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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1707583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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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二节 森林与土地利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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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六章所述，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生态危机，这主要源自森林砍伐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包括日益增多的泥沙淤积、河流泛滥、土壤养分耗竭和储水能力下降、能源短缺以及建筑用木材供应量的萎缩。随着能量水平的下降，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代谢速度也不断放缓，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一样变得日益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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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很多关于森林砍伐和环境退化的记录，但并不是说中国东半部分丘陵和山区的森林到1949年时都已经被砍伐了。广阔的森林仍存在于东北地区北部、云南西南部、川西与藏东交界、鄂西与川东北交界、福建中南部以及秦岭山脉位于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此外，至少还有两处山区的人们也正在种植和收获林木：在浙江和江西交界的山区，商人们种植树木并作为燃料卖给下游的景德镇窑厂；在湖南南部，可能还有广西和广东北部的岭南山区，苗民和已经适应山区生活的汉人（如第五章中的客家人和棚民）也会在砍伐森林之后再补种那些二十年左右就能够成材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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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这些剩余量而言，1949年的中国的确是一个森林严重破坏的国家，仅有5%～9%的森林覆盖率。森林资源的破坏向新中国的管理者提出了两个问题：应对环境退化的后果，以及妥善利用森林资源以支持其发展经济的宏伟计划。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中国的森林资源不仅远远少于苏联，而且以人均水平而言，也仅能在全世界160个国家中排在第120位。如瓦格纳·斯密尔所说，“显然，森林资源匮乏使中国在环境和经济方面都处于不利境地，此外，林场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又造成了其他的困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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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的森林覆盖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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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领导知道他们的森林已被消耗殆尽，所以决定要统计出实际上究竟还有多少森林，同时也要开始在荒地和山坡上造林。而这两项努力都给新的政府带来了无数的困难和不很确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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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统计和定义方面的一些问题使得对新中国森林资源利用和滥用情况的考察非常复杂。研究过中国官方森林覆盖率数据的西方学者都发现，在森林的定义等主要方面存在着解释方面的重要问题。对本书所采用的明确的“天然林”概念（即使是这个概念，也还有歧义），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既包括原生的天然林，也包括经人为破坏后又恢复起来的森林（详见下文）。而这些重新恢复的森林数据在过去也是根据整个区域的树苗而不是成活率统计的。正如理查德森指出的：“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春秋季节植树运动中的那些浮夸宣传，极少会提及未能存活的树木情况，这破坏了来访林业工作者对中国数据的信任。”[2]瓦格纳·斯密尔则认为实际的成活率低于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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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些存活下来的树苗，它们什么时候（以及是否）能构成森林也是问题。直到1986年，中国林业部都以树冠遮蔽40%的地面（郁闭度）这一标准作为森林的定义，但后来将这一标准下调到了目前的30%，大笔一挥就显著提高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4]即使是那些满足目前这个新的、更低标准的森林，也常常是由单一树种构成，或者不同树种被种植在相邻的区域里，而不是像天然林那样的多树种混合。在评估森林是不是一个可以承载大量、多种动植物的健康生态系统时，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单一树种的森林，无论是用于造纸的松树或杨树，还是提炼精油的桉树，抑或橡胶树[5]，都更像是一个人工林，而无法支撑很多种野生物种的生存。事实上，在云南用橡胶林来取代热带雨林，虽然可以为中国的军用轮胎提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橡胶，却破坏了长臂猿的栖息地，当然也对长臂猿及相关物种和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6]这样的植被虽然也可以实现诸如保养水土和碳封存这些重要的生态功能，但很少有动物能在其中健康成长，更不用说繁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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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森林覆盖率的官方统计数据做一个概要的考察（参见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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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表达的这个故事相当简单，从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森林破坏相对严重的情况开始，毛泽东时代的造林和保护工作使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增长到了12.7%。但在1977—1981年，由于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林地和树木产权的不确定性，农民家庭砍伐了大量的森林。2000年前后森林覆盖率攀升到18%，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促进了造林工作，也是由于三北防护林或“绿色长城”这一巨大工程，在从黑龙江到新疆跨越近5 000公里、总面积3 700万公顷的干旱草原上开展了大量的人工造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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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官方统计数据，除1980年代初以外，新中国的森林面积一直在持续扩大，森林砍伐及其恶劣影响正在得到抑制，建设可持续绿色未来的工作也正在不断取得进展。