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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需要，我领悟到，人类有机体、文化环境以及此二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的各种境况（system of conditions）对群体与有机体的生存是充分而必要的。因此，一种需要构成了一系列有所限定的事实。人类的习惯及其动机，习得的反应与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如其所是的安排，以满足生物体基本的需要[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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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从需要的角度解释功能，“从人类行为最简单、最基本的角度来说，功能可以被定义为通过适当的行为满足生理冲动的需要”[62]。因此，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个体基本的需要。不过，马林诺夫斯基并不认为每种文化是对特定生理需要的简单回应，而是认为需要具有不同的等级，对于不同的需要具有相应的文化回应，他做了一个图表，展现了各种基本需要及其相应的文化回应[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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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需要具有等级性（hierarchy），他将需要分为三个层次：诸如新陈代谢、舒适、安全等属于基本的需要（basic need），或称生物的需要；如经济、法律和教育体系的出现，属于社会方面的衍生的需要（derived need）；第三类需要是整合的需要（integrative need），它涉及精神方面的需要，如巫术、宗教、艺术属于此类。生存、繁衍等基本的需要产生了基本的文化回应，如种族绵延的需要产生了婚姻、亲属关系、氏族组织等文化体系。因为“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冲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64]此外，基本的文化回应又设置了新的条件，又诱发了衍生的需要与新的文化回应，马林诺夫斯基举例说道，像人类营养、繁衍等方面的需要必须被解决，这种解决之道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衍生的或者人为的条件，它必须得到持续的再生产、维持和经营，于是就构成了新的文化迫力，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成为对各种需求做出回应的一张庞大复杂的行为之网。”[65]马林诺夫斯基对他的需要理论总结了如下两点：一，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满足生物系统的需要；二，每一种文化成就都是人体功用性的进步，它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人体的需要，这些文化成就包括人工制品的使用和符号的应用[66]。总之，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视为实用的、适应性的、功能上具有整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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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需要为基础的文化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研究了风俗、仪式、奇异字词、家庭生活及其物质设备，并重点探讨了巫术，分析了它们是如何满足了人的需要。比如，他对巫术有这样的阐释：“在个人方面，巫术可以增加自信，发展道德习惯，并且使人对于难题抱着积极应付的乐观信心与态度，于是即处危难关头，亦能保持或重做个性及人格的调整。在社会方面，它是一种组织的力量，供给着自然的领袖，把社会生活引入规律与秩序，它可以发展先知先觉的能力，并且，因为它常和权势相联系，便成为任何社区中——特别是初民社区——的一大保守的要素。”[67]在他看来，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巫术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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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林诺夫斯基的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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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用篇幅不长，马林诺夫斯基也专门对艺术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表面看来，艺术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游戏、游艺、运动和艺术的消遣，把人从常轨故辙中解放出来，消除文化生活的紧张与拘束。即以此而言，这一方面的文化已有了它的功能，使人在娱乐之余，能将精神重振起来，再有全力去负担文化的工作”[68]。马林诺夫斯基对艺术功能的认识不仅于此，他认为要复杂而广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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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游戏与艺术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在此亦将游戏纳入研究之列。马林诺夫斯基将游戏主体分为幼儿和成人两个阶段，他认为，小孩的游戏不只是无意取闹，而是具有教育的功能，孩子从中能够学习适应生活的方法。成年人的游戏更多具有娱乐的性质，不过同时也具有建设性的或创造性的元素，“技术上的进步、科学上的发现、艺术上的新动机，都易由娱乐活动中产生出来。它们是以娱乐的名义获得存在的权利”[69]。此外，广泛见于初民部落和文明社会中的游艺活动，还具有团结公众的社会功能。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总结道，游戏除了具有娱乐功能，“对于社会组织，对于艺术、技巧、知识和发明的发展，对于礼仪的伦理规律、自尊心理及幽默意识的培养，也都有很大的贡献”[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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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艺术，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它和科学、巫术、宗教一样，都是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间接满足着人体基本的需要。诸如音乐、舞蹈、装饰、雕刻、建筑、诗歌与戏剧等各门类艺术，它们都是直接依赖感官的作用，如声音的音调、喉膜的震动、有节奏的噪声、语言、彩色、线条、形状等。“按生理学来讲，都是感觉和感官的印象，这种感官的印象合并起来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情调，成为艺术的和美感的基本原料。”[71]由此可见，艺术的基础也是人类的生物需要。由于一个正常人会对声、色、形的调和有浓厚的情感反应，因此艺术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人类有机体的这种需要。由于艺术具有此种特性，它在和其他文化活动发生关系而产生了许多次要的功能，“它在技术、手艺和经济的发展中常是重要的动力之一”[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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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对艺术与宗教具有密切关系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宗教和艺术都是人类情感的深邃表达。宗教仪式中的泥塑的偶像、图腾的雕刻和油画，人们将其视为一切希望所寄托的对象和一切信念的源泉。在巫术和宗教仪式中，人们都必须诉诸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方法，以造成强烈的情感经验，而艺术正是产生这种强烈的情感经验的文化活动。因此，各种仪式常与艺术密不可分。如丧葬的礼节和仪式化的哭泣、挽歌、殡殓，与戏剧性的表演关联在一起。中澳部落的复杂的成年礼，意琉西尼人的神秘的仪式，都可以算是戏剧化的艺术演出。马林诺夫斯基进而提出戏剧的起源问题，“古典的及近代的戏剧、基督教的神剧，以及东方的戏剧艺术，都可能是起源于这种早期的戏剧化的宗教仪式”[73]。