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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三节 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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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态学家常常把水稻田和下面将要讨论的桑基鱼塘系统看作农业可持续生态系统的典范。诚然，中国一些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如第四章所述，稻田本身也已经成为一种生态系统。但这些观察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看似可持续的系统，需要投入大量系统以外的资源来进行维护。如果这些系统以外的资源，特别是人类需要的食物，无法得到持续的供应，系统就会出现退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科学研究表明，到1950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缺乏一些关键的营养物质，特别是氮。[1]下面就让我们近距离考察一下桑基鱼塘系统，进而揭示出其中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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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基鱼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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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国家形态形成之前的农业早期阶段（可能是公元前三四千年时），中国的丝织业就已经出现了。埃德蒙·罗素讲述过蚕、桑树和人类在中国长期“共同进化”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很多种蛾类都可以吐丝结茧，从而被人们抽取和用于纺织，但中国的先民们还是选择了以特定种类桑树的叶子为食的中国野桑蚕（bombyx mandarina）。从事狩猎采集的人们偶然发现桑树的果实非常美味（很甜），可能还含有抗氧化剂，于是他们开始偏爱这些种类的桑树，不仅为了它们的果实，更是因为蚕也爱吃这些桑树的叶子。被人类驯化的白桑树吸引来了野桑蚕，于是人类又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如何“驯养”这些野桑蚕，学习如何在家庭农场种植桑树和用桑叶喂蚕，进一步带来了中国的手工丝织业，这也是人类对蚕和桑树的适应过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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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三角的水稻种植区，当地人首先在沙田上发展了他们的蚕桑业，后来又形成了一种鱼塘与果树的特殊组合，这引起了20世纪科学家的重视并被看作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例证。[3]自宋代以来，人们就开始在珠江三角洲上游的沼泽地带开挖鱼塘[4]，挖出的泥土被堆砌在鱼塘四周作为塘基，可以防止水患，较高水位的地下水可以引入塘中，池塘里养着各种从当地网来的鲤鱼苗。[5]在1400年前后，农民开始在堤岸上种植以果树为主的树木，逐渐形成了“果基鱼塘”的组合。鱼苗主要以掉落和扔进水塘的有机物为食，而鱼塘产生的淤泥则可以用来给果树和稻田施肥，也可以增筑塘基以加固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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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基鱼塘”为市场需求正在不断扩大的蚕桑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16世纪后半叶，随着国际市场对广东蚕丝的需求日益扩大，农民用桑树替代了果树，由此产生了“桑基鱼塘”系统，同时也将更多的稻田改成了“桑基鱼塘”系统。到1581年时，一些县18%的可耕地都变成了鱼塘，再加上种植桑树的塘基，共计约占可耕地总面积的30%。[6]这种组合系统持续到了1990年代，直到附近工厂造成的空气污染杀死了这些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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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或果）基鱼塘”系统常常被当作前近代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在所有可持续的生态系统中，无论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生命所必需的矿物质和能量都是可循环的，系统的流失非常小，以至于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阳光、岩石侵蚀或固氮细菌来替代。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样，农民把蚕粪、落叶和其他有机质投入鱼塘喂鱼，每年捕鱼后再挖出鱼粪和其他被分解的有机质作为桑树和稻田的肥料。用现代生态学家的话来说，“通过果园、农田和鱼塘的分解和矿化，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营养物质的循环，养分只有通过蒸发作用和售卖动植物产品才会从系统中流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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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关于桑基鱼塘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却忽略了这个能量循环中生态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人及其能量和营养需要主要都来自食物的摄入。养鱼和养蚕的农民必须吃饭，而他们的主要食物是米，在近四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珠江三角洲丝织地区的稻米消费基本可以由本地生产或者比较容易地通过市场由周边区域满足。但到16世纪末期，高效的市场体系开始把稻米的产地转移到了数百里以外。因此，桑基鱼塘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而是需要输入食物来维持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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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初的大部分稻米还是来自附近的产区，可能是一些还没有转变为鱼塘的稻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18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稻田被改造成了桑田，这些农民就要通过市场从越来越远的地方购进稻米。向系统外部输出有机物往往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这就需要额外的投入来保持其可持续性。