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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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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1887)可以看成是尼采提出的“超历史”方法在一个既属历史又属哲学的问题上的运用。它试图找出道德以及人的道德感、良心、人对于诸如“善”和“恶”的信念等等的起源和意义。这本书以批判卢梭式历史观开头,这种观点认为,基本上是“善”的人性被认为是由于“落入”社会状况中而败坏了。尼采却相反,他主张,人就其本质而言不处于任何状态;如果他落入了任何状态的话,那也是落入了“善良”,人这种动物一切特殊的不满都来自于这种“善良”。但是,尼采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将西方道德史进行情节化的计划,那使得我们可以预言:人们即将从束缚他的“善良”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正如对马克思而言的那样,代表了从“社会”条件中解放出来。但是尼采没有把它想象成为一种进入“共同体”的解脱。相反,他把它看成是一种与别人的所有必需的联系的解脱,这是一个个人自足的梦想,它不过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他把这种无政府状态称为“英雄主义”或者“超人性”,虽然如此,它还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且,这种无政府状态通过消解所有“价值”而变得更为可怕,而这些价值被认为是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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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比起卢梭或者马克思,尼采更多地否定了作为对最终的、创造性的(或者英雄)阶段之准备的社会阶段的必要性。相反,他认为,人需要这个第二阶段,以便磨炼他独有的人类品质、他的人类意志和理性(第167页)。但是,尼采认为这种社会阶段,这种自我否定、无意志并且合理的阶段,已经被人自己的批判力量所消融,它让人为理性和社会的崩溃做好准备,从而将会把意志释放到一种新的、更高的“蒙昧状态”,在这种蒙昧状态中,个人将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那样来生活。因此,他用讥讽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erion)的声音撰写历史,但把它当作喜剧来编排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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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分法。它以批判英国功利主义道德家开篇,尼采嘲讽地将他们称为“伦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叙述传统的道德观点而不对这些观点进行无论是什么样的批评。他说,实际上,他们都已经“为真正的历史精神所背弃。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非历史性地思考”(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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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历史地思考”是什么呢?在此,它是指人们回头去深入思考一种自由的、高贵的、强有力的贵族阶层的意识,这一阶层将命名喜欢及不喜欢的事物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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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坏对立的起源可以在高贵和冷淡的情操中找到,那代表了上等统治阶级相比下等被统治阶级来说所具有的那种主要的性情。统治者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几乎可以把语言本身的起源理解为统治者权力的表现。他们[隐喻性地说],“这叫这个名字,或者,这叫那个名字”;他们用声音给每一事物和行为打下烙印,这样他们就象征性地占有了它们。[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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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贵族的语言直接、坦率、毫不迂回,而且幼稚;它对事物的命名毫不掩饰情感,虽然悦耳但却缺乏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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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弱者的语言总是深思熟虑后的语言,它带有间接的意图和隐秘的目的。“当高贵者感到怨恨的时候,怨恨被他瞬间的反应所吸收,因此,他不会受怨恨的毒害。”但是,尼采说,让我们想象一下充满怨恨的、受压迫的弱者是如何去想“敌人”的。他一定会把“敌人”想象成一个“基本概念”,想象成“邪恶的人”,然后“他又设想了其对立面,即‘好人’——也就是他自己”(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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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高贵者和弱者的区别是按照那些能够用隐喻方式思维的人们与那些被限定用概念方式思维的人们之间的区别去设想的。前者运用艺术语言;后者运用科学、哲学或宗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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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这些概括,尼采求助于语源学,求助于“善”、“恶”和“坏”这些术语的历史,并且指出,这些“所有语言中善(的术语)都显示了一切价值的社会阶级起源”(第162页)。一种新的反贵族阶层带头反抗最初的贵族阶层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它的领导者,即教士,从强者构成的最初的贵族中分出,并发展成了它的对立面。这种新的民众的贵族统治的根本品质就是弱者无论出现在哪里都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怨恨。但是,它通过一种语言策略,将它的权力建立在群众和强者上;它只是把它的怨恨称作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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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怨恨起源于民众成员对权力意志的压抑和升华。