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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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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环境史充满了大规模的变化与挑战。森林砍伐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直到长江上游的伐木引发了中央政府的禁令，不过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向中国的非法走私木材来看，这项禁令似乎的确得到了执行。邓小平执政时期的土地私人承包经营，加上对“科学管理”的信任，使得之前开阔的牧场被围了起来，大片的草原也进一步退化并逐渐变成了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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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仍在不断下降，大多数中国原产的物种现在都被挤到了云南省偏远然而仍旧面临激烈竞争的角落里。中国主要的河流除一条外，其他全都已经被修筑了水坝和水库，以便提供农业灌溉和饮用水，近年来又用于发电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无论是水力还是中国储量巨大的燃煤发电，都无法满足中国以指数形式增长的能源需求，迅速发展的私人汽车文化以及在中国各地从事运输的柴油动力卡车，都带动了中国的石油消费。在过去十年中，如此巨大的化石燃料使用量，已经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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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理之中而且有些令人鼓舞的是，环保组织不断涌现出来，向当地和上级地方政府提出抗议，反对那些造成土地、水源和空气污染的经济发展计划。中央政府也表达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后来的环境保护部，并鼓励媒体对这些问题进行曝光。过去的三个五年计划，已经将环境保护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并设置了量化的投资目标。除了将环境保护列入小学的课程体系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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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提法看上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和天命观下的“天人感应”思想。而且，正如这些思想往往是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受到干扰时才被一次次重新阐明一样，大规模的环境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数以千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似乎也为现在倡导的“和谐”和“生态文明”理念提供了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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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考察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变化和连续性这一庞大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乃至20世纪中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让位于短暂的中华民国，此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力量又帮助共产党人成功地取得了政权并从1949年一直发展到今天。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和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至今）的中国一直都在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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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方面，环境变化的规模和节奏并不一定会和通常的历史分期保持同步，环境史的视角至少可以帮助我们从三个维度来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首先，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时间正处于一场大规模环境危机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环境的退化，能够被循环回到农业生产以支撑人口规模的营养物质正在不断减少。伴随“大跃进”而发生的那场本应可以避免的大饥荒表明农村地区的营养物质已经极度耗竭，以至于无法容纳野生动物的生存，因为几乎没有资料记载当时的数百万饥民能找到哪怕是老鼠或虫子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在能够工业化生产化肥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和帝国时期的先辈们同样的生态约束，也只好使用同样的办法来增加食物供应量——把更多的森林和草原开垦成耕地。化肥特别是氮化合物的大规模应用当然可以增加农业的产量，但这些化合物现在也在从耕地渗透流失并对水体造成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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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几千年来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逐渐削弱了环境的恢复能力。最清楚反映出这一点的就是，原来在中国庞大复杂的水文系统中担负天然水库职能的湿地、湖泊和河流三角洲，逐渐被改造成了易发洪水的农田和村庄。随着这些天然蓄水区被填充，中国只好建造大量的（根据最近的一次统计有8万多个）水坝和水库，以蓄水、灌溉和提供饮用水。这种人造水利系统的脆弱性会时不时地体现为水坝的崩溃和由此引起的大规模破坏，以及由（并非无法预料的）季风强降雨导致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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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科学和生态方面的目标和举措，与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的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都与现代化工程有着显著的联系。两者也认为环境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通过现代理性的科学和管理方法，国家可以控制自然并使之创造出更大的可以缴纳赋税的财富，而无须耗尽这些资源。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共产党政府拥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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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正在摆脱旧生态体制的束缚和限制，迅速地进入一个化石燃料和化学肥料的时代，也面临着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随的各种环境挑战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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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2版） 第八章 结论：世界史视角下的中国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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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实施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来创建“生态文明”，但仍有报告指出，“在新的控制措施下，污染状况还在恶化”[1]。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环境意识和继续恶化的现实状况之间的脱节，让我们回想起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历史。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看到的，那时的华北平原已经明显出现了砍伐森林、填充湿地沼泽以开垦更多的农田从而导致一些物种日益稀少的状况。于是，各种思想家建议政府限制人们对于自然的开发，保护这些资源以便用于对抗其他国家的战略性用途。同样对于资源枯竭的担忧在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19世纪也曾出现过（参见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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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相似之处是发人深省的。