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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一节 中国人的消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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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为了给不断扩大的人口和经济提供货币，中国在1500年至1800年间吸收了全世界所生产白银总量的1/2到2/3。这既包括国内采矿者在西南边疆地区对白银、铜和其他贵金属的开采，也包括（欧洲人为了掠夺白银并与东方进行交易而）对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银矿的大规模开采，两者都导致了当地经济与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可以生产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最华丽的丝绸和最结实的棉布（也包括印度），全世界的贸易商和冒险家都知道最可靠的致富途径就是在对亚洲贸易中获取一席之地，于是纷纷涌向中国和印度口岸，那里的商店和仓库里堆满了茶叶、丝绸、香料、瓷器和其他西方人渴求的商品。1498年，欧洲贸易商进入印度洋，随后又通过马六甲海峡抵达中国海域。在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商人依靠日本、中国和南海港口间的转口贸易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于是越来越多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商人也在18世纪和19世纪加入其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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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人到达中国海域之前和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的体制与状况，有着大量的研究文献[2]，其中一些我们在本章后面还会谈到，不过现在我们还是先简短地专门考察一下中国与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对于国界以外地区日益扩大的生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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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群岛与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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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欧美商人从中国购买的商品——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茶叶——要远远多于中国人愿意从他们那里购买的商品，所以这些商人需要不断地寻找那些有助于平衡贸易赤字的解决办法。部分答案来自太平洋群岛的特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檀香树，一种广泛存在于太平洋群岛、树高可达20英尺的芳香乔木。岛上的土著居民几乎没有利用过这种植物，只会将其砍伐燃烧从而清理出土地用于耕种。而在中国，却有着对檀香的巨大市场需求，将其广泛用于装饰、制作可以驱虫的箱子、家具、盒子以及烧香（特别是葬礼上）、香料和制药等。直到19世纪初，中国绝大部分的檀香需求都是由印度来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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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洲商人很快就发现了太平洋群岛的檀香，并将其用于满足中国需求。“发现了檀香（在广州）价值的商人们首先来到斐济（1804—1816年）；然后到马克萨斯岛（1815—1820年）；接下来，再转向夏威夷（1811—1831年），在那里，王室垄断特权的威力加快了掠夺的步伐；最后，他们到达美拉尼西亚特别是新赫布里底群岛（1841—1865年）。在夏威夷，国王和部落酋长们派遣了数千平民砍伐檀香树，他们烧掉干枯的森林，以便能顺着香味找到这种珍贵的木材（只有心材才具有高价值，因此树干被烧焦也没有关系）。在夏威夷檀香贸易的鼎盛时期，每年会有一二百万公斤的心材被运往中国……各地的檀香树迅速而大面积地消失，而且在绝大部分地区都几乎绝迹。150年前的商业机会，对太平洋群岛的植被构成造成了持久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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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的出现对太平洋群岛造成了广泛的环境破坏，不过他们实际也是在为中国的市场服务。“除捕鲸外，整个19世纪对太平洋地区檀香、海豹皮、海参，有时甚至是木材的掠夺，主要都是为了供应中国市场。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商人们组织了这些用西方工业品获取太平洋群岛特产，再用这些特产交易中国丝绸和茶叶的转口交易。从1790年代到1850年的这种环球‘三角贸易’将太平洋群岛与欧洲、北美洲和中国的经济和生态系统联系到了一起，而对其中最小和整合程度最低的地区却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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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与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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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于优质动物毛皮也有着很大的需求，特别是西伯利亚的貂熊和美国西海岸的海獭。北京位于寒冷的华北平原北端，皮草既可以给人们带来温暖和舒适，也可以彰显身份，因而很受重视。