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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观。她接受了博厄斯对文化的看法，认为“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38]，这种观念否定了种族主义者对种族遗传的强调，与其导师博厄斯对种族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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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尼迪克特的卓越之处，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古典人类学家基本是书斋学者，不做田野调查，所依据是来自旅行家、传教士等人对异文化中奇闻轶事的记录，由于材料所限，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对文化特性的分析，如弗雷泽的《金枝》，偏重于对婚姻、祭祀、宗教等习俗与信仰的探讨，对文化缺乏一种整体性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39]将文化视为有机体，重视对文化功能的研究，但他的研究也只是满足于强调文化特性与文化整体的联系，并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文化特性推而广之，认为对原始世界都是有效的，这就忽视了各文化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本尼迪克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以往人类学研究的局限性，她对文化的整体性有了深刻的洞察，她提出：“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40]可以看到，本尼迪克特的文化观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整体性，二是文化模式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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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塔心理学是20世纪初期由德国心理学家沃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考夫卡（Kurt Koffka，1886-1941）等人创立的心理学派别。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注重对经验世界的研究，强调经验与行为的整体性，提出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乃是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这种观点对美学、精神分析等学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吸收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中的“完形”（configuration）概念，提出了文化的整合（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与文化完形（cultural configuration）的思想，经过整合的文化并不是各种文化特性的简单叠加，它构成了一个新的实体，这个实体大于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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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本尼迪克特分析了三个不同的族群：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Pueblo）、特尔卡斯托群岛上的多布人（Dobu）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人（Kwaliutl）。这三个族群有着迥然相异的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使用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41]对三个民族的人格进行了分析。比如她认为普韦布洛人体现出了日神精神，其理想人物“是一个从不想当头儿，从不受邻人非议的德高望重而又和蔼可亲的人”[42]，在他们的文化里，“从不去发挥那些有关恐怖和危险的主题。他们也从无那种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意愿去创造那种充满毒害而又令人恐惧的环境”[43]。多布人和夸扣特尔人的民族性格里则更多体现出了一种酒神精神。“一个文化中的正常行为在另一个文化看来是不正常的。甚至人们的心理状态都是由其文化决定的。”[44]本尼迪克特的论述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相对论，在她看来，每种文化模式都是进行文化完形的结果，每个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并不存在谁好谁坏、孰优孰劣的绝对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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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专门探究艺术，对艺术的论述是为了支持她的文化观。她指出，欧洲艺术（尤其是中世纪艺术）深受宗教影响，艺术所描绘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家喻户晓、被视为基本的宗教故事和教义的内容。然而，这并不表明任何地区的艺术与宗教都有必然的关联，恰恰相反，“历史表明，艺术中的巨大发展往往与宗教上的动因和运用明显地各不相涉。即使在两者都高度发达的那些地方，艺术也可以与宗教明确地区分开”[45]。田野资料能够充分说明这点。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村庄里，其制陶和纺织艺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那里的宗教用品（如祭坛上的摆放品）却做工粗糙，毫无艺术价值。南美和西伯利亚的一些部落中，艺术同样不为宗教服务。本尼迪克特在此所要说明的是，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切勿将某种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些特性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规律，犯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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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文化的整合时，她谈到了艺术风格问题。在她看来，“文化的整合毫不神秘，它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沿续有着同样的过程”[46]。以哥特式建筑风格为例，最初它不过是对高度和光亮的喜爱，后来越来越强有力地表现了出来，并修正了一些符合其趣味的因素，排斥了另一些与其不和谐的因素，从而把自己整合成了一种确定的标准，最终成为13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艺术。在作为整体的文化中亦发生着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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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高度赞扬了沃林格（Worringer，1881-1965）的艺术研究[47]中所使用的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沃林格比较了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艺术，他认识到每个时期的艺术都体现了独特的内容与目的，不能用评价一种艺术的方式来评价另一种艺术成就。古希腊艺术中所要表达的是古希腊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愉悦，他们寻求自身生命活力与客观世界的契合无问；而拜占庭艺术则将抽象对象化，它体现了人们面对外部自然时的巨大的疏离感。这是两种差异巨大的整合完形，每种完形所使用的形式和标准都与另一种完形迥然不同。