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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跑北京市场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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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家井狭窄的街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前来购买仿古瓷的抚州人，他们大多数是本省抚州地区的东乡和临川的农民，他们往往提着一个提袋或背着一个包，三五人一伙到作坊的店铺中去买瓷器，资金薄的一次只买十几件，并且都是小瓷器较多，他们许多人是买“杀货”（景德镇陶瓷俗语），即买去后做旧，到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古董市场当古董卖，当然一旦被买主看出破绽就会承认这是假古董，可当仿古瓷卖，只是能蒙混便尽量蒙混。一次约花本钱一二千元，以一个星期为一周期，卖完后又立刻来景德镇买，每星期除来回路费及旅馆费、饭钱，可净挣五六百元左右，遇到一个抚州商贩，他告诉笔者说他主要是跑北京的琉璃厂，把瓷器放在袋子里，看见外国游客就走过去拿出东西请他们买，如有翻译就让其抽百分之三十的成。另外还送到各大宾馆去代销。在樊家井买的瓷器带到北京要翻十倍左右的价钱（冒充古董的价格）卖，做了十几年生意，买主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人，大多数是亚洲人，西方人较少。国内的买主也有，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做生意人和一些文艺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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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桂林做生意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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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店里遇到一位年轻的抚州生意人（30多岁），他说他从1986年开始来景德镇做瓷器生意，最早跑北京，但近几年北京琉璃厂开了不少瓷器店，生意不如以前，他就开始跑广西桂林，每次的货都不大，只有两三千元的货，问他只买这么一点货能挣多少钱，他说，他的瓷器都是卖给到桂林旅游的外国人，并且是卖高价（有时充古董卖），他一般是摆地摊，周期为7到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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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广州开瓷器店的抚州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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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樊家井还认识一位在广州开店的赵老板，他告诉说，他是抚州东乡县岗上集村人，以前是种田的农民，最开始向亲戚借了两三千元钱，买了一点仿古瓷到广州摆地摊，一般10天左右一个周期，至今已做了近10年的仿古瓷生意了，积了一点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广州戴河路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店面，共有三层，一层开店，二、三层放货和住人。他还有一个合伙人，两个人一人坐店，一人到景德镇买货，一次买三四万元，一个月为一周期。他说，像他这样在广州开店的仅抚州人就有近一百家，人数有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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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店的地方大多数在广州戴河路，这是一条非常偏僻的小街（大街店面太贵，租不起），一般做生意的人较熟悉，而游客和收藏者则不太熟，所以前来购买的也大多数都是生意人，到这里来买批发价。买去后再转手卖到国外。他卖的货青花较多，主要是因为他卖青花的历史较长，有这方面的老客户。与他做生意的客户多是港、澳、台及福建、广东、广西的商人。他在樊家井买好瓷器后通过从景德镇到广州的班车搭运，以箱为单位计算，一箱20元钱。景德镇每天都有去广州的卧铺长途汽车，只要24小时就可到，这趟车子也是这几年才开通的，并且坐车的人也基本是到广州去做瓷器生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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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都昌来做仿古瓷生意的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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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是景德镇附近的一个县，从那儿到景德镇来开作坊的农村人特别多，而做生意的则较少，长期在樊家井做瓷器生意的大约有十余人，他们一般三四人结一伙。笔者南市场遇到一个都昌人，约30多岁。他说，两年前他还在都昌县的一个副食品厂工作，厂里效益不好，听别人说在景德镇做陶瓷生意挺挣钱，就来到景德镇，先是投靠在舅舅家，当时只带了700元钱，先到亲戚家赊点瓷器，到北京去卖，第一次没经验，对瓷器也不熟悉，连手工做的还是机制的都分不清。所以基本没挣钱，但总还算保住了本。后来慢慢有了经验，每次用提包装十几件瓷器到北京，见到瓷器店就往里面钻，还有大宾馆，后来慢慢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在北京市场淡季时，就跑云南，在云南主要是跑宝山市，宝山市是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城市，在当地直接有开店的老板。他们不管销售，只管贩运，来回十几天周期，而当地的老板主要是通过一定渠道销往缅甸、泰国等。他还告诉我说，每个市场对仿古品种的需求都不一样，像这些销往缅甸和泰国的主要是仿清三代的珐琅彩和粉彩，而北京和上海市场则喜欢仿明、清的青花瓷，台湾和福建也是喜欢仿清的粉彩。