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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的本质：对常识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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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分析不过是尝试确定什么是最值得信赖的证据。但是，克罗齐问道：“除了最优秀的观察者的证据，换句话说，即那些记得最牢并且（可以理解）又没有伪造意愿的人的证据，还有什么是最值得信赖的证据？”（同上）据此，接下来他承认，既然历史确定性不是“科学确定性”，那么历史怀疑论者的论点也就有其合理性。史学家的确定性很高，但难以证明。“史学家的确信正是陪审员那种难以证明的确信。陪审员听取证人的言辞，悉心聆听案情，并祈求上苍的启示。无疑，他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与他把握住真理的大量场合相比，这种错误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上）。这就使得克罗齐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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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历史方面，这正是为什么常识（buon senso）与知性论者相比总是对的，历史不是一种“公认的传说”，而是个人和人类对其过去的记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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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悖论精神中”，人们可能怀疑希腊或者罗马是否曾经存在过，或者亚历山大大帝是否存在过，抑或1789年7月14日法国是否爆发了革命。但与这种怀疑相对，克罗齐提出了以下异议：“诡辩家讽刺性地问：‘所有这些你有什么证据？’人类回答：‘我记得’。”（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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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能完全等同于《1066年以来》（1066and All That）的作者们所说的，惟一重要的事实是那些人们能够记住的，但已很接近。通过将历史智慧与常识和共同记忆相联系，它的确暗示了，惟一能够被当作历史事实的，就是常识本身能够当作对于“真实”实在的“真正”直觉来信任的东西。它并没有完全把历史思维从任何对于哲学和科学的批判原则所承担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因为克罗齐特别把在现象中显露的本体世界的知识归于哲学，而常识相信这些现象就是历史实在，但是，它也接近于此了。关键之处在于，历史思想一方面完全从令人们联想到社会科学的那种类型学运作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完全从令人们联想到自然科学的那种规律分析中脱离出来。（第48页及其后）这两种理解都被置于不同于常识的某种其他事物的地位——这种地位无疑是它们本来愿意得到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被拒斥在历史反思之外，或者只是作为错误的形式而得以纳入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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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说道：“真正的科学只能是哲学”，自然科学“不是完美的科学：它们是被独断地抽象和固定下来的知识复合体”（第49页）。“无疑，自然科学的概念是最有用的，但人们不可能从它们那里获得那种只属于精神的体系。”（第50——51页）据此，克罗齐的结论是，惟一“纯粹和基本的知识形式有两种：直觉和概念；或艺术和哲学”（第52页）。历史在这两种纯粹的知识形式之间有其位置，就“好像是将直觉的产物置于与概念的联系中，即与艺术有关的东西在自身之内获得了哲学的特性，与此同时还保留其具体性和个别性”。他认为，一切其他形式的知识都是“不纯粹的，它们与有着实际来源的外界因素混合在一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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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克罗齐主张，一切科学的普遍化都是由伪概念组成，而一切社会科学的普遍化则由伪类型化组成。对于真实世界的本质，他只相信常识允许他相信的东西，即世界上只存在单个的实体，并且，关于这些实体的一切描述只要超出了常识和日常言语允许人们就它们而说的东西，就都是“虚构的”。固然，历史不是“公认的传说”，但宗教“神话”、科学“规律”和社会科学的“普遍化”本质上都是“构想出来的”。它们最多能宣称的是对于从事某些实际工作更方便或有用。因而，它们的权威性在时空之中受到了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叙述却不受这种限制。就像伟大的艺术一样，作为一种高贵的直觉的产物的伟大的历史永远都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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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历史永远是有效的，但不可避免，它也是有缺陷的。而且，由于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除了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之外，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什么帮助，这样，历史学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步履蹒跚。人们永远不可能做出任何一种有关“现在”的具有特定历史性质的判断，因为史学家本身总是存在于那类似于一个尚未完成的句子的内在过程之中。常识、种族记忆，以及哲学上的自我意识，这三者的联合准许史学家自信地记录下他对于过去的“直觉”，但史学家不可能用这种联合来对自己世界的本质做出判断，因为在现实中，就如同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还不存在已经完成的行为让他来直觉或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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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本身恪守这种限制。他自己所有的史学著作都对于最深刻的主题充满了各式各样最广泛的判断，当这些著作接近史学家自身所处的现在时，便都含糊不清地结束了。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其理论著作的历史部分中，如《美学》和《历史学》。在这两部作品中，一方面关于美学的思想史，另一方面关于史学的思想史都表现出极为自信，其中描绘和刻画了每一个时期，界定了各时期之间转变的本质，整个思想历程的意义也得以阐明。但是，两部作品结论部分的章节总是以赞颂克罗齐自己的“精神哲学”而告终，他把这种“精神哲学”说成是为了生活着的人们而容纳哲学和常识之智慧的主要仓库。并且，这种哲学给我们的教导是，除了以某种方式生活这个一般性的绝对命令之外，哲学和历史对于活生生的个人现实生活，不可能提供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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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的悖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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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克罗齐对史学思想有着最大贡献的《历史学》一书也是以一个悖论结束。在结论那章中，克罗齐回顾了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史学思想，揭示出将历史学与艺术和科学联系起来的努力，使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和谐一致的努力，以及调和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努力，等等，它们的特征乃是二元论、对立论和冲突论。然而，他最后宣称，所有这些二元论在一种新的哲学中都已被超越，它将为一种“新史学”提供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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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新哲学只会是克罗齐自己的“精神哲学”，自19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他已经在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中描述过它。克罗齐在这本史学理论著作中最后描述了他的哲学。他将这种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来提出，这种世界观能够解决一切悖论，其做法不过是将其中的冲突因素视作一种单一“精神”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环节。