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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风格特点的纯形式因素往往决定了一个地区的艺术风格，博厄斯援引大量艺术实例对此进行了研究。例如他分析了新西兰、新几亚东部和阿穆尔河流域三个地区螺旋纹样的差异，探究了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与北美平原印第安人纹样的不同，前者全都是形态生动的小黑人形象，无论其形状和动作都是写实的，而后者具有截然不同的传统风格，东部爱斯基摩人表现人形的风格与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也有很大差别，他们不用黑像画法，而是采用绘画写实的人像，衣服画得尤其认真。博厄斯还调查了其他一些相邻地区某种纹样的风格差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为了清楚地了解某一地区的风格，必须把几个邻近地区的纹样加以比较”[28]，这样，通过纹样艺术的发展，就可以看出某些历史条件对原始民族的艺术风格起着决定性的因素。博厄斯注重的是文化传播对当地艺术风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他指出：“文化的传播形成许多部落的社会结构、宗教仪式和民间故事，并一直流传至今。这种文化也就是形成这些部落本身的最重要的因素。各种操作方法、形式因素及排列方法，在当地传播以后就形成了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29]比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艺术特色是直线、三角形和长方形组成的图案，这种图案只在北美洲才使用，这就说明这些纹样目前的分布情况是北美洲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促成了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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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一部落中会出现极为不同的艺术风格的现象，如爱斯基摩人的雕刻和绘画非常写实，而布料装饰却没有写实的东西，风格非常不同，博厄斯从男女分工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我认为，产生这些不同风格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生产操作方法，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男人创造写实的作品，而女人主要生产衣服及缝制皮革的用品。”[30]基于此种认识，他将装饰艺术的风格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男人的风格，表现在木雕、绘画以及派生而来的其他艺术；另一类是女人的风格，表现在编织、编筐和刺绣品上。”[31]前者是象征性的，后者是形式性的。象征艺术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并含有丰富的意义，而形式艺术只有纹样的名称而不具备显著的含义。博厄斯在《原始艺术》的第六章专论北美洲北太平洋沿岸的装饰艺术，涉及大量实例，基本是对以上所概括的艺术原则的印证，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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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学、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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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所研究的原始艺术主要指的是作为日常用品和手工艺品的器物，他附带探讨了原始文学、音乐和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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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要比装饰艺术分布广泛得多，博厄斯认为这是由于装饰艺术的创作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诸如时间、居所、工具等，所以发展手工艺术首要条件是要有闲暇时间，而文学和音乐的创作不需要体力劳动，所需条件相对容易得多，因而得以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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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同样是从风格的角度对这几门艺术进行研究。先看原始文学。他认为先有歌曲后有诗歌，诗歌是逐渐脱离音乐而独立的，原始散文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叙述的，一种是宣讲性质的。原始散文是口头表达的艺术，比较接近现代的演讲，与印刷出来的文学作品很不相同，二者在风格上差异很大。博厄斯列举了由西方人记录和由土著人讲述的同一个故事，通过对比，他认为：“很难从出版的材料中找到原始故事的风格特色，有时由于译者无法克服的语言困难，使得故事变得枯燥乏味；有时又会加上一些原文没有的文学词藻。”在现代人的笔下和土著人口中的同一个故事，无论从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差距很大。博厄斯注意到，原始散文中常常有一些程式化的段落，他总结了原始文学风格所具有的普遍特征：韵律和重复。在原始叙事文中，有的是内容上的重复，有的是形式上的重复。比如夸扣特尔人的一篇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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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人们，现在你们将会看到跳火的人群、馈赠礼物者女儿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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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夸扣特尔人，现在你们将会看到跳火的人群、馈赠礼物者女儿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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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部落的人们，现在你们将会看到跳火的人群、馈赠礼物者女儿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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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北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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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伟大的夸扣特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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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了，富裕部落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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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复手法的特点表现为：“形式上有韵律、内容上变化多样。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和装饰艺术的主题顺序相比较，装饰艺术主题顺序的特点是，各种纹样和整体的布局一致，而在细节上又各有不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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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以夸扣特尔部落的诗歌为例分析了其风格特征。普遍地强调重点部分的重复是其特征之一，如一篇演说词中提到：“他是和善的领袖，他的心很和善，他对所有拥戴者讲话都很和善。”第二个特征是运用同义词以达到强调的目的，也起着加强节奏的作用。由于叙事文学作品是以时间顺序进行讲述的，不存在对称的句子，因此只能采用重复和各种词组的独特的结构等方式来体现对称感。如一首黑人诗歌中有这样的句子：“苛苛雷苛苛姆恩咄！姑娘走了，他没有走，苛苛雷苛苛姆恩咄！”第三个特征是运用比喻。如夸扣特尔人在形容领袖和战士的伟大时，特别喜欢使用比喻的方式，他们将领袖比作高山悬崖、擎天柱、最大的树等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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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亦是原始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从中可以看出文学形式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部族的民间故事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内容，还在于叙事文体的不同。