入的增长速度大约是低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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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人愤怒的是，这种趋势与政治制度或者说特殊措施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这种不平等加剧不仅发生在美国、加拿大，更多地发生在瑞典、芬兰和德国这些所谓的福利国家。无论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执政，无论是正在经历危机还是社会充分就业，这种趋势都在势不可当地向前发展，就好像它是在遵循某种自然规律发展一样。当然不是，否则这种规律就应该在所有的时代都起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这种不平等现象已经得到了缓解，因为劳动者都从生产率的增长中获益匪浅。但是这种联动很快就被打破了。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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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给出的最令人信服的解答是：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大规模运用，高素质劳动者的效率会明显提升，同时在低端领域，工业化的熟练操作工作以及简单的行政工作都可以由机器完成，而就业者在择业时也会避免进入低报酬的服务业领域。这就导致低报酬职位的数量和良好报酬职位的数量同时增加，这是一种极端化的现象。这种两极分化仍然在加剧，并且发生在所有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数字化世界秩序有两个获益者：超级明星和高素质劳动者。与此同时，还有很多的利益受损者，或者就像英国研究学者艾伦·曼宁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的工作要么是令人愉快的，要么就是非常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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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不久前发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证据，他发现了这种数字化变革是如何明显地发挥作用。加尔布雷斯并不满足于只是概括性地量化这种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他感兴趣的是更多的具体内容：到底是谁造成了不平等，在哪些地方可以观察到这种不平等？为此他分析了全美3 144个县——这种县大约相当于德国的选区。加尔布雷斯曾经的思路是，一步步将最富裕的县从统计中删除，直到不平等的程度重新达到它之前的水平，然后就可以具体地看到，谁在过去这些年的发展中特别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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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加尔布雷斯开始了他的工作，他兴致高昂地打算从列表中删除富裕的县，却并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几乎还没开始，他就不得不停了下来：仅仅是3 144个县中的15个县就已经可以对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畸变负责了。倘若将这些县从计算中排除，之后会发现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在过去数十年几乎没有改变。15个县——只占到总体的0.48%。因此如果只强调最富裕的比例，可能会淡化这种不平等给人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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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些县都分布在哪里呢？它们分布在硅谷、纽约还有西雅图，那些像微软这样的计算机巨头所在的地方。加尔布雷思尤其将此视为网络与金融领域对分配产生影响的证明——这两大领域都是“高智能性”领域，是特别需要和数字化机器密切打交道的领域。这场智能革命目前允许如此巨大的超级利润率存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即使是在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强国，相当少数的受益者都可以扭曲分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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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谁是受益者呢？通常不是那些信奉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的狠角色，而是像WhatsApp（通信软件）创始人那样的、拥有美妙创意的、很幸运的技术极客。2014年年初，脸谱网花费大约160亿欧元买下这家大受欢迎的社交应用公司——这家公司的55位雇员每人拥有了大约1.6亿美元的财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在加尔布雷思提到的那15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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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库姆，是WhatsApp的创始人之一，在这次与脸谱网的交易中获益近70亿美元，但具体数目是多少，现在还不得而知。他年轻时曾经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他的母亲长期依靠社会救助为生，而他自己在开发WhatsApp之前曾在不同的网络公司工作过。这桩巨额交易发生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亿万富翁通常并不需要这种企业家精神，而且往往比我们猜测的偶然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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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姆和他那些不起眼的同事们没有依靠欺诈成为这个行业的超级明星，也没有依靠狡诈成为超级富豪。他们的产品只是一款简单的应用程序，全球范围内有5亿名用户，每天发送多达640亿条文字信息。这些用户每年只需为这项服务支付1美元，却能在短信服务费上节省很多钱。WhatsApp的技术人员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保证这种海量的文字交流畅通无阻，并借此将人与人超级高效地连接起来。他们没有使用暴力，也没有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许许多多用户的自由选择（以及对用户数据的可疑处理）使得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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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覆盖面极小却十分显眼的数字化“超级明星经济学”的一部分。如今，谁拥有绝佳的创意、出色的产品或者一种特别的天赋，谁就能得益于数字化网络和全球化市场，挣更多的钱。不仅Lady Gaga、里奥·梅西、乔治·克鲁尼，高薪酬公司的领导也从这种超级明星效应中受益。曾经有人计算出，在音乐市场上，1%的音乐人攫取了所有利润当中的大约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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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数字化市场都遵循这种“赢者通吃”逻辑：最好的或者最幸运的某个市场细分部分的供应商几乎将所有的顾客都吸纳走了，而稍次一点的供应商获得的只是残羹剩饭。谷歌、苹果、脸谱网或者亚马逊等公司都是如此，甚至像德国本土电商Zalando或者汽车拍卖网站mobile.de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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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赢者通吃”逻辑带动的市场增长是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数字化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后，得到证实的。令人着迷的是，这种发展是如何不平等地惠及了这些受益者。