满族贵族和汉族高官所需要的动物毛皮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第五章中所谈到东北地区的“帝国猎食”来供应的。这些毛皮很多都来自东北满族故土的最北部地区，但到1700年前后，或者是因为需求逐渐超过了供给，或者是因为这些动物资源已经基本耗尽了（毛皮的供应逐渐呈现不足），一个新的毛皮来源适时地出现在中国人的面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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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后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向东穿过西伯利亚，不断扩张领土，迫使他们所遇到并征服的当地人向其进贡，大约相当于每个成年男性一张貂皮。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指出，这些毛皮贡赋为早期近代的俄国提供了资金上的助益，因为当时的俄国几乎没有其他产品可以出口欧洲以换取金币和金条。于是，这种需求促使俄罗斯的探险者不断地向东推进并穿越西伯利亚，直到17世纪后期遇到了同样也在向北推进到黑龙江流域西伯利亚地区的清朝。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后，中俄两国之间的贸易得以开展，“中国市场愿意为西伯利亚的各种毛皮支付高昂的价格，紫貂和狐狸皮都可以卖上好价钱，而貂熊的价格还要更高。作为回报，（俄国）商人可以带回瓷器、丝绸、金、银、茶叶、宝石、半宝石和象牙”[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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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大比例的俄国毛皮出口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对西伯利亚毛皮的巨大需求——理查兹称之为“无法满足”——的确对西伯利亚的生态产生了影响。实际上，这一地区的人口很少，随着对毛皮动物的大量宰杀，到1690年代，紫貂已经从西伯利亚的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当地稀疏的人口即使逃过了天花造成的大批死亡，也因这些贡赋而变得一贫如洗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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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生态方面的影响甚至波及了太平洋彼岸的美国西北部。对于那些刚抵达哥伦比亚河不久的美国和英国商人而言，位于现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土地上广袤的自然财富正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而他们则立即将这些资源与“中国市场”联系了起来，在1820年代用数艘船只满载着美国西北部的海狸毛皮，直接驶向了中国的广州港。然而，这些商人在位于亚热带的华南地区并没有找到他们所期望的毛皮市场，到1828年，海狸毛皮交易宣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由美国船只在包括夏威夷在内的太平洋群岛间进行美国西北部出产的毛皮、木材和鱼类贸易，最后再把沿途获取的商品包括前述的檀香运到广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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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獭的毛皮却获得了中国市场的青睐。海獭的栖息地位于从阿拉斯加直到加利福尼亚州长达4 000英里的美国西海岸，黑色光滑的海獭皮在18世纪末的广州市场上价值高达40个西班牙银元，但三十年后，它只能卖到2个银元。原因并不是中国需求的萎缩，而是供给的爆炸性增长。“宰杀海獭……需要非常专业的技巧和本地的猎人”，特别是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和科迪亚克人。通过一场（美国和俄国商人）肮脏的交易，俄国的掮客们以这些土著中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强迫他们的男子为北美洲西海岸一带的英美商人工作，“整个海岸迅速变成了一个大屠宰场……这一地区的海獭种群很快就面临灭绝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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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中国消费需求对遥远美国西海岸产生的生态影响外，主要由美国和英国船只建立的太平洋贸易正在不断扩张，并将欧亚大陆和北美大陆之间巨大的太平洋地区，逐渐编织成了一个以檀香山和广州为主要枢纽的大型贸易网络。戴维·伊格勒（David Igler）指出，在这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来自欧亚大陆的一些疾病如天花和流感，也被传入了太平洋群岛并经常造成灾难性的结果，因为当地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10]结果，太平洋上的这些船只开始将整个区域都联结进了一个特殊的生态系统，人类的疾病、技术、思想和货物在其中都能够更容易地进行远距离交换。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19世纪末涉及鸦片生产的贸易网络也把中国西南地区的瘟疫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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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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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商人之所以急于在新殖民地上搜寻中国市场可能需要的商品，是因为他们从中国人那里买入了大量的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而用他们本国的产品无法支付这一贸易逆差。中国的需求及其漫长的供应线对欧洲和美国人而言是一种激励，促使他们不再像狩猎采集那样从大自然摄取资源以供自己的生存，而是将这些自然资源转化成商品，卖到中国市场。