[48]这些艺术方面的例证，同样加深了我们对本尼迪克特文化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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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简单看一下克鲁伯的文化观及其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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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克鲁伯（Alfred Kroeber，1876-1960）是博厄斯的又一位高足。他于1876年出生于新泽西的一个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德裔美国人。他16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浪漫派戏剧。在选修了博厄斯主持的一个关于美国印第安人语言的研讨会之后，他迷上了人类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阿拉帕霍人（Arapaho）装饰艺术中的象征主义，只有短短的28页。克鲁伯的研究涉及人类学的众多领域，被穆尔称作“人类学界最后一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49]，他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包括《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手册》（Handbook of the Indians of California）（1925）、《文化发展的完形》（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1944）、《三百年女性服饰风尚：一种量化研究》（Three Centuries of Women’s Dress Fashions：A Quantitative Analysis）（1952）、《风格与文明》（Style and Civilizations）（195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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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伯对于文化持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文化是超机体的和超个人的，是由习得并共享的习俗与信仰元素构成的，需要个体通过学习逐渐获得。总之，他对文化的基本界定是：它是习得的、共享的、模式化的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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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百年女性服饰风尚》[50]一书中，克鲁伯根据1787到1936年的材料，考察了诸如裙长和裙幅等一系列变量，并对这些变量进行了历时性的统计研究。结果表明，服饰风尚有着一定的周期性，比如裙子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晚期最长，而短裙广泛出现在1815和1931年。此外，克鲁伯还发现了一些风格偏离的模式。在大多数年份里对主流风格的偏离很少发生，但在某些时期在主流趋势变更之前就会出现大幅度的风格偏离。他还考察了时尚变迁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对1789到1935年女性的裙长和裙宽，以及马甲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统计分析，克鲁伯指出，时尚的稳定性与当时社会政治稳定性相适应，其不稳定性也与当时不时发生的剧烈变革和世界战争而引发的冲突动荡有关系。正如穆尔所说，克鲁伯研究女性时尚是因为它最好地例示了他对文化的观点。他的研究表明，时尚显然是非基因性质的，它对遗传免疫。同时时尚也是共享的、模式化的，它总是会经历长期的系统轮回。“因为时尚变迁如果只看到外在因素就无法得到理解，只有将其置身于它特有的文化完形中来考虑时才能得以解释。因此，克鲁伯对这个看起来不太像人类学对象的课题的分析正体现了他的文化立场的基本观点。”[51]克鲁伯的解读体现出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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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人类学 第二节 功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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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英国人类学界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分别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Radcliffe-Brown，1881-1955）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这两位作者同为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这两本著作开启了人类学的一个新时代，那就是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获取民族志资料，亦即从研究对象内部寻找理解和解释。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意味着对以泰勒为代表的摇椅人类学家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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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林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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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他1884年出生于波兰的克拉科夫（Crakow），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斯拉夫语言教授，母亲是贵族之后，出身于此等家庭的马林诺夫斯基自小就受到了贵族式的教养。1908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论文与物理学、数学、哲学有关，题目是《思想的经济原理》（On the Principle of the Economy Thought），讨论的是奥地利哲学家兼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思想，他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论述如何计算人类进行思考和精神活动时花费与释放出来的能量的经济原理。由于健康不佳，他不得不赶赴热带地区休养，此间读到了弗雷泽的《金枝》并深受其吸引，从而转向了人类学研究。1910年，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人类学家塞里格曼（E．A．Seligman，1873-1940）等人学习人类学。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塞里格曼本人曾参与托雷斯海峡的考察。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有幸成为马雷特（R．R．Marett）的助手，参与了针对澳大利亚土著的考察项目。由于“一战”爆发，他被迫滞留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长达四年之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段时间虽然生活困苦，备受压抑，却也成就了他的学术事业。他利用充足的时间，对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尤其是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s）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资料。此后他的多部著作都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除《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外，还有《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Sex and Reperssion in Savage Society）（1927）、《西北美拉尼西亚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1929）等。