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同一故事在不同的部落中会变得大不一样，就使这些故事赋予了与整个文化密不可分的地方色彩。一个民族的文学风格就像装饰艺术的风格一样，都是多样化的。针对有些民间故事中没有古老的传统情节的现象，博厄斯指出这并不是人们的生活长期维持不变的结果，“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一样，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33]。原始部落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在没有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变化较为缓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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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学形式并不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博厄斯指出，像谚语、谜语等文学形式，在东半球各民族之中广泛使用，却不见于美洲，劝人为善的寓言故事也仅仅出现在东半球。这说明上述文学形式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它们的产生不决定于人种，而是取决于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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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又对音乐和舞蹈这种艺术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指出，音乐是属于表现主义性质的，人们往往把一种旋律和节奏与某种特定的情绪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又随着各个地区艺术风格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舞蹈可以是纯形式的，即身体动作没有任何象征含义，不过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更为多见，同时，舞蹈与装饰艺术和音乐一样，具有地区文化的特色，各个地区按其不同的文化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舞蹈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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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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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论，博厄斯所研究的原始艺术以雕刻、编织等日常用具和手工艺品为主，只以较少的篇幅涉及了文学、音乐和舞蹈，这与他的艺术观是紧密相关的。他认为纯形式以及形式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是艺术效果的两大源泉。形式是艺术的核心要素，如他所言：“优美的工艺来自形状的规则和表面的平滑，这是大多数原始工艺生产的特色。因而，多数日常用品也应认为是艺术品。各种工具的柄、石刀、器皿、衣服、房屋和独木舟造出以后，它们的形状都具有艺术价值。”[34]而完善的形式又来自于高度发展的技术，因此，技术是推动艺术产生的必要因素，而从日常用具和手工制品中最能见出技术水平，这是他将其视为原始艺术的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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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研究中一以贯之着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的观念，反对进化论学派的进化观。如他批判进化论所认为的透视画法是从象征画法发展而来的观点，以田野调查的证据表明，二者并存于原始艺术之中。他肯定象征纹样的多义性，提出对这些符号的解释应该置于具体的文化情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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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纹样的发展情况时，采用了地理比较的研究方法。他分析了广泛出现于北美印第安人各个部落中的一种图案，通过这种比较研究，他得出了这种艺术形式可能是若干部落艺术活动会合的产物。这种研究方法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弟子克鲁伯提出的“文化区”的概念，就是基于这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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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博厄斯致力于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并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其令人激赏的历史功绩。不过，在《原始艺术》一书中，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了他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显现。如他对音阶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各地使用的音阶有很大的差异，而不同的音阶就是不同民族音乐体系的基础。然而，八度音看来是一切音乐体系共同的基础。”[35]他将装饰艺术分成男人的风格和女人的风格，将研究重点放在前者，认为象征艺术主要是由男性创作的，女性大多创作纯形式的艺术品。当然，对此我们也不必过于苛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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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尼迪克特和克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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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厄斯的高足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是第一批作为社会科学家而闻名的女性之一。她早年就读于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学习文学与诗歌，其间接触过大量激进的政治事件和现代艺术潮流。经过几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她在32岁的时候重返校园，并于1921年选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开始师从博厄斯学习人类学，她于1924年开始针对美国西南部的祖尼人、科奇蒂人、乌塔姆人等原始部族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她毕业之后一直任教于哥伦比亚人类学系。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包括她的博士论文《北美的守护神观念》（The Concept of the Guardian Spirit in North America）（1923），《柯契地族印第安人的神话》（Tales of the Cochiti Indians）（1931），《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1940），与基恩·韦尔特菲什（Gene Weltfish）合著的《人类的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1943），《菊与刀：日本文化的模式》（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1946）等，其中以《文化模式》和《菊与刀》最为知名。玛格丽特·米德在1958年为《文化模式》新版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二十五年来，露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为理解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恰切而富有挑衅性的导读，截止目前，它已被译成14种语言，仅‘导师丛书’版就发行了80余万册。在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离甚远的时期，该书将这二者结合在了一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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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发展了博厄斯的文化观，她着重对文化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与玛格丽特·米德都堪称“文化与人格”学派的代表。文化差异与文化人格的问题是《文化模式》[37]一书研究的重点所在，其中也有些许篇幅涉及艺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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