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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三、历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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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通过历史才能认识自己，而通过内省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的确，我们都是通过历史来探究人究竟是什么的。或者更一般地说，我们都是通过历史来探究人是什么、来探究诸如宗教等东西究竟是什么的。我们都希望知道历史是什么。如果说存在一门关于人的科学，那么，这种科学就是人类学，其目的在于通过这种结构性脉络，来理解经验所具有的这种总体性。个体所认识到的，始终只是存在于他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各种可能性当中的一种可能性，而无论他什么时候不得不做出一项重大的决策，他的这种发展都会呈现出某种不同的转折。从根本上说，人完全是根据他那已经得到实现的可能性而呈现给我们的。在各种文化系统之中，我们也同样是在探究一种从人类学角度确定下来的、使一个“X”得以在其中实现自己的结构。我们虽然把这种结构称为人的本性，但是，对于一个通过某种理智的方法构造而成的概念体系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语词而已(3)。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穷尽人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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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视界在不断扩展。即使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主体，这里也存在着成千上万的线索，促使他持续不断地去面对关于人类的所有各种记忆所具有的无限性。通过运用有关那在现在这代人的记忆之中仍然活生生的东西的描述，历史学便从现在出发，一步一步地向后回溯。它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回忆。或者说，逐年增加的编年史可以把刚刚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眼光也会不断扩展、超出他们自己的国界，因而，越来越多的过去进入了由记忆组成的阴影世界之中。在生命本身已经完全消逝以后，有关生命的各种表达也都仍然可以被保留下来；那些直接的、使各种灵魂得以表现它们过去曾经如何的表达，同时也是有关各种作为、有关个体所处的各种境况、有关各种共同体和国家的说明。而历史学家就处于这些历史的废墟之中，就处于那些过去的事物所具有的遗迹之中，就处于通过各种作为、语词、声音和图像对各种精神的表达之中，就处于对那些很久以前就离开了尘世的灵魂的表达之中。他怎样才能使它们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呢？他在回忆它们的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不过是对这些仍然存在的遗迹的解释而已。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人，他并不具有有关他自己的过去的任何记忆，仅仅是在意识不到过去所具有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下，通过过去已经在他的内心之中所造成的东西而思想和活动。如果说人们不可能对这些遗迹加以补充，不可能对这些表达加以解释，不可能使这些有关各种作为的说明脱离孤立状态，使它们回到那当初产生它们的脉络之中去，那么，也许各种民族、共同体甚至人类本身的情况会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是解释，都是一种解释学方面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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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使它完全脱离个体生存的时候，当我们应当做出有关那些——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以人们的联合体的形式存在的主体的断言，有关各种文化系统、各种民族或者国家的断言的时候，它究竟会呈现出什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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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某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发现各种存在于诸个体的无限互动过程内部的、明确的分界线，在这里，个人生命的统一体并没有提供任何边界。这里的情况似乎是，我们必须在一条永远不断流动的河流之上，划出一些具有永久性的界线和轨迹。在这种实在和理性之间，似乎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因为概念已经使那在生命之流中有联系的东西分离开来了，因此，概念所表现的，是某种有效的、独立于表达它的人而存在的东西，是某种具有普遍性的、永远保持不变的东西。但是，这种生命之流却无论在哪里都具有唯一性——无论其中的哪一朵浪花出现和消失，情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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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四、历史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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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的互动系统的领悟，首先是从某些个别的关节点出发而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关节点上，人们通过理解过程，根据各种过去的、集合成整体的遗迹与经验的关系，把这些遗迹联结起来；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和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变成了我们理解那些离我们比较远的、过去的东西的手段。进行这种对历史遗迹的解释的条件是，我们置于这些遗迹之中的东西必须具有一再重复性和普遍有效性。历史学家根据他已经在自己的内心之中体验到的各种联系，把他有关各种习俗、习惯、政治境况，以及有关宗教过程的知识，转而运用到这些历史遗迹上去。经验是这种历史世界的萌芽细胞——在这种经验之中，主体发现他自己与他的环境处于动态的关系之中。这种环境不仅对这样的主体产生影响，而且也受到这样的主体的影响。它是由具体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的。