然而，尽管西伯利亚、太平洋群岛和美国西北部已经为此而遭到了生态破坏，这些产品也还是不够。最终，中国最需要的还是白银，欧洲和美国的飞剪船将越来越多的白银运到中国南方的广州港，码放整齐并经过鉴定之后，在这里每年举行的交易会上换取中国的茶叶和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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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欧洲各国正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对于邻国和战争的担忧使得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思想：一个国家应该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并不断积累贸易盈余所产生的黄金和白银，以备战争之需。因此，大量白银被运往中国购买茶叶的情况引起了各国的战略关注。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开始从事一种特殊商品的买卖，这种商品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大规模生产，并用间接的、原本是非法的手段来交易广州港里存储的中国商品，这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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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麦克尼尔曾指出这种环境上的讽刺：“到1850年时，要享受中国的茶叶，已经不再需要追捕所剩无几的海豹或砍伐檀香树了，鸦片提供了打开对华贸易大门的钥匙。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孟加拉的大片土地用于鸦片种植，中国的贸易圈也发生了转移，太平洋转口贸易逐渐失去了重要性……经过几十年的狩猎或采伐，海豹、檀香树和海参日渐稀少，对华贸易已经开发掉了这些资源的精华部分。”[11]土耳其的鸦片为美国的飞剪船省下了残存的海狸，美国东部地区出产的动物毛皮相对于国内和欧洲市场突然变得供过于求了，因为欧洲的上流人士更喜欢戴毡帽而不是松鼠皮帽子。正如麦克尼尔所提示的，孟加拉地区从种植其他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向种植罂粟（鸦片是其提取物）的转变，毫无疑问会给当地带来生态方面的影响，不过这个故事并不是本书所关注的内容，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鸦片贸易与19世纪后期世界腺鼠疫大暴发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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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世界性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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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鸦片贸易催生的商业路线同时也造成了两种疾病在世界范围的流行。一种是从印度被带到中国并在1820—1821年造成了一次全国性疫情的霍乱，同样的霍乱弧菌，在1930年之前，已经在中国发生了六次大流行。[12]另一种是腺鼠疫，在1894年造成了一场从中国西南地区直至全世界的大暴发。这些流行病菌乘坐着蒸汽轮船，被传播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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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云南的一些地区汇集了黄胸鼠、一种寄生于黄胸鼠的鼠蚤（印鼠客蚤）、鼠疫杆菌和人类等腺鼠疫疫源地的条件。随着云南被纳入帝国和贸易路线对省内市场的日益整合，鼠疫疫情也逐渐在云南省内传播开来。但如果不是因为鸦片贸易，鼠疫疫情很可能会一直停留在云南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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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瘾性的作用下，广州港周边和城内有数十万中国人都在吸食大量由英国和美国船只走私来的鸦片。由于贩运的长距离和风险，鸦片的价格当然非常昂贵。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学家确信正是鸦片消费，逆转了几个世纪以来直到1833年中国人手中积累的白银流向。在此之后的短短几年中，中国国库就面临白银短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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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作为一种药材，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包括云南省一直都有种植。在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开始有商人在云南大规模种植罂粟[13]，提炼鸦片，然后通过陆路和水路经广西运往中国鸦片贸易的中心——广东。沿着这一连接云南与广东沿海的新贸易路线，鼠疫也在1860年代、1870年代和1880年代先后暴发，最终导致了1894年在香港、广东的大流行和数十万人死亡，鼠疫还进而沿着轮船航线一直传播到印度、越南、美国的旧金山和英国的格拉斯哥，成为世界历史上继6世纪查士丁尼瘟疫和14世纪更著名的黑死病以来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4]，曾经是中国局部地区的环境与生态关系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病毒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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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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