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5760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五节 南北方疾病的机制
1707585761
1707585762
南方的疟疾[1]
1707585763
1707585764
在北来的汉人看来，整个岭南都是疾疫遍布，借用刘恂的话，“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瘴”（《岭表录异》）。我们今天当然知道，瘴气就是由一种特殊的蚊子——按蚊传播给人类的疟疾。由于寄生虫、蚊子和人类宿主之间的这种联系，疟疾有赖于一系列特定的环境条件，因而无法超越这些条件范围进行传播。因此，不像鼠疫、天花或霍乱那样，无论人们生活在哪里都能迅速而广泛地在人群中传播，疟疾是限定在某种特殊环境之中的。
1707585765
1707585766
岭南原生的热带森林是各种寄生虫的温床。但是，引起疟疾的寄生虫——几种属于疟原虫属的单细胞原生动物——则是迁移到这里的，而并非一开始就在那里等待人类宿主送上门来。可以肯定的是，在猴子、猿、鼠、鸟类和爬行动物身上都发现有疟疾，这些动物很多都生活在岭南的热带丛林中，但这些形式的存在是不会传染给人类的。人类感染的疟疾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不仅随着人类不断进化，甚至还影响了自然的选择过程。这种疾病很可能来源于热带的非洲，随着新石器革命而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方。[2]疟疾到底是由最初的定居者带到这里的，还是经由后来移民而传播的，还不得而知，但无论疟疾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到南方人群中的，早在第一批汉人移居此处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于土著的泰语族群当中了。
1707585767
1707585768
按蚊能够携带三种对人体有害的疟原虫，每种都各自能引起一种疟疾。其中有两种会引起间歇性的发热，即使是在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危害也并不大，但恶性疟原虫却能够引起“最危险的疟疾”[3]。根据疟原虫的种类不同和裂殖方式与阶段的差异，疟疾感染者会出现各种临床表现（包括突发的或非突发的高热、出汗、打寒战、呕吐、腹泻、贫血以及脾硬化）。12世纪晚期，周去非已通过发热级别来区分这三种疟疾，“轻者寒热往来”，而“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沉沉，无昼无夜”[4]。周去非用发热周期的长短来对病症严重程度排序可能并不正确，但他确实清晰地确认了三种发热，并与疟疾的科学认识是一致的。其中哪种在华南地区占据主导，我们只能凭借猜测，不过基于一般流行病学对寄生虫种类的理解，以及这一地区的疟疾总是对新来者是致命的这一事实来看，最常见的很可能是恶性疟原虫。
1707585769
1707585770
随着春夏雨季的来临，温度也进入了最适宜蚊子繁殖的范围。在地表聚集的水洼里，尤其是河湖系统每年泛滥留下的沼泽中，空气湿度相对很高，无论是寄生虫还是按蚊都会在此大量滋生。由于这些寄生虫在人类和蚊子身上都有存在，因此这样的环境给两者之间的联系搭建了桥梁，为疟疾的传播提供了场所。人类作为寄生虫的宿主，也为疟疾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没有人类，就没有疟疾。
1707585771
1707585772
移民来此的汉人自然既不知道疟疾的起因，也不懂得它与按蚊的环境联系，但他们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来辨别哪里会有这种疾病而哪里没有，这足以指导他们选择定居在何处以及避开哪些地方。或许，他们也得到了葛洪著作中记载的当地治疗疟疾的方法。他们大多是通过梅岭古道或灵渠进入岭南，而后定居于广东及广西的北部，这部分或许是因为这些地区是他们越过南岭后率先到达的，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没有疟疾的肆虐。一旦定居下来，汉人即倾向于长久留居此处了，而他们做此决定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都有疟疾。根据祖籍在南岭南雄地区的汉人族谱记载，宋朝时，即使是在面临广东北部人口压力持续增加的状况下，对疟疾的恐惧也仍然令他们不敢迁往岭南的其他地方。
1707585773
1707585774
汉人定居的方式也间接证明了，疟疾大多存在于南方主要河流的下游冲积平原，而非上游地区。离开了人类宿主为其提供的“感染储藏库”[5]，疟疾就无法存在，因此没有人类定居的地方是不会有疟疾的。而如前文所述，泰语族群在其生活的沿海和河谷地区，充当了感染储藏库的角色，并让疟疾成为一种地方性疾病：未受感染的按蚊从受感染的人体身上携带走了那些寄生虫，然后传播给另一个从未受感染或最近未受感染的人体。而有趣的是，疟疾肆虐地区的人群也形成了对这种疾病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1707585775