他的著作还包括在他离世后出版的《文明与自由》（Freedom and Civilization）（1944）、《文化论》（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1944）、《文化变迁的动力》（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等。马林诺夫斯基的最大贡献在于将田野考察与理论研究结合了起来，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至今仍是民族志写作的典范之作。他的学生弗思曾如是评价乃师的贡献：“当时的传统是，一个人类学家要么是个理论家，要么是个民族志学者，理论与材料两相脱离。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二者结合在了一起，而且还表明了，如果没有理论为依托，材料将毫无意义，而有意识地将二者发生关联之后，它们都会获得新的意义。”[52]与博厄斯类似，马林诺夫斯基还培养了大量学生，弗思曾这样写道：“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涵盖了人类学的诸多领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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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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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与艺术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背景。在那一时期，生物学和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麦孤独（William McDougall）的本能说，巴甫洛夫（Pavlov）在狗身上所做的条件反射实验，香德（Shand）的情操理论，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对当时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新鲜且存有争议的理论。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积极地吸收了这些理论并渗透到了他们的研究中去。弗思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是第一位应用调节过程（conditioning processes）的新知识研究部族社会的英国人类学家。”[54]他的几个研究主题（如《野蛮人的性生活》、《两性社会学》等著作的主题，可能受到了弗洛伊德等人性心理学的影响），他从生物“需要”（need）的视角阐释文化，都可见出马林诺夫斯基所受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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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观集中体现于他的遗著《文化论》[55]中，他对艺术的分析亦包含于其间，下面我们先来看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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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包含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物质设备，如器物、房屋、船只、武器等等，它们是文化中最显明、最易把握的方面，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和工作的效率。进化论者喜欢以此为标准衡量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二是精神方面的文化，总起来说，包括种种知识，以及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价值体系，社会组织的方式和语言。而“标准化的、身体上的习惯或习俗，亦即机体上较巩固的修正”[56]，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马林诺夫斯基又将语言和社会组织分离出来进行讨论。三是语言，它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四是社会组织，它是物质设备与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它靠外在的规则、法律、习惯等手段进行维系，这些手段的内在根据则是个体的良心、情操等道德动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林诺夫斯基眼中的文化与泰勒所定义的文化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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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马林诺夫斯基是从功能派的立场理解文化的，他批评了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文化观。进化学派把文化分成简单的要素考察其进化过程，而像家庭、婚姻或宗教信仰等基本制度的变动却是无法用“进化”加以分析的，他们提出的“遗留物”的概念亦缺乏经验科学的检视。传播学派将文化分割成较小的部分作为传播单位，对于传播过程的重构大多依靠想象性的猜度，因此常常人言言殊，难有定论，其要害仍然在于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实体自成一格（sui generis），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他如是定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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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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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function）与“需要”（need）构成了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观的核心概念。先来看功能。马林诺夫斯基以木杖为例进行论述，他指出，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木杖会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可以撑船，可以助行，可做武器等等。因此，“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58]。由此言之，器物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在于它的功能。再者，由于文化中真正永久、普遍、独立的要素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亦即“社会制度”，因此分析器物的文化同一性，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说明它所处的地位，解释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比如，“一根手杖的装饰常是它所带着的文化的、仪式的或宗教的意义的表示”[59]。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只有认识了某物的所有功能，才能获得有关它的全部知识。再者，在对部落文化进行研究时，他认为需要对其进行整体性研究，“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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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理论是理解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主义的一把钥匙。他对“需要”有如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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