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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过程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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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或许会注意到，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便提前勾画出来了那种将服务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毕生的历史理论的语法和句法。他可能一开始就将其关注的一切历史现象进行划分，归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范畴内。经济基础包括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的界定包括［a］在特定时空下由特定人类集团能够获得的自然资源、［b］劳动力或能够进行生产劳动的潜在人口、［c］能够获得的技能）和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指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某种方式赋予的人们可资利用的力量的实际比率。构成上层建筑的是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控制生产资料而进行的斗争中产生的实际的阶级，以及制度、法律、国家组织形式等等由劳动分工而必需的东西。还有认可了实际社会形式的整个习俗、道德和社会风尚，以及赋予现行社会结构合理性的高级文化的领域，如宗教、科学、哲学和艺术等等，这些统统都隶属于上层建筑。对于确定种类（某种）事件的发生而言，历史资料以原始事实或文献证明的形式存在，就好像历史记录的词汇式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它们惟有通过能够感觉到包含在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提供的关于历史意义的两种范畴中，才能够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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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这种历史现象的语法式分类得以贯彻，也就有可能运用句法规则来“解释”为什么这些范畴在概念上代表的人类实践领域中会有变化。这些句法原则实际上就是机械因果律，支配着经济基础和在它之上产生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系统内，核心的句法原则赋予整个历史过程“意义”和“重要性”。简单说来，它便是，尽管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反之则不然。也就是说，在历史存在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不会导致经济基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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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类的创造力或行为可能导致生产资料的变化。战争就如饥荒和瘟疫那样使劳动力减少；发明改变了技术能力的本质，自然资源因其使用而枯竭，等等。但是，生产资料中发生的变化，并不是某个特定社会的社会秩序或官方认可的文化能力（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变更的作用。因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严格说来它还是机械的，它根本不存在辩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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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层建筑的基本形式也显示出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价值形式相似的明确特征。上层建筑的形式有四种，马克思描述它们时运用了近似的比喻，并且这些形式彼此相接的方式也与《资本论》中认为的价值形式采用的方式相同。这四种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因而包括了基本种类，被视为一种历时过程的历史现象都将分归其中。并且，这些形式的演化构成了重大历史事件之戏剧的各幕，马克思意在赋予其历史著作一种潜在的情节结构（在其中，整个过程的意义能够被揭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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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应当强调指出，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外部世界决定了个体精神过程的确定内容。正如在他之前类似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那样，马克思承认，个人想象能够产生关于世界的无限可能图景，而这些图景可能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表达了人们心里的内在渴望。但他否认个人想象的这种创造能够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除非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社会产品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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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公开认可的人类意识形式中出现的变化，只是紧随每一种人类社会形式之基础上发生的变化，即生产方式中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依赖于它们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社会秩序出现变化的必然性已经变得很明显时，个人“纯粹”意识的产物才有可能成为公开认定的群体意识接受的对象。这就是马克思有关历史变化的基本规律的全部基础。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就阐明了这条规律，这一年大约是他在1840年代最初的哲学思考和1883年去世之间的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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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而言之即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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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这一段中能看到的，对马克思而言，重要的因果性作用都是通过直接途径从经济基础深入上层建筑，而不是通过辩证的途径。在促成社会转变的因果力量之间和社会转变与文化变迁之间，存在一种滞后；但这种滞后是一种惯性，导致滞后的原因是在经济基础中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形下，人类意识无法放弃它们以之为基础、从更早的生产方式中继承而来的构想实在的模式。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只有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得以确立时，公认的意识形式和实践形式本身才能够确立在新的法律、新的国家组织形式、新的宗教、新的艺术等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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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一切中，辩证的东西正是由一种公认的意识形式向另一种意识形式的转换模式——这也可衡量马克思借助于德国唯心主义的程度。在人类意识和意识形态中适应由经济基础中的变化导致的转变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也正类似于那种比喻的变化，就像原始意识放弃那种普遍的自然与人类的隐喻关系，开始转喻式地理解它们彼此的关系时那样。从隐喻意识到转喻意识，再到提喻意识，这便是在人类意识从野蛮到高级的文明意识过程中，通过辩证地转变人类与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情境联系的方式，人类意识经历的诸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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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恰恰由于这些意识的转变都是通过支配着意识自身行为的原则以辩证方式产生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像传统史学家倾向做的那样，通过意识自身关于其本身的意识来判断转变的时期，从而试图以它自己的语言来重建一个时代的意识。对于一个时代的意识总是要比纯粹的认知（假设它不会被它继承而来的有关实在必定如何的偏见所遮蔽）关于那一时代的真正的社会现实所展现的要么更多、要么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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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历史中的一种意识转变理论，对马克思而言，它具有充当分析方法模型的价值。意识的各种形态（公认的意识形式）通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等等而彼此辩证相连；但是，这些意识状态只是代表着历史存在的表现形式。历史存在的真正内容，那种使之成为科学分析——即法则式因果分析——的主题的东西将在生产方式中找到，而现象形式不过是生产方式的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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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自己心中以辩证的方式将自身与自然及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但马克思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以机械的因果关系形态与自然相关联。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以意识为媒介的，可是，他们在世界中的存在却取决于他们维持的与自然界和社会之间的实际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本质上又确实是因果式的和宿命论的关系。