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85819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11]
1707585820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六节 新型农业技术与环境变迁
1707585821
1707585822
如本章之前所述，即使是在中国农产最为丰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汉人的定居和水稻种植一开始也只局限于地势较高的区域。直到9—12世纪新的水利技术发明之前，低洼地带始终是无法有效垦殖的区域，在这里务农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遍布的常绿阔叶林——如前所述，汉人清除森林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来自环境方面的主要障碍还是疟疾和洪水，每年季风性降水给长江造成的大洪水会在中游直至入海口长达1 000英里的范围内溢出河岸，进入平原、湖泊和沼泽地带。
1707585823
1707585824
因此，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洪水泛滥。当农民打算清除森林从事农耕时，每年在秧苗正在生长或者稻谷即将收割之际，夏季和秋季的洪水都会淹没整片农田。汉人想到的解决方法是圩田，即用土堤坝将一个区域完全包围起来，不让洪水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耕地的水平高度将会低于环绕周围的洪水或河水，使得人们在防洪的同时还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参见图4-4）。[1]
1707585825
1707585826
1707585827
1707585828
1707585829
图4-4 南方地区的特殊农田类型
1707585830
1707585831
资料来源：《王祯农书》（WangZhen’sAgriculturalTreatise）（n.p.，1911），6a，11a，10a，12a。
1707585832
1707585833
不过像圩田这样的工作已经超出了单个农户的能力，它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力。一些特别富有的地主能够完成这样的项目，最初有些是通过侵占已建成的水库而达成的，但是这样的举动侵犯到了那些依靠水库灌溉农田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于是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随着唐王朝在907年的覆灭，其后是一段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在这之后，一个新的强有力的王朝宋（960—1279年）开始了它的统治。
1707585834
1707585835
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宋帝国一直在不断改善和增强其军事实力，供养着多达100多万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常备军。要养活士兵，政府需要从农业上获得足够的税赋，因此对如何提高农业产量有着相当大的兴趣。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在长江三角洲的低洼地区建了很多巨大的圩田，在大量增加农田面积的同时也得到了更多的收成和税赋。据史料记载，从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这种方式开辟了数百万英亩的田地。[2]这一广大的地区因此而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密布的水网连接起一块块的稻田，既提供了灌溉水源，也成为交通的网络。
1707585836
1707585837
11世纪初，宋朝北边的游牧民族对手辽国还促使宋在北部边境开挖了一连串的塘泺来阻止契丹骑兵的战马跨越。为了给这些塘泺灌水，工匠们设法引入海水，改变河道，筑起堤坝。可以想见这些塘泺一旦建成，日后的维护将耗费巨大。因此，那些熟悉长江下游水稻种植技术的宋朝政治家们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让负责建设和维护这些塘泺的军民通过种植水稻来自给自足，但由于气候过于寒冷，这个屯田计划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些塘泺确实阻止了辽军来犯的脚步，也给巨蚊和黑蝇提供了滋生的温床。[3]这里的尝试虽告失败，但长江三角洲那边的圩田工程确实取得了成功。
1707585838
1707585839
圩田的建立，加上其他方面改进措施的配合，大大增加了粮食的总产量，提高了农田的生产效率，尤其是对水稻而言。通过选择育种，农民开始开发新型水稻品种以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包括土壤、养分甚至口味。[4]与其他植物一样，水稻在太阳辐射破坏其脱氧核糖核酸（DNA）后也会引发突变。当然，并非所有突变都对农民有利，但确有一些引起了农民的关注因而被择优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种适应性改变就是早熟品种的开发。这方面的飞跃是由11世纪早期的进口品种带来的，来自占城（今越南北部）的新型水稻品种成熟期仅需60天，远小于一般品种的150～180天。早熟耐旱稻种的加入，意味着在同一块农田里可以实现水稻或水稻与小麦轮作的一年两熟甚至三熟。
1707585840
1707585841
有了几十年或数个世纪的水稻种植经历之后，地势较高地区的农民发现，每年给稻田排干一次水会提高它的性能、肥力和生产效率，于是在这些地区，人们会在种植一季水稻之后再加种一季小麦或者蔬菜。而在那些经由建设圩田而新近开垦的低洼农田区，要排干田块里的水分再种植小麦或蔬菜，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将圩田细分成更容易管理的小地块，同时建立了跨村合作的灌溉管理机制，从而使这些甚至如沼泽般的田地也能达到一年一排干的水平。随着这些条件的具备，一年两熟和三熟耕作的范围也得以不断扩展，将越来越多的森林和沼泽变为了农田。[5]
1707585842
1707585843
早熟品种的另一个贡献是将水稻种植区域扩大到了水分充足的圩田以外。根据何炳棣的观点，“由于适合本土中晚熟稻种植的低地面积相当有限，而耐旱早熟品种的发展又带来了土地利用的重大革命，使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通过直接加倍扩大中国的稻作区面积和间接地改进栽培方式，早熟稻种对中国的粮食供应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长期作用是巨大的”[6]。中国在汉唐顶峰时期人口均超过了1 000万户，而在宋代则达到了2 000万户，或者说1亿～1.2亿人。
1707585844
1707585845
早熟稻带来的革新在整个中国南方缓慢扩散，“在占城稻传入后的两个世纪内，中国稻作区东半部的地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到了13世纪，长江下游和福建很多水源、气候或土壤条件并不适宜种植（中晚熟稻种）的丘陵地区都被改造成了梯田”。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早熟品种和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模式传遍了整个南方地区。[7]