收入最多的10%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要比其他人更快，而即使是在这些拥有特权的群体中，最顶端的1%的人收入也明显多于其他人，即使在这1%当中，最顶端的0.1%的人收入也更多，而在这最顶端的0.1%当中，最最顶端的0.01%的人的收入增长得更快。这简直就是俄罗斯套娃式的不平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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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损害了我们对于公正的认识。其背后隐藏着一种我们逐渐才能理解却难以改变的逻辑。在传统的“模拟”市场上，我们的预期是一个劳动者比其他人勤奋50%，并且创造出比别人多50%的价值，因此获得比别人多50%的收益。而在数字化市场上，那些只是多做了一点努力的人（或者只是因为幸运）就可能获得呈指数级增长的收益。一个软件程序员只是写了一个比较好的应用程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会统治世界市场，并因此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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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超级明星虽然非常显眼，但是对于社会面貌而言他们可能并没有那么举足轻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没有过着特别奢华的生活，而是几乎整天都在工作——至少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女朋友（后来成为妻子）要在他们的“关系协定”中约定每周最少有一次不少于100分钟的会面。与19世纪的前辈不同，今天的超级富豪们通常都是工作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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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关系更密切的，或许是另一个数字化群体：那些大约占到全社会人口10%—20%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价值和财产持续攀升，同时与智能机器密切地合作。这群人就是数字化精英。他们看好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结合，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降低的运算性能成本中大规模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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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群体包括哪些人呢？他们是依靠数字化技术将经营链打造得更能获利的经理人；虽然不能加入超级明星俱乐部，却建立了繁荣公司的程序员；使得数据可视化的专家；借助于一系列诊断系统显著提高效率的医生；轻松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数据库浏览权的学者；与CAD（计算机辅助设计）以及其他设计技术打交道的工程师；还有运营股市自动交易系统的交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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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无法夸大他们的绝对财富数量。位于德国巴登州沃尔多夫市的SAP公司[2]总部的程序员能够轻松跻身德国的高薪工薪族——这些高收入纳税人的年收入至少要达到12.6万欧元，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40万美元。他们的收入当然算不上顶级，但是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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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得出的结论是，加剧不平等趋势发展的全球精英将会过上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舒适且刺激的生活”，而剩下的社会群体要么依附他们，要么陷入贫困——但他们仍然能够受惠于这些数字化产品所提供的便宜的娱乐、便宜的继续教育以及有益的媒体。科文对于不平等的冷静预测听起来虽然玩世不恭，但是这种分化的确有可能如此发展下去。最好的情况是，这种分化能够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干预下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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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阶层之间的宏观不平等，还有一种微观的不平等，这种微观不平等直到不久前才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分化不仅发生在上下阶层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水平方向上，也就是在那些同工但越来越不同酬的雇员之间。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用“工资差距”这个概念描述这种同类工作报酬之间的差距。人们原本预期相同的工作相同的报酬，但真实情况是：年龄、生产效率还有地理位置一直都导致工资产生差异。但是在过去，这种分化的程度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而现在情况正在改变：相同行业相同职位，工资的差距正在拉大，而且是在明显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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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还不清楚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确切原因，但是很多人认为有三大原因。首先，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企业也在不断地两极分化为高工资企业和低工资企业。高工资企业给每一位雇员都发放丰厚的工资，而低工资企业给每一位雇员的工资都难以令人满意。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形成天壤之别。最开始收入丰厚的人，很少会跳槽；而最开始收入微薄的人，也很难转到高工资企业。这当中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数字化技术的运用。运用所谓的大数据技术的公司，通常能够显著提高效率，相应地，其雇员会挣到更多的钱。除此之外，那些依赖于智能技术的企业急需更加训练有素的雇员，因为整个工作组织的要求比以前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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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放高工资的更多的是那些1990年之后创立的企业。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新技术的使用，或者是变化的管理实践，又或者这些企业较少受到关税限制——当然现在都还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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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造成这种工资差距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能够越来越好地掌握雇员的个体绩效。虽然还没有像韦伯以及他的“社会测尺”那样精确，但是已经足够用来给雇员发放越来越微粒化的工资。工作绩效与工资的单体化绝对将成为下一个时代工作政策当中的一个重大议题：什么对于工作绩效的考核是允许的，什么不是，而雇员必须抗争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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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们的讨论围绕的都是那些依然在工作的人。但是如果微粒社会不仅不平等地分配工作并且单体化地发放报酬，还会将其中的很多人立刻解雇，又会发生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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