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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生态退化与环境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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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所提到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森林砍伐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并非完全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第四章所谈到的,中国的官员很了解摆在他们面前的日趋严重的水文问题,以及大量砍伐主要水系上游山区森林的后果。[1]到19世纪初,至少有一位官员(邓启南)已经记录下了物种灭绝的现实和他的思考[2],在位于广东最南端雷州府的1811年地方志中,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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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因地而生,亦随时而异。执古书以求今物,常者之存十有八九,异者之存十无一二。非地之不宜,时之不同也。考《北户录》谓雷产黑象,《尔雅注》谓徐闻有犦牛,《交州记》谓徐闻有大蜈蚣……及《通志》所载雷州之野多鹿,又产香狸,脐可代麝……皆今日之所无者也。无者不记之,是以前人之说为诬不可无者,而犹记之,是殊时相沿、异世相袭……昔时有之,今时无之者,附记于此,俟博物者考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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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的一种失落感,而这正是物种灭绝和生态退化的反映。在汉人通过依赖于太阳(能)的农业资源来获取越来越多能量的同时,其他生命形式包括土著族群、森林、老虎、大象等等,所能获得的能量却在逐渐下降,有时甚至降低到了难以维持这些物种生存的程度。大约在19世纪初,华南森林里的老虎已经趋于消失,只在一些偏远的森林角落还有少量存活到了20世纪。[4]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北,虽然满族统治者仍将活的东北虎用于军事训练,但旗人在1822年以后已经无法再捕获到熊和豹子运往北京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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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森林开垦农田和中国生态系统的单一农业化不仅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到19世纪时,还造成了广泛的环境退化。环境退化与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意味着环境状况的下降已经非常严重,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命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基本耗尽而且很少有机会再得到恢复。此后的环境会进入一种低能量水平的状态,越来越无力支持能产生生命的复杂生态系统,从而导致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的物种陷入危机,甚至在该地区局部灭绝。因为人类也嵌入在生态系统当中,随着各项制度的环境基础被不断削弱,人类也会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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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布莱基(Piers Blaikie)和布鲁克菲尔德(Harold Brookfield)所指出的,土地退化并不是一种客观现象或自然结果,事实上,退化的原因与当地人类社会对于土地的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是人类行为对自然进程的有害干扰导致了土地的退化。就中国而言,砍伐森林以开垦更有价值的农田,并不必然会导致土地的退化。但是,下一节所要探讨的山区水土流失和耕地生产力下降,确实会造成土地的退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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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基和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同样容易退化,有些土地比较容易得到恢复和修复,而另一些则无法挽回。他们使用了“敏感性”和“弹性”这两个概念来表示不同土地在易退化程度上的这种区别。例如,那些对人类干预敏感性较低和从所遭受影响中恢复弹性较强的土地,更适合通过人类的管理而进行修复,沼泽湿地或许就是如此;而另一方面,那些对人类行为高度敏感和恢复弹性较低的土地,则很容易迅速地退化而且非常难以恢复,如干旱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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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考察中国各地的森林砍伐情况和由此引致的河谷洪水,以及中国土地恶化和退化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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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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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上半期,甚至早至1850年时,中国北方的森林砍伐就已经导致渭河流域及其以北和以东的黄土高原出现了明显的环境退化的迹象(参见图6-1)。[7]不过,在相对人迹罕至的秦岭山脉,直到1930年代都还保持着森林覆盖,而此时的渭河流域已经“树木稀少”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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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中华帝国晚期的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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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eedham,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vol.4,part 3,244(中译本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分册,第283页)。获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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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面的山西省,一项20世纪早期的研究发现:“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山西)因森林砍伐而造成的破坏更加严重,太原府周边所有那些曾经树木繁茂的山峰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骨架。走进该省,除了寺院周边,人们在山上山下都看不到树木……森林植被一旦消失,雨水就会把山坡的泥土冲刷下来,进而堵塞溪流和河道。通过那些将要汇入汾水的小溪或小河,这些沉积物还会继续堆成巨大的冲积锥……锥体表面所覆盖着的数十英亩有时甚至可达数平方英里的淤泥和沙石,过去曾经都是肥沃的土地,然而此后再也无法得到恢复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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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的照片向我们展示了淤泥沉积的惊人结果:“大桥建成以来,从被毁林的山区冲刷到这里河床中的泥土已经淤积了20英尺高,小溪也不再汇入山林间流淌的清泉,而变成一缕细流……”[10]淤泥很可能来自黄土高原,这一地区自汉代以来就一直遭受着水土流失,但到19世纪和20世纪时,情况变得日趋严重(参见图6-3)。1870年代,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曾提到:“从汉口到北京,所有的山峰和丘陵都极度缺乏森林和灌木,呈现出一派非常荒凉的景象……如果不是黄土(的结构使其储存了大量水分),华北地区可能早已变成了沙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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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山西的淤泥,约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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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Norman Shaw,ChineseForestTreesandTimberSupply(London:T.Fisher Unwin,1914),第126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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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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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ohn Lossing Buck,LandUtilizationinChina(Shanghai:The Commercial Press,1937),第186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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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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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戴维·艾伦·佩兹(David A.Pietz)的研究,在1194年黄河改道南流(参见第四章)之前,淮河流域的经济曾经非常繁荣和发达。其庞大的灌溉水系和运河使得当地的人们从汉代开始就种植水稻,不仅“鱼蚌富饶,盛产稻米”,还拥有密集的市场体系。[12]1194年黄河改道从山东半岛以南夺淮入海,黄河、淮河和长江水系由此交织在了一起,严重影响了淮河流域。由于淮河河口经常被大运河和黄河携带的泥沙所堵塞,导致“泛滥的洪水进入农业平原地区,当地农民别无他法,只有依赖自然蒸发和土壤渗透,结果造成严重的土地盐碱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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