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产品从一个地区向其他地区的输出意味着市场运行和经济发展，而在农业经济中，所有的产品都是有机物。商业化的发展成为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向系统之外输出的营养必须通过一定形式的输入来弥补，否则它就不是可持续的。水稻田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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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时，中国的农业生态系统很可能已经达到了为人类摄取能量和营养物质的极限，这也就构成了它对人口规模的限制。而中国人口从1800年前后的约4亿持续增长到1953年的5.83亿，如第四章所述，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生产日益向边缘地区扩展的结果。这一过程贯穿20世纪，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和岭南等核心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要低于全国人口的总增速[8]，而山区和丘陵地带的耕作则导致了这些边缘区环境的退化，并给下游核心区带来了泥沙淤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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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约束、环境管理与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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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紧张，各种社会冲突也开始显现出来，包括对水资源控制权的争夺，导致洪水的生态原因在当地各种利益群体间产生的矛盾，以及地方实力派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等。大量的人口从那些人烟稠密、耕作密集的地区迁移到西南、东北和内陆山区等边缘地区，这或许有助于缓解迁出地的紧张状况，但这些迁移又引起了汉民与所遭遇的土著族群之间的冲突。而且，随着内陆山区人口的增加，他们与低地地区人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在不断激化。在帝国的核心区，人们正在为日趋减少的土地、水或森林等资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导致了南方和东南地区宗族之间的世仇、地方组织之间的法律纠纷和其他斗争，以及村落间的相互猜忌和为增加内聚力而建立的宗教仪式。到18世纪后半期，人口的增加、高效的市场和国家的利益，促使中国更加集约地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并因使用这些资源而发生社会冲突，同时也日益接近帝国的极限。在本章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甚至连海洋渔业资源也正在日趋枯竭并引起了人们的争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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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伐森林不仅导致了环境的退化，也带来木材短缺这个严峻的问题，而在农业经济中，燃料仍然主要来自树木和其他有机物。早在1850年，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着资源短缺和过去一千年来环境广泛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而且这些环境问题在下一个世纪里还会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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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得到过官方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帝国建设项目所需要的日益稀缺的木材。明代皇帝曾向中国的大部分省份指派了一定的木材配额，这意味着北京和南京皇宫所需要的大量木材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获取。但到了清初，珍贵的楠木已经不敷使用了，于是康熙皇帝只好用松木来代替。不过在18世纪初，皇帝又可以从西部的四川征用一些楠木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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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兹赫德曾指出，从明代大规模建造宫殿和庞大的船队来看，中国当时可能还拥有充足的木材资源，但到18世纪，可以供应这种项目的木材来源已经减少到了仅有三个地区（福建、湖南和四川）。因此，清朝不得不缩减了帝国的建设规模，“中国必须通过永久性地减少需求来解决木材供应危机……大幅度地退回到更为早期的（较低）水平，而没能通过新的资源和能源来实现跃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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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孟泽思的研究中，同样的木材日益短缺现象则导致了矛盾纷繁的结果，“仅存的一小部分森林仍然在遭到无情的大肆砍伐……在某些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中，一方面存在着广泛的毁林和将林地转化为农田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也在对林地进行保护、维护和管理”[12]。孟泽思考察了森林管理体系的六种个案：（1）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2）寺院森林，（3）宗族、村落的公共森林，（4）农业林，（5）经济林和（6）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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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思的书中有很多森林管理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主要是，他所援引的几乎所有森林管理（和森林保护）案例到19世纪后期都陷入了崩溃。皇家狩猎的木兰围场在1820年以后废止了秋狝并允许百姓入围垦荒；一些寺院的方丈、僧人和木材商合谋卖掉了他们的木材；即使是一些宗教圣地也无法置身事外，其林地最终还是被大肆砍伐和开垦成了农田。此外，“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随后接二连三对宗教权威和传统社会等级秩序的冲击中，村有森林和宗族森林大部分都消失了”[13]，除了一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和采伐成本过高的地区以外，原始森林也遭到了砍伐。森林管理中似乎比较成功的两个例子都是针对某些特定市场需求而与经济紧密联系的森林类型（农业林和经济林）。