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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手架项目表明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发挥着朗西埃意义上的审美实践功能的。脚手架代表“一种干预了行为方式的通常分配的行为方式”。[356]“行为方式的通常分配”是指当局认可的房屋扩建规范程序和做法。脚手架项目并没有直接质疑这些政治范畴决定的程序和条件,而是利用这些政治范畴条件,作为施行意外的城市行动的条件。这样人们获得了扩建房子的机会,并且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设计行动主义具有重新协商所为(这里指居住)和所感关系的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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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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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城市,城市规划立法要求公民按规章制度行事;立法许可人们体验某些事情,但不是所有事情。然而,立法权的后果很不透明,而且似乎常常根本不反映城市居民的利益。公民通常不可以在街角植树;他们不可以在当地咖啡馆前建跷跷板,自己享用咖啡的时候孩子可以玩玩跷跷板。即便是咖啡馆店主和多数市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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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街道》项目中(见图36),圣迭亚哥·西鲁赫达将地方立法变成了城市秘诀,向塞维利亚某个区的居民展示如何将垃圾箱变为孩子游玩天地或其他有用装置,让市民能够积极规划和影响他们的街道。[357]即使是临时的,该项目也揭示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如何发挥抵抗行为的功能,借以悬置现有权力和政府组织机构,让城市景观回荡起前所未闻的声音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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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圣迭亚哥·西鲁赫达:占领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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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园艺和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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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的美学异议概念有利于理解以设计师的方式利用园艺构建颠覆性干预的微妙战术。根据朗西埃,美学异议并不是竭力推翻或超越制度性权力的行为所产生的效应。相反,美学异议来自于非暴力行为。这些非暴力行为颠覆了现存权力体系控制和支配社会某个群体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又是不证自明的。这种权力动摇可能会形成新的团体和身份发展空间。请注意:导致异议的行为本质上具有政治范畴和美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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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开发商阿特里尔建筑工作室(aaa)的近期项目可以证明这些思想的效用。在巴黎北郊拉夏贝尔地区,aaa运用园艺战术干预该地区的荒地和边角空间。拉夏贝尔地区常受一些社会问题困扰,包括吸毒、失业以及文化基础设施贫乏等。这些问题往往让能给该地区带来变化的开发商望而却步,妨碍了融资。但是,aaa邀请拉夏贝尔的当地居民参与了《生态箱》项目(见图37)的设计和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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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法国拉夏贝尔的生态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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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箱由一系列花园和其他社会互动形式组成。这些花园的用料不仅有会议、聚会、烹饪、游玩用的移动家具,还有回收材料。此外,围绕生态箱而建的墙上有一系列的窥视孔。这些窥视孔决定了人们从外部观看或凝视的观测条件。以这种墙体形式,《生态箱》质疑公共空间的主流视觉体制,从而暗示重组现存社会群体间的权力关系。拉夏贝尔的居民已经习惯于作为“被看”的对象,被警察看,被监控摄像头看。他们很多人被视为非法外侨,被剥夺了自我表达的权利。但是,《生态箱》翻转了头上的权力关系,赋予了居民对大众目光的控制权。《生态箱》不仅是政治范畴设计行为,还是审美实践行为,改变了城市体验的条件,为本被忽视的社会群体提供了表达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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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4. 设计行动主义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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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例证,笔者提出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的新框架(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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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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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并不能认为该框架是完而无缺的—添加更多的城市体验范畴,可以扩充该框架。此外,该框架并没有图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使用的种种技术。这些技术包括战术地图学(如iSee项目)以及应付城管的方法(如圣迭亚哥·西鲁赫达的《城市秘诀》项目)。诸如此类的技术可能还有很多,其中有些技术被纳入了本文所讨论的其他框架中,有些没有。笔者选择不把这些技术纳入到框架之中,因为这些技术本身并不是设计行动主义的本质。相反,设计行动主义的焦点在于在人民之中所引发的效应上,所以,笔者把这些效应纳入了本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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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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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框架,从而理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重要性、运作机制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简要的文献综述表明,现存的理论框架并不充分,并没有考虑到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要素和材料。譬如,索普将其框架建立在社会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而福阿德·鲁克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主义思想,如《五项资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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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考察设计行动主义所引发的效应,使该实践的概念更加清晰。当然,索普所言的许多设计行为(例如传达和抗议行为)都可以囊入设计行动主义。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通过美学手段和表述,这些行为产生迪绍甫所阐述的效应:揭示、质疑和异议,那么就只能把这些行为视为设计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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