这便是马克思那句时常被引用的格言的意义，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Feuer ed.，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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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经济基础之上发生的变化，并不是生产方式与自然界辩证地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相反，生产方式上的变化都是由精确的机械律引发的。地力枯竭、人口损耗、开发自然的新技术的发明，生产资料方面的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从可以用自然科学因果关系概念解释的变化中产生的。新机器的发明，例如蒸汽机的发明，可能改变技术能力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因而它被看作是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智力的一种功能；它代表的并不是一种辩证过程，而是一种思维模式——机械论的运用，以此来解决因消费或交换要求扩大生产力而提出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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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基础的转变严格说来是机械式的、渐近式的，而不是辩证式的。它对上层建筑的作用是，在继承得来的社会形式及其伴随的意识模式与因为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转变而要求的新的社会形式之间，确立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但是，甚至这种对上层建筑构成的影响本质上也是机械式的，而非辩证式的。正如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那些将获得公众信赖的意识形式，它们适应了因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要求的社会中的变化，都是由这些变化预先决定的。“因而”，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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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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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一切有公共意义的重要“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而是“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问题”总是被认为能够解决，并且对于那些试图解决它们的人而言，在这些问题产生的时间和地点就能获得解决它们的工具。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产生的过程并不存在任何“辩证”可言。并且，人们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而运用的手段也无任何“辩证”可言。具有“辩证”性质之处在于社会和文化“形式”的演化，这些“形式”是在经济基础中的转变造成的社会问题得以解决之后由意识构成的。马克思用“辩证”方法来分析呈现在历史中的社会和文化存在之形式的真正内容，这与他在《资本论》首章中揭示价值诸形式的真正内容时运用的是同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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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概念充当了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中的组织性观念，正如劳动价值论充当了其经济理论的组织性观念。正是分工将人类抛入了分裂和自我异化的那种情形中，历史记载证明该情形是人类看似自然的存在状态。因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孩子是丈夫的奴隶。”他继而称这种奴隶制是“首要的所有制”，并根据当时政治经济学的习惯，将所有制界定为“支配他人的劳动力的权力”。此外，他总结道，“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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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分工中，马克思在找到了介于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分裂的源头。当然，他承认正是人类生活的本质造成了这种区别。他表示，公共利益“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马克思坚持认为，但是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第254页）。这样，人们成了他自己的创造物的奴隶，成了使得人类这一物种得以支配自然的力量的工具。人类由此被碎化和分裂了；在个人渴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以及作为特殊的生产工具而具有必要机能这两者之间，他被撕裂了。马克思相信，“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为功能相异的领域“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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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期望与他们由社会赋予的角色之间存在着冲突，而在一般的社会中，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冲突。马克思在这些冲突中发现了国家创立背后的动力。因此，他说道，虽然国家始终“是基于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特别是……基于已经由于分工而分离开来的阶级，它们就在每一个这样的人群中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第255页），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某个特定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表达，这个阶级使得它自身就像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普遍利益的一种确定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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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便是为什么每一种假定的“普遍利益”总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那里都被体验为某种外在、超越和对人类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即它在统治阶级那里是异己的，却又是有益的（因为它确立了统治阶级权力与特权的“天然”品质），在被统治阶级那里是异己的，又还是有害的（因为它挫败了他们完全实现自身的个人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冲动）。“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是强加于他们的，也就是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同上）。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同上）。这样，“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同上）。那是一种“支配”他们的抽象的力量，而不是真正被客观化、具体化并转向公共目的的他们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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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具体化产生了人们在先前每一次为了理解历史的意义而做的尝试中经历的那种“恐怖”。因为社会力量被看成是自然力量，“关于这种权力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就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为转移，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于是，人类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历史的牺牲品而不是历史的统治者。这样便产生了所有的历史决定论，它们将人还原为比他自身更强的力量的奴仆，因而促成了大部分人的堕落，与此同时也为少数人的升华做出了证明，例如圣奥古斯丁的神学决定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决定论、柏克的传统主义决定论、英国政治经济学粗糙的唯物主义决定论，甚至原则上还有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性质的决定论。这也是那些善意的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唯美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朴素反叛的起源，他们坚信个人意志的自由，以及人们通过转变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便具有了改变其世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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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关于历史过程的观念没有哪种掌握了根本真理，即社会秩序同时具有必然性和暂时性，同时具有强制性力量和解放性力量。简而言之，没有哪种观念把握住了社会的动力和整个社会过程的发展模式。有人在面对从一开始就主宰着他并要求他彻底将个人利益服从于群体的必然性时，就消解了人的自由；另一些人则只是悲叹这种必然性，并且逃避到对于自由的幼稚的梦想之中，这种梦想只有在社会本身被消解时才可能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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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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