应当说这一观点相当有见地，中国现代学者王国维先生曾专论戏剧起源问题，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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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功能还包括诸多方面，如上文提过的团结社会成员；其符号化的功能还可以标示社会身份，独有的装饰品、私有的歌曲和舞蹈都可以显现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艺术与知识之间也有很大的关联。一方面，在写实的艺术中，含有许多正确的观察和研究周围环境的动机，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艺术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最典型的是达·芬奇。另一方面，艺术的象征和科学的图解也常常联合在一起。像格言、谜语、故事以及历史的叙述，无论在原始文化还是在发达文化中，往往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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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艺术具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艺术的起源方面，它是直接由于人类在生理上需要一种情感的经验——即声、色、形合并的产物；二是艺术的功能方面，它有一种重要的完整化的功能，驱使着人们在手艺上推进到完美之境，激励他们以工作的动机。因此，“艺术对于技术、经济、科学、巫术和宗教，便都有影响”[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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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还对如何进行艺术批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古典时期的艺术批评往往把艺术孤立出来，将其视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个人传达给群众的一种信息，或者把艺术当作个人情感的外在表达。比如，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美学家，普遍认为艺术是天才的创造[75]，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这些观点都是不对的。他肯定了泰纳的艺术理论[76]，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泰纳将艺术放置于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对于一部分客观的和个人主义的美学是一种重要的纠正。他一再表明艺术的社会属性：“当我们研究原始艺术的时候，一定要认清它原是群众的产物。艺术家不过是接受了部落的传统，而依法炮制出种种雕刻、歌曲及部落的神秘的戏剧。”[77]当然，马林诺夫斯基并不否认个人在艺术活动中的创造，他肯定个人在仿制传统作品时会加一些新东西进去，会使传统发生改变。但无疑他更强调艺术产生的背景，“个人的成绩不仅为他的人格、灵感和创造能力所决定，也为艺术的周围的各种关联所左右”[78]。因此，他主张将艺术放置于制度的布局中，从功能的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把某种艺术品放在它所存在的制度布局中，只有分析它的功能，亦即分析它与技术、经济、巫术，以及科学的关系，我们才能给这个艺术品一个正确的文化的定义。”[79]可以说，一个人类学家眼中的艺术，与哲学美学家所定义的艺术有着很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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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所做的一些田野考察，能够加深我们对他的文化观和艺术观的理解。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叫做《丰年祭中的经济因素》，研究的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丰年祭仪式。文章指出，他们狂野的舞蹈，他们绘制的文身，以及雕刻着象征符号的盾牌，实际上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一种功能[80]。他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对“库拉圈”（Kula ring）所做的分析，亦能见出他的文化观。这个存在于新几内亚东边的跨岛群交易圈同时以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进行两种物品的交换，可是这两种物品却不具备实质上的功用，但土著却愿意冒着相当的风险进行这种无限循环的交换。乍看上去，这种行为或许不可思议，但马林诺夫斯基却认为，这种交换过程倚赖于彼此间的信任，而这信任的原动力其实是为了其他民生物资的交换：由于各岛之间物资有限，彼此间依赖度颇深，库拉圈的交易过程得以建立彼此的相互信赖感，使其他顺带的交易成为可能之事。由此能够看到，马林诺夫斯基是如何从功能的角度对艺术加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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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德克利夫－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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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布朗[81]1881年出生于英国伯明翰，幼年丧父，家境不算宽裕的他依靠哥哥的资助，在剑桥三一学院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哈登的指导下，他于1906—1908年在位于缅甸南海岸的安达曼岛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成果就是于1922年出版的著名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1910—1912年，他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原始部落做过民族志研究。“一战”期间他曾担任海外教育官员。战争结束后，尽管他在英国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但由于英国人类学界的领头羊是马林诺夫斯基，更由于布朗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观点夷然不屑[82]。所以布朗一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从事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足迹踏遍许多国家。比如，1935年，他应吴文藻先生之邀，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三个月的客座教授，其间除讲授比较社会学的课程外，还带领学生进行了短期的乡村田野调查。1937年，布朗回到英国担任牛津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逐渐受到质疑，加之马林诺夫斯基本人也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因此布朗的影响力与日渐增，他提出的结构功能论也成为当时英国学界的主流观点。此时，他的事业也跨入了巅峰时期，1939年他接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席一职即可表明此点。此后他又到过巴西、南非、埃及等地任教。纵观布朗一生，“他的兴趣主要在于通过人际关系交往，向学生和同事们直接传播思想”[83]。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成绩斐然，不但在南非、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的多所高校创建了人类学系，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还培养了众多学生，这些工作对于早期人类学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比他的社会活动，布朗的著述不是很多，除《安达曼岛人》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原始部落的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ustralian Tribes）（1931）、《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1950）、《非洲的亲属与婚姻制度》（African Systems of Kinship and Marriage）（1950）、《社会人类学方法》（Method in Social Anthropology，未完成）（1958）等。