然而问题在于，每当官方出版森林统计数据和宣布更大的植树造林计划时，中国森林的实际状况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在恶化，实际森林面积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例如，1950年代公布的森林覆盖率8.60%，实际大约只有5%，而1979年的实际数字也要比公布的少三分之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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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中国官方统计的森林覆盖率，公元1950年代—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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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科技参赞王启明，“Environmental Bio-remediation Programmes in China，”March 7，2008，www.chinaembassy.org.in/eng/kj/P020080313486177342453.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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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些在1990年代——当时官方公布的森林覆盖率已增加到了16%——做出的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官方统计数据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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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斯密尔认为：“林业部1984年到1988年间的第三次森林资源普查发现，不仅一些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急剧减少，而且存量增幅和木材质量也都出现了下降。”他在1993年总结指出：“由中国政府设立的环境基金极其不足，而且还在因高利率而持续贬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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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理查德·路易·埃德蒙德（Richard Louis Edmonds）写道：“中国的植被退化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在1993年，中国的年均木材采伐量似乎仍超过每年的增长量，而一些偏远山区的造林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中国希望当前植树造林的努力可以在2040年实现国内木材的自给……但关键的问题是，在政府改革、新技术或人口下降足以制止目前的恶化趋势之前，森林的退化是否会将整个国家带进生态的深渊。”[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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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0年代后期，郝克明（James Harkness）认为，尽管中国似乎已经接受了生态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规范，“但中国的森林和生物多样性在1990年代仍遭受着来自计划经济时代遗留问题和当前不良物质刺激的双重威胁。毛泽东时代的森林砍伐（和缺乏效率的造林）留下了一个严重枯竭的资源基础，（现在）高浪费且低效益的伐木产业又在威胁着中国最后的原始森林，而当地新种植的树木要取代这些原始森林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经济增长进一步加速了野生动植物种群的枯竭，这些远远超过了国家的监管能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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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不仅可以提供建筑、采矿和住房所需的木材，造纸的纸浆，以及取暖和做饭的燃料，只要采取可持续的开发方式——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很值得怀疑——森林还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除此之外，森林还具有许多生态性的效益，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和净化水流，以控制洪水并提供安全的饮用水，防止土壤流失和侵蚀，以及通过碳封存来减缓当地和全球的气候变化。[11]正如中国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所说：“森林具有如此重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理应得到人类的保护。”[12]但问题是，森林的这些效益很少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体现为一定的价格，更不要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进行估量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自然都被视为免费的资源，唯一的成本就是开发提取的费用，所以1949年以后的中国仍在快速开发和消耗着森林资源，中国的自然环境也仍旧在不断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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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产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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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时代，森林和林地的产权被越来越简化成两类：国有林和集体林。国有林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管理，主要来自帝制时期与民国时代的遗留，但总体规模也相当大，且绝大多数都是位于东北、云南、川西和藏东的高品质原生或次生林。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随着生态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还产生了另一类国有林地，这些保护区最早设立于1956年，并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显著的增加。不过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集体所有制的林地和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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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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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集体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到1956年时，许多森林都划归集体所有。最早在土地改革时期（1950—1952年），私人拥有的森林像其他财产一样都被重新分配给自耕农。华北大部分地区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因而该问题在这里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而在长江以南各省和四川、云南，则已经设立了森林保护区。这些森林有的是村落或家族所有，剩下的则大都为地主或富农所有，如果没有被新政府国有化，那么就会被没收并与其他土地一起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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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预料到土地改革的地主和富农们，都已经把“他们的”树木砍掉并换成收入保存到自己家人手中，这一点并不奇怪，然而，那些作为土地改革受益者的贫农和佃农也是这样做的。莱斯特·罗斯（Lester Ross）指出，这些新的所有者“迅速砍掉了那些甚至没有长成的树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木材的高价格和对自己土地所有权合法性的担忧，也是由于新政权明确地强调粮食生产，这迫使许多农民把所有甚至边际上的土地都用到了粮食作物的生产中”[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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