他现在生意做大了，不再用手提袋了，而是包车子送货，每次运十余万元的货，但是利都较薄，主要是因为自己不直接销，而是送给当地的瓷器店，所得的都是批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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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跑北京市场的本市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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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38岁的中年人，他告诉我说，他以前是瓷厂的采购员，这几年厂里生产不景气，从前年开始挂编，自己出厂谋出路。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厂里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以前为厂里采购，而现在是为在北京开店的老板采购（老板是北京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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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做瓷器生意的资金来源是妻子开服装店挣了点钱，从她那里拿了3000元本钱，买了一点瓷器，到北京卖给北京的一些瓷器店，后来觉得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工作，就一直做了下来。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利润较薄，每件瓷器只挣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每次到北京贩运瓷器都是结伴而行，常常是五六个人同租一辆货车（运到北京约6000元一趟）。各自在自己的瓷器上贴好标签，不仅可以节约运费，一路上大家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一般每次带二三万元钱的货，每跑一次可净挣两三千元钱，半个月跑一次。每次都是在北京坐店的老板开好单子，拿着订单来购买（一般自己先垫钱，买下后再送到北京，老板收下后再付钱），有现成的货就拿现成的，没现成的就临时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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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方式一般是用现金买断，但有熟悉的长期客户，双方彼此能互相信任的，就先拿货，等到北京卖掉后回来再付钱。其购买的品种以青花仿古为主，樊家井是主要购买点，有时也上本市其他市场去补充这里没有的品种。他认为北京市场（以他的角度和所经营的范围来看）是以景德镇的仿古瓷、花盆、花钵较多，已趋饱和，买者主要是外国人（大使馆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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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着包买瓷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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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包买瓷器的男人在樊家井随处可见，但女人却极少，在樊家井搞调查的许多日子里，只遇到过一个女人。当时笔者正坐在一个熟人的店铺里聊天，她走进来要买瓷器，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身上还背了一个包，就知道一定是做陶瓷生意的，便走过去与其攀谈。得知她原是光明瓷厂的工人，今年40岁，是上海的下放知青，与当地人结婚后就一直留在了景德镇。有两个儿子，老大19岁，老二17岁，学习成绩都很差，升不了高中，她就将工作让给大儿子做，自己则出来跑生意。开始没本钱，就到开作坊的亲戚朋友那里先拿上货去销，销完后再付钱给人家。就这样慢慢积下了一点本钱。每次在樊家井买好货后，就用四个硬纸箱装好，再背一个包，提一个手提袋，共六件行李，坐上火车送货到各地的瓷器店，她并不固定一个地方，主要跑广州、潮州、上海、北京等。连坐火车的时间都算上，来回一个星期，一般在目的地待两三天，如果时间太长就会挣不了钱，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她则是跑单帮。从她饱经风霜的脸和疲惫的神态上，可以看得出她比较辛苦，用来装瓷器的包也比较破旧。问她为什么不让丈夫出去，她说丈夫太老实不善于做生意，现在光明瓷厂当工人，每月工资约2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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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位年轻的台北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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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能在樊家井非常顺利地搞田野调查，多亏了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她也在这儿开红店，她每天都抽出不少时间带笔者去认识各种不同的作坊和店铺老板。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一位时髦女郎的男青年，见到笔者的同学赶紧停了下来，用景德镇话与其打招呼，看着他笔者觉得怎么也不像当地人，后经同学介绍说，他是台湾人，家在台北住。听完笔者吃了一惊，台湾人会讲景德镇话？他看笔者吃惊的样子便解释说，他到景德镇来做陶瓷生意已有七年了，不仅会讲一些景德镇话，对景德镇的陶瓷市场也了如指掌。他每次在台湾和景德镇之间来回的周期约一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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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刚来时经常到樊家井的店铺里买瓷器，但现在熟悉了，知道上谁家可购到精品，就不太到樊家井来了。