1707585776
南方的泰语族群，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下游河谷地带的人们，可能早就知晓了青蒿的药用价值，并在汉人还没到达这里之前就已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对疟疾的免疫能力。但是对于那些尚未具有免疫力的人——比如那些北来的汉人——这种疾病就有可能是致命的。除了疟疾，其他热带疾病也毫无疑问在蹂躏着新来的移民，并对随后来到的人们发出了警告。事实上，避开冲积平原而生活在山区的瑶人，很可能主要就是由于对这些热带疾病的恐惧才选择在此生活，而并非喜欢在山区居住。如果疟疾是汉人（和瑶人）最初不在南方河谷地带生活的一个原因，那么要定居在这里，汉人要么必须获得像泰语族群那样的免疫能力，要么就得改变这里的生态环境，使之不再适合按蚊繁殖。明代王临亨的一篇记述很好地提供了一份人们逐渐获得免疫能力的直接证据，“岭南瘴疠，唐宋以来皆为迁人所居。至宋之季，贤士大夫投窜兹土者更未易指数”[6]。
1707585777
1707585778
北方的传染病和流行病
1707585779
1707585780
疟疾是一种局限于特殊环境且需要载体（蚊子）的疾病，它可能是致命的，但并不直接由人传染给人，而是要通过受感染蚊子的叮咬。霍乱的传播与此类似，传染霍乱的弧菌存在于受污染的水、人类排泄物或者食物当中，人们通过接触这类物品而受感染。在中国历史上，与现代霍乱特征十分相似的疾病曾经周期性地蹂躏着大量人口。[7]肺结核也有可能在汉代就已出现，并在19、20世纪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8]在古代中国可以达到流行病规模的，有肺结核、霍乱，特别是天花，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微小的传染媒介在人群中直接传播——都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此外，这类疾病还都是沿着将中华帝国连接起来的主动脉——运河和航道而传播的，如果没有这些，疾病只会存在于当地而不会蔓延成为流行病。
1707585781
1707585782
因为这些疾病的传播需要接触人群，通常在城市里人群才能达到这样的密度，而城市之间则通过贸易路线相互连接，因此流行病的存在也需要某种特殊而又并非自然形成的环境。这样的条件在唐朝得到了满足，当时暴发了至少两轮高度传染且致命的流行病，一次在630年代，另一次是在两个世纪之后的830年代。然而，由于史料中将关于此类疾病的暴发都笼统地称为“疫”或“大疫”，历史学者无法确切知晓每次究竟都是哪种疾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解释道：“到唐代，中国人认识天花至少已经三个世纪了。它第一次出现在317年前后，是草原上的蛮族横扫整个中国北方时将这种疾病带进来的。而伤寒、痢疾和霍乱也已广为人知。最后，对于鼠疫的首次描述……出现在由皇家组织编纂并于610年完成的一部著作（《诸病源候论》）中。因此，究竟是哪种疾病引起了（唐朝的）流行病暴发……是无法从中文史料中判断出来的。”[9]
1707585783
1707585784
第一轮的疫病暴发始于636年，就在唐都城长安附近。崔瑞德认为，由于当时鼠疫已在中东和君士坦丁堡肆虐，因此“中国于636年暴发的流行病很有可能是从伊朗和粟特沿陆路扩散到此的鼠疫”，这也就是古老的汉代丝绸之路，唐朝军队曾沿此路向西挺进。“无论这次疫病的源头在哪里，在中国境内的传播我们都可以按照贸易路线来按图索骥。”他最后总结道：“这是唐代唯一一次我们可以实际追踪进度的鼠疫事件。疫病几乎完全是通过运粮船只通行的水路或是主干驿道传播的。”[10]
1707585785
1707585786
与第一波大暴发不同，后来在8世纪发生的疫病似乎都是从东南沿海长江口以南直至广州的海港开始向外扩散的。例如在762年，太湖周边暴发了一次可怕的瘟疫，当时这里产出的稻米正供应着一个庞大而密集的人口，而随着大运河的竣工，整个地区已成为长江和大运河向南延伸线上“一个水路交通的枢纽”，从这里起航出海还能到达日本和朝鲜。而且，这里并未发生饥荒或其他食物短缺问题，但仍然“死者大半”，崔瑞德认为：“这看起来很有可能是从海外来的新型传染病，当地的汉人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免疫力。”[11]
1707585787
1707585788
832年开始并持续了将近十年的那次瘟疫“是一场全国范围的灾难”。很可能这是一次“以前所未有规模暴发的”鼠疫，疫情过后一连串的大洪水冲毁了大片庄稼，不仅引起了北方的饥荒，还第一次在南方造成了粮食短缺。尽管崔瑞德无法像636年那次一样给这次瘟疫画出清晰的暴发路线图，他还是很确定这次是通过水路迅速扩散，并在有水路联通的城市之间跳跃前进的。洪水、饥荒和瘟疫共同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也可能是造成这个地区日渐罔顾法纪的一个因素，而830—840年代间政府对长江沿途省份控制的丧失，更使得土匪、海盗和贩私盐成为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促成了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并最终在907年拖垮了唐王朝。[12]