当它升华时,它的表现形式是重新评价各种高贵品质:鉴于高贵者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好”,将与自己不同的行为定义为“坏”,弱者开始将胜于己者的行为定义为“恶”,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善”;第一种二分法完全与道德无关,它只是对个人所感到的快乐或痛苦经历的一个声明,而第二种二分法骨子里是形而上学式的和说教式的,它将性质方面的邪恶本质归于那些与下定义的人或者团体不同的行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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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试图通过立足于健康这一观念上,超越“善与恶”这样的语言中的形而上学道德准则。他将“健康”定义为任何直接、立即的情绪表现。健康之于自然有机体正如隐喻意识之于精神状态。他说,如果情绪没有找到直接的、立即的出口,它将产生很大的间接表现的压制力量,比如怨恨。这种怨恨反过来又表现在精神而不是生理活动中,尤其是表现在对能够解释那种压制的原因的寻求中,并且它完全有理由在强者身上找到了原因。但是,怨恨的人为了解释他自己的虚弱而谴责强者不只是拥有力量,因此,力量这一特征被解释成了一种邪恶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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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比如力量或软弱)向品质(比如邪恶或忍耐)的转化受语言手段的影响。在《道德的谱系》第一篇文章的第十四节,尼采以反讽方式描写了这种价值重估是如何发生的;它完全是语言上的重估。弱者把“软弱改成为美德……无法报复的无能变成善良;懦弱变成谦卑”等等(第180页)。因此,整个道德的历史被看成是转喻和提喻意识牺牲了对世界“无辜的”隐喻性理解的情况下运作的产物。寻求原因和本质,即寻求隐喻式语言中描绘的现象背后的行为方式和外在的品质,也就是,产生了两种人们用来对付自己的压迫性工具,即科学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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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并没有认识到,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他正在最大程度地利用语言的比喻理论在他关于道德和文化的“历史”中来说明这两者。几乎是作为事后补记,在第一篇文章附的一个注释里,他提出了以下问题以备进一步的思考:“语言科学,尤其是语源学研究为道德思想的演进提供了什么信息?”(第188页)在第一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那时他讨论的是,纵贯历史,诗歌性语言中的转喻和提喻因素多大程度上在意识自我压抑的活动中充当了原动力。这些语言力量的充分发展最终导致了他那个时代和文明深受其苦的那种反讽意识。他没有意识到,通过表明他对隐喻性语言的基本创造性这一概念的立场,他回避了一个问题,即隐喻本身在人的自我压抑的倾向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语言的历史主义赋予隐喻意识一种纯粹的创造性功能,尼采可以凭借它提供的基础去批判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历史意识形式(即转喻式的、提喻式的与反讽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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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受过语言学的专业培训,这意味着,在他的思想中,语言的转变一定是被当作一种模型以理解意识本身的转变。这表明,他的意识循环论完全有可能是他的语言循环论的反映,后者指语言从隐喻通过转喻和提喻再到反讽的循环。这样,意识向纯洁状态的回归就必然是根据语言向隐喻阶段的回归而设想的。显然,在任何事件中,记忆和遗忘、许诺和将自己与虚构的过去或未来连接在一起,很明显,这整个问题在他的脑海中都和按转喻和提喻方式理解世界而产生的谬误有关。“落入”“善”、道德和自我损毁,最终只是落入了语言可能性的更深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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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谱系》中的第二篇文章是关于“负罪”、“良心谴责”以及“相关的事物”。文章一开始就重新分析了人类独有的记忆能力。在这里,尼采也像以前一样把记忆描述为一种执拗的任性,人们借助它将自己与一种特定的未来以及一种固定了的过去连接起来。尼采认为,良心指的就是将一个人自身与特定的未来和固定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记忆的能力使过去所做的誓言能够对现在和未来施加影响并起决定作用。承诺的、记住的和信守的诺言给人的生活强加了一种秩序,但是这种秩序完全不同于遗忘能力所强加给人的那种。遗忘能力允许人生活在一种现在;它行使职责让“意识的门窗暂时地关闭;让我们免受那些我们的低级器官彼此合作或彼此对抗时伴随的噪音和骚动;让意识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和些许的空白,从而为我们机体中进行支配和运转的那种更高贵的用途和机能留出空间”(第189页)。当我们“忘记”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现在。当遗忘被记忆延缓时,“尤其是在那些涉及到许诺问题的例子中”,意志被一个以前的情形和欲望束缚,并且它继续肯定那种情形和欲望,甚至会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第189——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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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许诺的能力正好与记忆的能力性质相同。通过许诺,人向前意愿,把一个虚构的形式强加给未来;通过记忆,人向后意愿,把一个虚构的形式强加给过去。尼采认为,对于许诺和记忆两者都重要的一点是利益,根据这种利益,这些虚构形式被分别强加于未来和过去上。良心不安不过是无力把某人过去的行为接受为他自己的行为,即一种冲动,它本能地将它们看作是别的行为者或行为方式的产物而不是自己的,看作是比自己的存在更高、更好的某种“品质”的表现。相比之下,好的良心只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意味着,所有发生过了的或者将来要发生的一切,都是以我自己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或将发生的,是我自己品质的表现。尼采认为,创造性的遗忘同时也是创造性的记忆,因为创造性的遗忘只是记忆了人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能力和才能。