1707585846
1707585847
长江下游农业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为规范进入农田的灌溉用水而设计完备的水闸，以及往灌溉渠中注水（或排水）的脚踏水泵和水车。所有这些被伊懋可称为“农业革命”的改进，使得长江下游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宋元时期，单是长江下游一个地区就贡献了全国税收的40%，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里粮食的高产。
1707585848
1707585849
杂草和鱼类
1707585850
1707585851
无论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只要当地环境受到了干扰，不管是自然的火灾、山体滑坡甚至小行星碰撞，还是人为除去天然植被并转变为园林或农场，某些特别善于在空旷裸露地表取得优势地位的植物就会迅速占据这些地方。对于人类来说，这些并不需要的植物就是“杂草”。“通常，它们是进化来填补裸露地面的小角色……而在新石器时代农民用镰刀或犁清除的广阔土地上，它们也有着很好的适应性。”[8]由于农业的目的就是要为耕种的作物供给最多的光照、水分和养分以得到转移的能量供人类消费，因此不需要的植物——杂草——必须要除掉。
1707585852
1707585853
无论在哪里，杂草都是农民的烦心事。和世界各地的农民一样，杂草也是人类与环境、与他们从众多本地植物中筛选出来并在田地里大量种植的农作物之间互动的结果。在中国北方，主要是哪些植物在充当着杂草的角色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北方的农民是出色的锄草者，他们开发了很多技术和工具（各种各样的锄头）来确保将不需要的植物清除出他们的农田。锄头的使用很可能从农业在北方地区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开始，到了汉朝时，农民已经为各种作物专门配备了各种锄头、铁锹和铲刀。此外，由于“气候干燥，几个世纪的施肥已经在土壤表面形成了一个薄薄的、不透水的盐壳，只有在每次下雨过后立即用锄头松土才能使植物获得这些水分”[9]。
1707585854
1707585855
而在水稻生长的南方，淹没土壤的灌溉方式可能是抑制杂草的方法之一，一位汉朝的史学家就称当时南方的农民是“火耕而水耨”[10]。尽管如此，在南方的稻田里还是有各种杂草和沼泽植物与水稻植株竞争，白馥兰认为亚洲稻田里最具侵略性的杂草是“稗”。农民们学会戴上保护趾（指）头的除草爪用脚趾或手来将杂草和其他一些植物推倒在稻田的淤泥里作为绿肥，此外，田块还需要两到三次的抽水排干，不仅是为了除草，还有给土壤通气和促进根系发育的目的。[11]除草可以让稻田的产量增加45%，这也从反面证实了：杂草是特别善于从农作物那里最大限度地抢夺光照、水分和养分的。[12]
1707585856
1707585857
除草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因此在北方，整个村庄的人们会通力合作；而在南方，农民们则引入鱼类来做他们的帮手。虽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了几个诱人的引述，但并没有明确的记录表明这些做法到底是何时开始的。到了唐宋时期，稻田规模极大扩展，人们也已经了解了稻田养鱼并把这种做法推广了开来，唐朝的一位作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南方：“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鱼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13]
1707585858
1707585859
用作稻田养鱼的鱼类主要有鲤、鲫、草鱼或鲢鱼，这些鱼类不仅能吃掉杂草，它们的粪便中还含有作物生长必需的氮和钾。此外，鱼还会吃掉昆虫和它们的幼虫，这其中就包括了传播疟疾的按蚊。[14]稻田养鱼应用的广泛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同样，对农民是否了解这些鱼减缓了疟疾的肆虐我们也无从知晓。最有可能的是，他们知道鱼能吃掉杂草，能丰富他们的餐桌，还能卖掉获得收入。
1707585860
1707585861
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发现，在大部分的人类历史上，那些食物的直接生产者（村民、农夫、农民）的能量是同时被微寄生（细菌、病毒、侵害人体的原虫）和巨寄生（收租的地主、收税的国家）所削弱的。微寄生引发疾病，提高了死亡率，而巨寄生同样也会缩短他们的寿命。[15]而在这些农业寄生虫中，我们还可以再加上那些夺取农作物营养，影响它们生长、直立或收成的杂草和害虫。就像人体击退致病源一样，农民（尽己所能）抵制社会和政治精英们施加于他们的苛捐杂税，同时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与农业寄生虫做斗争。
1707585862
1707585863
技术的传播
1707585864
1707585865
新的水稻种植技术也从长江下游扩散到了南方其他地区。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官员在被派往各地时也给那些不发达的地区带去了新的技术知识。中国于9世纪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为传播这些最好的农业实践技术做出了贡献。有两本农书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官修的《农桑辑要》，二是私人编纂的《王祯农书》[16]，此外还有更早的《齐民要术》，记述了在黄土高原上农耕的最佳方法，也在这一时期刻印出版。[17]
1707585866
1707585867
新农业技术的发明及其通过新印刷技术的传播，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技术就会立即在整个中国南部得以应用。因为即使晚至宋代，有效使用这些技术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和大量劳动力在南方的很多地区仍不具备。南方的很多地区仍然是亚热带的边远地带，以至于宋朝的帝王们都将批评者流放此地，希望他们死于这里的热带疾病——或者至少不再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过在南方人口缓慢的自然增长之外，还叠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首先是1127年北方被女真人占领，最后是1279年整个中国全境被蒙古人征服，这两次征服使得更多的汉人逃向了南方。宋于1127年丢失了都城开封，先是转移到南京，后来更进一步南下并定都杭州。不过在转换到中国历史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过程这个部分之前，我们必须先来探讨一下中国社会与经济所发生的巨大改变，因为这些改变也在影响着环境。
1707585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