而且他刚到景德镇来时住的是旅馆，现在则租了一套房子，有了固定的住所，为了出来购买瓷器方便还买了辆摩托车。有许多开作坊的人都认识他的住所，知道他来到景德镇，便会主动上门与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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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东北来的陶瓷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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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樊家井待的一段时间所遇到的流动商人中，抚州人最多，但也遇到过一些外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对东北中年夫妇，他们是从沈阳来的，以前在沈阳是开古董店的，听说景德镇的仿古瓷好销就特地来进货。为了购入合适的瓷器，他们一连在这里转了好几天，要价很低，不时停下来和老板砍价，笔者在旁边看了觉得挺有意思，当地人告诉说，抚州人砍价更厉害，为了一元钱他可以和你僵持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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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笔者调查时的那段时间天气正热，碰到的大多都是国内的客商，尤其是本省境内的，外商碰到得较少。通过对这些商贩的考察，使笔者了解了国内外市场的信息。也了解到樊家井每天生产的这些瓷器是销往何处，而且欣赏对象是谁等问题。而且还了解到了这些客商们的身份，其中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些下岗工人。这时景德镇的国营瓷厂已有一部分关闭了，据说，不久便会完全关闭，走向私营化。这样一来景德镇的许多陶瓷工人将会面临新的生活选择。包括社会组织的重构，生产技术和知识结构的重构，笔者所描述的既是一个向传统回归的景德镇，又是一个全新的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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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血缘与地缘的集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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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家井开作坊的陶瓷艺人除了一部分下岗工人外，其余大多数都是江西境内农村的农民，大量附近农村的农民涌入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生产，其实这不是80年代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景德镇的历史上就有过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尤其突出，明初，政府在景德镇正式建立官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官府到江西境内各县征派“上土夫”、“砂土夫”等辅助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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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中期一方面是景德镇陶瓷业手工工场的兴起，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作为其扩大再生产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1522—1566年），农村的土地所有比以往更加集中，通过皇帝的赏赐，购买或农民向地主投托土地以逃避税收形成了许多大地产，许多农民被迫抛离土地。而在江西，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1540年的特大水灾），农民们从附近的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和都昌等县被吸引来到景德镇，但最初这些人没有技术只能作为辅助工。而那些原属官窑征派的上土夫、砂土夫等辅助工役，因长期从事陶瓷生产，由辅助工而成为熟练工，然后就留在景德镇成为世代相传的陶工。因此，景德镇自古以来从事制瓷业的十有八九都是外籍人，这种人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上所说的从相邻地区来镇谋生从艺的农村人，也包括少数从其他窑场迁来的技术工人；另一类是来镇贩瓷的商贾，前者多来自本省境内的农村，后者则多来自全国各省市甚至海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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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客商和工匠激增，为景德镇名目繁多的行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这些外来人口、各地移民为了维护本地人的利益，联络乡谊，都要借助于行帮的庇护。而这些行帮都是以地域和宗族来划分的，不同地域和宗族的人垄断着不同的行业。如景德镇历史上有名的徽帮、都帮、杂帮等就是按地域来分的行业帮派。而在这些大的行帮里又按村庄和姓氏来分成更小的集团，在这些集团中都多少有点血缘或地缘的关系。特别是每个手工业作坊里手工劳动者基本都是由家庭成员或多少与这个家庭有这样那样的血缘关系或同宗关系的人。如解放前景德镇烧窑的窑户老板基本上是都昌人，而且是以冯、余、江、曹四姓为多。其他如琢器以抚州人、丰城人多，打杂、做重工以南昌新建人多，彩绘、雕塑基本是丰城人。这种以地域和姓氏来垄断行业以形成一个个地域性和血缘性的群体，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特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地域性的宗族关系，早已不存在或已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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