因此，就这种历史世界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言，这里都存在同样的、某种心理事件过程和某种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而这样一来，这里便出现了评价自然界对于人的各种影响、确定人的文化环境对于人的剧烈影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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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工业原料必须经过各种各样的处理过程那样，过去的各种遗迹也必须通过不同的研究程序，才能得到充分的历史理解。有关对某种历史过程的理解过程的评论、解释和综合，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一种运作过程并不能简单地以另一种运作过程为基础，也是这里存在的特征；就其各自的任务而言，评论、解释和理智性综合各有不同之处；但是，这些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的完成，都始终需要来自其他两个方面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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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即对于各种历史联系的说明，从来都取决于那些永远不可能得到充分描述的活动的相互关系，因此，当这种说明面对历史怀疑主义的攻击的时候，它是无法利用各种毋庸置疑的证据为自己辩护的。我们只需要考虑一下尼布尔(4)有关古罗马社会的那些伟大的发现就可以了。无论在哪里，他的批判主义都是与他那重建真实的事件过程的做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必须确定目前现存的、关于古罗马历史的传统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以及从这种传统的起源那里，究竟可以得出哪些有关它的历史价值的结论。与此同时，他还必须从他有可能依据这些事实而提出的主张出发，把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推导出来。毋庸置疑的是，如果人们把有关严格证明的规则运用于这种具有方法论色彩的研究程序，那么，这种研究程序就是以某种圆圈的形式运动的(5)。而且，当尼布尔与此同时运用某种——来源于一些相似的发展的——类比性论断的时候，有关这些相关发展的知识也会受到这同一个圆圈的支配，因此，利用这种知识得出的这种类比性论断，就不会产生任何令人信服的确定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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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存在的各种说明而言，我们也必须首先考察报告者所坚持的观点、所具有的可靠性，以及他本人与这种事件的关系。而且，这些说明越远离这样的事件所发生的时代，它们的可信性也就越小——除非人们能够通过把这样一种说明所具有的各种成分，都回溯到那些与这样的事件处于同一个时代的、比较古老的报告上去，从而确定这些成分所具有的价值，否则，情况就是如此。只要存在当初的各种资料，那么，古代世界的历史也就具有了可靠的基础，而且，对于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世界的历史来说，如果描绘那些历史事件的文献被保留了下来，那么，情况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某种有关政治史的知识，只能以从方法论角度和批判角度出发对各种文献的收集开始，只能从历史学家们能够自由出入各种文献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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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事实而言，这种知识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怀疑主义的攻击的，而且，建立在如此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具有历史可能性的重建过程（只有那些虽然聪明但是却不具备任何科学知识的人，才会否认这种重建所具有的用处），是有可能通过分析各种说明所依据的资料、通过考察报告者们所坚持的各种观点而加以完成的。的确，这种重建并没有得出某种有关行动者的动机的知识，但是，它却得出了有关各种行动和事件的知识，而且，它所犯下的那些仍然在影响我们的、有关各种个别事实的错误，也并没有使人们对这种整体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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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历史学研究所处理的是大量存在的现象——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只要历史学研究所面对的是经得起分析的艺术作品或者科学著作，那么，与当人们在努力领悟各种政治事件的时候所处的地位相比，它所具有的地位就要优越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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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五、客观知识在各种精神科学研究之中存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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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构历史世界所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利用批判和解释，对人类有关自己的那些混淆不清并且经常是讹误百出的记忆，进行加工提纯工作。所以，对于历史来说，基本的科学是严格意义上的、隐含着对语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文献学——这种文献学不仅把传统保留下来了，不仅收集了到目前为止的人类的所有各种文学遗产、消除了它们含有的各种错误，而且，它从编年史角度出发进行的整理和结合工作，也使这些文献相互之间发生了各种内在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编年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并不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且还标示出了他必须首先加以采用的那些研究程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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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意义 