1707585789
1707585790
除了造成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结果外，“疫病显然对人口变化趋势也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两次疫病暴发均伴随着相当高的死亡率，至少在当地是如此”。尽管崔瑞德意识到“这类损失很难量化”，但636年的瘟疫之后“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人口（统计数字）确实下降”了接近三分之一。832年的那次瘟疫之后并没有人口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传闻的描述，其结果的严重性还要大于前一次。崔瑞德总结认为，这些疫病必然会影响到人口规模，或许因而使得唐朝的人口限制在1 000万户以内，也即汉和隋时的水平。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下一个王朝宋朝（960—1279年）随即冲破了这一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促进了粮食产量显著的增加。
1707585791
1707585792
[1]这部分摘自Robert B.Marks，Tigers，Rice，Silk，andSilt：Environmentand EconomyinLateImperialSouthChina（Cambridge and 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71-76。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68-74页。
1707585793
1707585794
[2]关于疟疾的历史，可参见三种近期的文献：James L.A.Webb Jr.，Humanity’s Burden：AGlobalHistoryofMalari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Sonia Shah，TheFever：HowMalariaHasRuledHumankindfor 500，000 Years（New York，NY：Sarah Crichton Books，2010）；Randall M.Packard，The MakingofaTropicalDisease：AShortHistoryofMalaria（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Press，2007）。
1707585795
1707585796
[3]Brian Maegraith，AdamsandMaegraith：ClinicalTropicalDiseases（Oxford，UK：Blackwell Scientific，1989），201.
1707585797
1707585798
[4]转引自Marks，Tigers，72。译者注：周去非《岭外代答》。
1707585799
1707585800
[5]Maegraith，ClinicalTropicalDiseases，201.
1707585801
1707585802
[6]转引自Marks，Tigers，75。中译本见马立博：《虎、米、丝、泥》，第73页。
1707585803
1707585804
[7]关于中国古代霍乱的简短描述，参见Kerrie L.MacPherson，“Cholera in China，1820-1930，”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492-499。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47-796页。
1707585805
1707585806
[8]Zhang Yixia and Mark Elvin，“Environment and Tuberculosis in Modern China，”in SedimentsofTime，eds.Elvin and Liu，521-523.中译本见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第797-828页。
1707585807
1707585808
[9]Denis Twitchett，“Population and Pestilence in T’ang China，”in StudiaSino Mongolia：FestshriftfürHerbetFranke，ed.Wolfgang Bauer（Weisbaden，DE：Steiner，1979），42.
[
上一页 ]
[ :1.7075857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