这样，它看上去便为一种喜剧式的史学概念提供了基础。例如，克罗齐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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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描绘过的哲学中，实在被认定为精神，它不是那种超出世界之外或徘徊于世界之中的精神，而是与世界吻合的精神；自然已经表明，它乃是这种精神本身的某个环节或产物，因而，二元论（至少困扰着自泰利斯到斯宾塞的思想的二元论）被它取代了；并且，所有类型的超验性，不论其源头是唯物主义的还是神学的，都被它取代了。［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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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克罗齐的看法，这种“精神”具有物理性质和意识的一切属性。它“既是一，又是多；既是一个永恒的解答，又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并且，它的自我意识便是哲学，即它的历史；或者说，它的自我意识便是历史，即它的哲学，历史与哲学本质上同一”（同上）。克罗齐令人惊讶地把被认为是对立的或彼此排斥的事物或概念视为同一，这种做法明显源于这样的事实，即“意识和自我意识同一，也就是说，既相区别而又相同，犹如生活和思想”（第312——313页）。在克罗齐的观点中，正是这种对意识、精神和知识一元性本质的承认，使得他对历史意识的一种全面复兴或改造抱有希望，这种复兴或改造的证据，克罗齐声称在他身边随处可见——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也在别人（比如说弗里德利希·梅尼克）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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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克罗齐说道：“为这种哲学和历史学写作一部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构成了整个时代的风格或生活形式；并且，既然这个时代或时期并未结束，而是刚刚开放，“我们也就不能描述其编年方面的和地理上的轮廓，因为我们不清楚它将持续多长时间……将包括哪些国家的范围”（第313——314页）。此外，克罗齐坚持认为，“在这些考虑之外，我们不可能在逻辑上限制它的价值可能会是什么”，因为现在的人也无法描述出新哲学和新史学的限度，而这些限度恰恰将产生于它们为自己描绘的问题或疑难所提供的解答中。“我们自己还在风浪之中，并没有在港口里卷起风帆为新的航行做准备。”（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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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新哲学允许克罗齐时代的人期待着一个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取得成就的新时代，并且构想一种绝对优于以前任何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却不允许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来研究他们自己的时代。由于获得了一种新的哲学和理论基础，历史意识获得了进步，可是，荒谬的是，人们却发现，历史意识进步的证据存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即历史意识对于它在其中获得进步的这个时代无话可说。新史学的语气幽默但有所保留；其情绪乐观却有所限制；其反讽明显但也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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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西方历史意识处境的概念预示了克罗齐所描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文化和社会的特征。他的《19世纪欧洲史》有个后记，在其中，克罗齐被迫承认，19世纪存在的有关暴力、极度凶残、非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自我中心的一切力量，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再度浮现，它们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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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战前文学中曾经听说过的悲观主义和颓废言论现在再次出现，并且正在鼓吹西方甚至人类的没落。人类在努力从动物上升到人之后，根据时髦的哲学家和预言家的看法，现在正准备回复到动物的生活中去。［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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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说过，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事实”，否认它，或者将其意义限制在某个国家、某个集团，抑或知识界，这都没有用。但是，正因为是“事实”，它也就提供了一线希望。作为事实，这种状况“不得不在精神的发展、在社会和人类的进步中起到一种作用，如果它不是作为新价值直接的创造者，至少也是作为古代价值得以加强、深化和拓展的材料和刺激物”（第353——354页）。然而，这种“作用”只有某些未来的史学家能够看到，“当它抵达它那个时期的终点，未来的史学家在眼前便能看到我们致力于其中的运动，以及它将我们导向的任何状态”。但是，“我们并不能理解和判断我们致力于该运动的真正原因”。克罗齐说道，我们应当能够观察并理解“许多事物”，但我们永远不可能认识到“尚未发生因而其历史还无法提供给我们去观察的事情”（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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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事情仿佛便是，尽管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意识和实践中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然而由于我们完全投身其中，自己也就无法知道组成这个新时代的可能是什么。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在其中扮演着角色的时代，我们无法做出负责任的评判。而且，克罗齐指出，我们做出判断的能力受到的这种限制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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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加入［我们自己的历史时代］其中，但不是以对那不能沉思的东西的沉思来加入，而是根据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也是良心指派的和职责要求的角色，以自己的行动加入其中。［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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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齐提醒人们警惕的只是已经被“超越的”东西，19世纪的神话：行动主义、共产主义、先验论、沙文主义等等。然而，到20世纪20年代，他把这些非理性主义形式的复兴当作一种基本“活力”的表征，当作一种对于某种未来的意志，并因而当作为了追求“自由”的新生活的行动契机。他关于19世纪的历史结尾的话在《历史学》中早已宣告过了，也就是说，他警告要暂缓对整体做出任何判断，与此同时，在日复一日的基础上，实际地应对好它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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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简要勾画的不是预言，很简单，由于预言毫无用处，它对我们和任何人而言，都是被禁止的；这里勾画的不过是一种建议，即对于那些其主导概念以及对19世纪事件的解释与这段历史中的叙述相一致的人，道德意识和对于现在的观察可能为他们勾勒出什么样的道路。［第36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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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别的理想支配的其他人，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局面，并从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然而，无论他们选择什么道路，“如果他们以一种纯正的精神来作出选择，听从内心的指令，他们也会对未来做好准备”（同上）。无论选择什么道路，人们不能指责他们，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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