江西和福建北部的森林是由当地的富商管理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为景德镇的官窑提供燃料，因此保有和管理森林比开垦农田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类似的还有杉树等一些特殊树种，因为成长速度快和可以向附近城市提供燃料而具有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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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引述的伊恩·米勒和周绍明的近期研究成果表明，在安徽和江西宗族势力进行的商业性采伐活动中，很多山区可能保持了森林的覆盖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前引张萌关于贵州的著作也详细描述了苗人同样会维持对杉树的不断补种，以供应市场需要。那么，这些制度在中国山区的存在究竟有多普遍？它们又是否能经受得住20世纪政治的动荡变化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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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只有一些特殊环境、得到专门保护或具有经济价值的森林还能幸存下来，其他的树木都已经遭到了砍伐。而那些20世纪仍然残存的，特别是少数寺院周边的森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森林遗迹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线索，以考察中国森林在被竹子、杉树等有经济价值的次生林取代以前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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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人们可以用于烧饭和取暖的燃料还是在不断减少。农民们到处收集秸秆、干草或动物粪便以取代木材用作燃料。[14]那些残存的树木，人们会把所有他们够得着的枝叶砍断，与掉在地上的枯枝落叶一起捡作燃料，而这也进一步剥夺了土壤的有机养分，导致环境更加贫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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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都会看到中国的森林砍伐并对此进行评论。有人说“中国人厌恶树”，而另一些人则回答：“恰恰相反，没有人比他们更喜欢树了：每户人家都会在院子里种一棵或好几棵树，如果你在某个地方看到树木和宝塔，那儿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村庄，因为人们总会聚集在这里，塔周围也总会有一片年代久远的树林。总之，树木在邻里的宅院中到处都是，这足以证明它们并不被人们讨厌。那么，这些喜欢在家中种树的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无情地砍伐那些远处的树木，以至于造成童山濯濯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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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食物、燃料、衣物和住所这四种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大都是“由各种生物质转化而成的，这些生物质有的来自对树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的采伐、加工或燃烧，有的来自粮食、饲料和燃料作物的种植，有的来自食用、饲料用或药用的野生植物”[16]，都依赖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能转化为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类消耗的能量。在这种旧生态体制下，上述过程主要是通过人力或畜力来完成的，也就是J.R.麦克尼尔所说的“肉体能源的社会”（somatic society）。[17]随着森林的减少或消失，这些能量水平也都会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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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德民在20世纪初的估计，水土流失和河流淤积“毫无疑问已经降低了耕地的总产量”，特别是在华北和华中地区。[18]尽管人们不断采取措施让养分循环回农田（参见第四章），但到1949年时，中国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处于缺氮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时，农民已经没有多少办法可以继续向耕地中补充氮肥以提高粮食产量了，因此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盈余的资金，也无法提高现有人口的生活水平，甚至以既有的耕地规模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都很成问题。[19]事实上，20世纪上半期的资料表明，食物供应量已经不足以维持现有人口了：高达15%的男性都因非常贫困而结不起婚，因而也就无法生育子女从而实现自我的再生产。[20]人们对土地和水这些日益稀缺的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引致了不断增多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农村的贫困化也激起了千百万中国农民寻求变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然而，贫瘠的自然环境却告诉我们，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抛开别的不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严重退化了的自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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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食物储备库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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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森林不仅可以提供栖息地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只要有正确的管理和可持续的开发，还可以提供建筑、采矿和住房用的木材，造纸的纸浆，以及取暖和做饭的燃料。除此之外，森林还提供了许多生态性的效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净化水流，控制洪水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防止土壤流失和侵蚀，以及通过碳封存来减缓当地和全球的气候变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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