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不满，也促使政府颁布和采取了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而且，和过去的环境危机一样，现在也出现了一些担心中国资源——特别是水和土地资源——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声音。[2]中国历史上的历次环境危机都引起了人们对于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吁，然而，这在现实中并未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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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涉及的数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大体在25%～40%，而今天大约有14亿。[3]无论是就其本身规模还是占世界的比重而言，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来都非常庞大。与陆地面积大体相当的美国相比，这意味着要在美国现有的人口规模上再增加10亿人。由此可能给美国带来的环境挑战，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也能体会得到。而这正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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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执政者需要在提高中国人民生存机会和生活水平的经济政策与认识和改善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之间寻求平衡。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所看到的，这两种政策取向在当前均有所体现。而近期发生的两件事则为中国环境史中的变化和连续性问题，以及造成环境变化的人类和自然因素提供了新的注脚。第一件是国际能源署公布，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据该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说，这一变化“标志着能源史上新时代的开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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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消费超过美国的确是一个大新闻。因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消耗了世界各国出产的大部分能源，对于这一现象的全球性意义，其他历史学家已经进行过阐述，既包括美国的工业和军事实力，也包括美国工厂和发电厂释放温室气体的影响。而现在，所有这些都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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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是2010年夏天打破历史纪录的特大暴雨，造成汇入长江的水量急剧增长，导致了三峡水库水位的上涨和人们对三峡大坝可能无法抵御华中地区洪水的恐慌。与此同时，国家还对淮河流域下达了防汛准备工作的紧急命令，因为这里的降水也较往年增加了50%。[5]这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它体现的究竟是变化还是连续性？其原因究竟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正如第六章所指出的，虽然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和周期的确会影响到每年季风给中国带来的降雨量，但无论怎么“打破历史纪录”，洪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国长时期以来砍伐森林和水文系统对周期性降雨的蓄水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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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ndrew Jacobs，“As China’s Economy Grows，Pollution Worsens Despite New Efforts to Control It，”TheNewYorkTimes，July 29，2010，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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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水资源的担忧主要体现在第七章所论述的黄河每年断流和“南水北调”大型水利工程上，关于中国的土地是否不敷使用的问题则主要与外国媒体所报道的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关。罗洛·霍达（Loro Horta）的两篇在线文章引起了这方面的猜测：“Food Security in Africa：China’s New Rice Bowl，”OcnusNet，http：//ocnus.net/artman2/publish/Africa_8/Food_Security；“The Zambezi Valley：China’s First Agricultural Colony?”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http：//csis.org/print/18426，originally posted June 8，2008。他的观点也得到了《金融时报》（Jamil Anderlini，“China Eyes Overseas Land in Food Push，”May 8，2008）、《卫报》（David Smith，“The Food Rush：Rising Demand in China and West Sparks African Land Grab，”July 3，2009）和合众国际社（“Food and Water Drive African Land Grab，”April 29，2010）相关文章的支持和继承。一方面，这些报道提供了中国可耕地数量下降的看似真实的报告；但另一方面，相关的学术调查却并不支持中国“抢夺非洲土地”的观点，参见Deborah A.Bräutigam and Tang Xiaoyang，“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n Agriculture：‘Down to the Countryside’，”The China Quarterly 199（Sep.2009）：686-706；以及Deborah A.Brä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中译本见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真实的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特别是第十章“外国农民：非洲农村的中国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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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天，中国虽然拥有超过14亿的人口，但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却逐渐下降到了2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自身人口增长速度的放缓，也与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迅速增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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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eWallStreetJournal，July 20，2010，A1，C10.这一总量数据包括了各种形式的能源，但在能源的构成和人均使用量上，结果则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22%的能源来自煤炭，而中国对煤炭的依赖则从2000年的57%上升到了2010年的2/3；美国人均每年消费能源当量为7～8吨标准油，而中国仅为1.7吨，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消费和生产与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样，都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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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WallStreetJournal，July 20，2010，A12.亦可参见Edward Wong，“Water Levels Near Record at Three Gorges Dam in China，”TheNewYorkTimes，July 1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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