六、历史性理解的各个阶段；作为一个互动系统的受到精神影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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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资料的掌握在各种各样的阶段都会出现，而这些阶段则是逐渐洞察历史的各种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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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各种各样的旨趣会导致人们叙述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某种最初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这种需要就是有关各种人类事物的好奇心、特别是有关人们自己的国家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好奇心。此外，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在这里也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叙事的艺术就出现了，而希罗多德(6)则变成了以后各个时代的典范。在这里，这种追求说明的倾向已经突出表现出来了。修昔底德(7)的时代所具有的雅典文化，第一次为这种倾向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通过进行精确的观察，历史学家便把各种行动都回溯到它们的心理动机上去了；各个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过程和结果，都被历史学家根据它们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来说明；各种政治体制所产生的影响也都得到了研究。作为一个诸如修昔底德这样的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是通过对过去所包含的那些动态的互动过程进行冷静的研究，来对这种过去进行阐明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也是可以具体表明未来的。当前面出现的某种互动过程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领悟的时候，当一个事件最初的各个阶段都与这种互动过程相似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根据某种类比性的论断，来预期某种相似的结局。的确，对于政治思想来说，修昔底德在讲述历史对于未来来说具有的种种教训的时候所根据的这种论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正像就各种自然科学而言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就历史而言，某种通过互动模式而存在的规律性，也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根据知识来进行预见和干预。那些与智者派(8)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把各种政治体制当做政治力量来加以研究了；正因为如此，所以，波利比乌斯(9)才使我们看到了某种历史学研究——就这种历史学研究而言，把各种具有系统性的精神科学研究，从方法论角度运用于说明历史脉络的做法，使历史学家有可能把诸如政治体制、军事组织，以及财政体系这样一些长期不变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引进到这种与说明有关的研究程序之中。波利比乌斯所研究的主题，是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对于欧洲的精神来说，这种互动构成了从罗马和迦太基(10)之间斗争的一开始、直到迦太基和科林斯(11)被破坏为止的历史世界。波利比乌斯承担了从研究存在于这些国家之中的各种长期不变的力量出发，把各种个别的政治事件都推导出来的任务。而这样一来，他的观点也就变成了普遍历史所具有的观点，因为在他自己的内心之中，他把希腊的理论文化、把对于他自己的国家发生的狡诈的政治活动和战争活动的研究，以及把只有通过与这个新的普遍国家的那些最重要的政治家交往才有可能得到的、有关罗马的某种知识，都结合在一起了。在从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12)的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文化力量都开始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认识的无限深化过程，和同时存在的历史视界的无限扩展过程；但是，就这两位伟大的意大利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而言，他们当然是与波利比乌斯有着紧密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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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18世纪，历史学研究才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相继引进了两个重大的原则；被历史学家当做研究主题而从宏大的历史之流中提升出来的、具体的互动模式，被分解成了诸如法律的脉络、宗教的脉络、诗歌的脉络这样一些个别的脉络，而这些脉络则都是包含在一个时代的统一体之中的。这种做法的预设前提是，历史学家的目光要超越政治史，看到文化史，他要通过系统的精神科学研究来理解每一个文化领域所具有的功能，而且，某种有关这些文化系统的合作过程的理解已经出现并且得到了发展。这种新的历史学研究是从伏尔泰(13)的时代开始出现的。从温克尔曼(14)开始，默泽尔(15)和赫尔德(16)都为了补充第二种原理，即补充关于发展的原理，而不断奋斗。这种原理断言，历史的互动过程包含着一个新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这种互动过程根据其内在本性而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之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只有以以前存在的某个变化为基础，才有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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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各不相同的阶段所标示的是一些成分——一旦被历史学家所把握，这些成分就会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历史学研究之中。在这里，令人快乐的叙事艺术、入木三分的说明、在这种说明之中对于具有系统性的知识的运用、把这种互动系统分解成为个别的互动系统，以及有关发展的原理，都被历史学家结合起来了，而且，它们都是互相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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