并且,它对于所有世代和对于个人是一样的。成为自己就是去否定过去和将来施加在人身上的种种责任,除非这些责任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并且只是因为人发现它们“好”而看重的责任。在《道德的谱系》一书的第二篇文章中,尼采着手处理了他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回避了的问题,即“人这种动物的记忆是如何出现的?这一半是枯燥、一半是反复无常的人类智慧,这种健忘的化身到底是如何记住任何事物以便使之持久的?”(第192页)他说,人如果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他就不仅解决了意识之谜,也同时解决了社会、文化以及破坏性历史意识之谜。《道德的谱系》一书最后一篇文章是按照一种压抑和升华的心理学理论讨论文化、社会和道德的历史。其中,他把人对于一种单一的、不能挽回的过去的感觉与恐惧看成本质上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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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说,记忆的产生只受痛苦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文化记忆也和个人记忆一样是痛苦而不是快乐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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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创造一种记忆的时候,他的努力就总是伴随着痛苦、流血和牺牲。最恐怖的牺牲和誓言,包括牺牲头胎;最可怕的残害,例如行阉礼,以及所有宗教礼仪中最残酷的仪式(所有的宗教归根到底都是残酷的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一种本能,这种本能预言了痛苦是记忆术最强有力的帮助。[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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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之初,当人类记忆发展得还不完善的时候,就需要最可怕的激发记忆的方法:“严酷的原始刑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要克服健忘并且让这些受一时冲动和欲望奴役的人们记住一些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一定会是多么的困难!”(同上)借助于这些最残酷的方式教会个人去记住一些“我不应去做的事情”,以便“他能享受社会生活的好处;并且,确实,借助于这些记忆,人最终‘达到了理性’”(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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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良心不安起源于什么呢?“内疚”(Schuld)这个词起源于一个表示物质关系的词,即“欠债”(Schulden),这一事实为尼采提供了答案的一个线索。简而言之,内疚的观念并非出现于以后任何有关意志自由的学说中,而是出现在补偿的观念中。尼采说,破坏和痛苦之间的关系出现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中,这种契约关系和‘合法主体’的观念一样古老,后者转而又指向买卖、交易和贸易等行为”(第195页)。通过从造成痛苦而得到快感,债权人从债务人那里得到了某种补偿。这种快感是美学意义上的:它来自于一种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力的快感,它让惩罚者感到自己比毫无防卫的受害者更“高贵”、更优越。本质上,它是一种施虐的快感。尼采坚持,虐待是一切“人为的”等级制度的基础。(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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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中找到了国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国家将其成员固定在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之中”(第203——204页)。最初,任何人如果拒绝偿还债务或者攻击他的债权人,他只是被放逐;但是,逐渐地,债务人只要为他的罪行付出一定代价就可以了。简而言之,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它把虐待的快感转变成了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施加或者承受的痛苦可以被储藏、利用、课税、国有化或者社会化。尼采甚至设想,有可能有这样一个社会,它累积的痛苦非常之多以至于它没有必要去惩罚它的罪犯,而只会原谅他们。这将是用历史方式为社会所构建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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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切只是用反讽方式提出,因为尼采的真正目的是,运用这种将痛苦资本化的观点来说明,正义观是从本质上非道德的人类存在中出现的。事实上,尼采辩驳道:“仅就对和错这两个概念本身而言,它们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暴力、贪婪、剥削和破坏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不公平的’,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暴力的、贪婪的、剥削的和破坏性的,它不可能被想象成别的样子。”(第208页)这样的话,人又如何解释在文明存在之初正义观念的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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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认为,正义最初是强者用来消除弱者怨恨的工具。对怨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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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或者是将怨恨的对象从报复者手中夺过来;或者是用与破坏和平和秩序的人斗争来取代报复;或者是设想、提议、必要时强制实施妥协;或者是建立一种标准化的损失等价赔偿尺度,以使未来的任何不满都可以以这一尺度为参考。[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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