但正所谓“山不在高”，《安达曼岛人》堪称民族志经典，布朗主张的结构功能论更是对人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人类学界最具影响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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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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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家，布朗并没有专论艺术的著作，关于艺术的分析散见于他的著述之中，尤其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有大量论述土著人艺术的文字。我们还是有必要先简单梳理一下布朗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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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师从里弗斯、哈登和迈尔斯等人，这三位都是剑桥大学托雷斯考察队的成员，且治学严谨，他们使布朗受到了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并且在多方面影响了布朗的学术思想。里弗斯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心理过程和社会过程，哈登强调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和形态学研究，这些观点都体现在了布朗的著述中。当然，对布朗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涂尔干。涂尔干主张根据社会事实解释社会现象，他认为，诸如禁忌、仪式等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它的存在先于个人并制约着个人行为，社会现象只能根据社会事实加以解释，社会现象具有规律性，应该采用与自然科学相似的实验方法来揭示社会的一般规律。布朗深入吸收了涂尔干的观点，发展出了大异于进化论和传播论的人类学派别——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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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称他的人类学为社会人类学，他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和《社会人类学方法》等书中，对社会人类学的对象、方法、历史、核心概念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下面简而言之，略作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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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将人类学研究分成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通过对这两门学科的比较，他阐述了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在布朗看来，民族学大约产生于1840年，其主要任务有二：一是进行人种和文化的分类；二是推测无文字民族的历史知识[84]，亦即历史构拟（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民族学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历史的方法；而社会人类学出现于1890年，孟德斯鸠、孔德、涂尔干等人是这门学科的先驱。它的主要目的是发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的规律性与通则。比较法与归纳法是社会人类学所使用的主要方法，通过不同社会现象的比较，可以找出其共通性与规律性。所以布朗有时亦称社会人类学为比较人类学。他对这两门学科提出了这样的论定：“把民族学一词的使用限于上面描述的历史构拟方法对文化的研究，而社会人类学一词则用来表示力求形成贯穿于文化现象的一般规律的研究。”[85]他在另一处地方指出：“社会人类学是一门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性自然科学，它研究社会现象，所用的方法与物理和生理科学所用的方法基本上相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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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的比较过程中，布朗对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以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以史密斯为代表的传播学派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是在构拟历史，所得结论无法进行科学验证。而社会人类学将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引入进来，将社会现象视为整体的过程进行研究，能够发现社会的普遍规律。“社会人类学作为一门归纳科学，必然是只依靠事实，只依靠得到确切证实的对事实的观察。”[87]这样，就研究方法而言，社会人类学就获有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科学性。此外，在布朗生活的时代，出于英国殖民地行政管理的需要，布朗时常受聘对殖民地管理者进行人类学知识的培训。实践经验告诉他，“被我一直叫做民族学的那种重建文化史和民族史的努力，对于土著行政管理或教育工作来说，也绝对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88]。在案件审理中，如果法官盯着土著的脑袋思考其头颅的大小，对于法庭审判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体现出的实用主义倾向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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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的社会人类学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与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有很大区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满足个体生命体的需要，而布朗对此一直坚决反对，他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而非个人。布朗用三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社会过程、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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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过程，在他看来，“社会人类学家观察、描述、比较、分类的具体事实并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个过程，即社会结构过程”[89]。社会生活是由人类的各种行动和互动构成的，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中存在着能够认知的规律，因此，陈述或描写某一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一般特征是可能的。这些一般特征就是社会生活方式，它包括共时性（synchronic）研究和历时性（diachronic）研究两个方面，前者是对某一时段上的社会生活方式进行解释，后者研究某个时期中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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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指出，结构是指在某个较大的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的配置或相互之间的组合。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90]因此，社会结构就是单个人的组合与配置，其构成单位是人。布朗以生物有机体类比社会有机体，他认为社会结构如同单个有机体的存在一样是实在的。社会结构的延续类似于生命物体的有机结构延续，是一个动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