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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集的部分代表了这种活跃生活的第二阶段，这种生活因理解（而不仅仅是遵循）精神伦理教诲的基础而得到提升。这同样代表了冥想生活的第一阶段，精神成长的内路。个人进行自我反省，谋求理解。这个中间阶段代表着一种反思式的活跃生活，传统上被认为“优于”单纯的活跃生活。[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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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区域代表冥想生活的第二个级别，在此人们多半（但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回避活跃生活，专注于内心的成长。它代表着在所有文化中存在了数千年的冥想传统，但是仅适于那些性情上倾向于这种苦行的人们。这样的生活献给了“唯一必需的东西”—我们知道传统上这被视为我们“最好”的一部分，因为它会引向一种统一感、完整感和喜悦感，也就是真正的幸福。[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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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阶段所存在的背景，代表一种未受这些想法开化、或者对这些想法漠不关心的生活，传统上认为这是一种放任的生活，或者说失去了生活的目的。这是缺乏反思的生活，追求肉欲、世俗的欢愉；是未经反省的生活，也是苏格拉底认为不值得一过的生活。[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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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统中用各种象征的方式描述这些个人发展阶段，从心无正念到可以通往内心转变的正行、正见和正命。[401]类似的想法也出现在所有的伟大传统当中。伊斯兰教中，“好的”活跃生活，正行的生活，是依照神圣的法典“教乘”的生活；而冥想生活，更加玄秘且狭窄的小路，是人们所知的“道乘”。[402]佛教谈及心无正念的不纯洁之路以及八正道，后者包括正见、正志、正语、正行、正命、正治、正念和正定（原作者只提及了八正道中的七个，第八个系译者补充），它们通往一种统一感，即涅槃。[403]印度教中，有无知之路、行为之路（确保世俗的活动符合更高的意义）、精神智慧的知识之路以及虔信之路（取道通往正觉的内心自我）。[404]表4概括了这些对内心发展的传统理解，并与人类的需求、对于人的意义的不同理解和包含精神性和实质性价值（即个人的意义）的可持续的四重底线，以及同它们类似的构想。虽然这些不同视角中的因素和重点并不完全一致—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外在的活跃生活与内在的精神自我发展之间的关系。传统上来说，是内心的发展引向了世间“正确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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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可持续的四重底线及其与人类需求、人类意义和内心发展传统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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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考虑，这一点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是个悖论，即关于冥想体验和内心自我与仁义的发展，据说知识是障碍，分析无意义，研究不适用，方法不相关，技巧无用场，解释不可能。[405]冥想修行及其产出的顿悟是非智性的、非情感的，也不以理性为基础。另外，它们并不要求使用逻辑，也不依靠推论思维。[406]如果我们想想“爱”，或许更容易理解这些概念，因为那也不依赖于研究、分析或者智力；在精神传统中，爱这个词常常涉及仁义或者无私的爱。再者，有些传统（例如，佛教的禅宗）特意设法使智性推理和感情混淆，从而促进更深刻的认知之道。智力的东西与思考某事有关，感情与感觉某事有关，但这里需要的却是直接的体验。[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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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关于精神性的含义和精神发展之路的简略回顾清楚地表明，精神性的传统理解与我们“世俗的”活动、活动的本质和内容，以及我们追求它们的途径都有着密切而重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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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70002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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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6. 精神性、冥想和创造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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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早期大多作品不同，1968年75岁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约恩·米罗（Joan Miró）创作了三件画笔稀疏的巨幅画作，取名为《为一个隐士隔间而作的白底画Ⅰ、Ⅱ、Ⅲ》。每幅画中，白色背景上都有一根飘忽不定的连贯手绘黑线。米罗这样谈及这些画作，“……只需要一瞬间我就可以用画笔画出这根线条。但思考形成这根线条的构思，却花了我几个月、甚至可能是几年的时间”。[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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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传统和创造性紧密相连。人们通过实践、思考和反思来进行创造性活动，因此这种活动与冥想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真正的创造性努力表达的是类似于“内心的”或者“更高的”人类诉求—艺术的精华把我们指向精神性的理解和真理，而视觉艺术具有精神性维度。[409]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认为所有的创造性都关乎爱。[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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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顿悟或者自发的内在理解是冥想修行和精神发展的修炼过程的基本部分。它涉及即刻、直接，但稍纵即逝的对现实的体验和意识，既非思考得来，也不容争辩，东西方的精神传统（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传统）都认可这一点。[411]它也是创造性的基于实践的活动的关键特征。在这两类活动中，此种顿悟常常是通过专心、自律和坚持而获得的。与系统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这是许多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的特点所在）不同，这种顿悟却无方法论或者技巧可依。相反，它是实践、专注思考和冥想那样一种整体的、沉浸式的过程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结果。事实上，方法和技巧毫无用处—这样的发展无法通过推理或者发散和分析思维来实现，而知识有可能是一道障碍。[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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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相当冒险的不确定过程不同，依靠目标明确、有把握的行动过程，一组明确的目标和一套清晰的方法论能够提供一个更能掌控、更加安全的选择，但这也有可能是回避深层问题的方式。如果开始一个项目，大量时间都耗费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以便获得证物或者证据，这也许会把我们送上一条非常忙碌、操作程序却常常十分机械化的道路。这样的工作可能便利可靠，或许能够取代那些困难的、常常令人焦灼的任务：沉浸到过程之中，力图创新，从而获取突如其来又捉摸不定的顿悟，人们凭直觉感到或者知道—却无法证明—又有其“正确性”。这要求我们信任，并一心一意地执着于这非智识的、反思型的创造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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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这是人一直具有的，是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一种核心品质。他觉得，这种品质同样也是不断创造，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断生成人造环境和造物的核心。拥有这一永恒（虽然可以被感知却依旧无名的）品质的场所、建筑和造物，有助于形成与人类精神共鸣同时滋养人类精神的人造环境。[413]然而，它并不能预先规划，它产生于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无法归纳，却是情境而异。[414]在此，我们看到一种人类精神与设计个性及要旨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人们提供营养的设计，支持并且合乎自然环境的设计，变得与“场所的特性”本质相连；[415]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因此，这样的设计与本地化有关—斯克鲁顿（Scruton）和其他学者都主张，这一点对于应对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问题至关重要。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是当下理解可持续的内在诉求。[416]斯克鲁顿认为，宗教或者精神修行重视当下和眼前，对我们理解神圣和关爱场所都很关键。正是这种个人的关系创造出责任感，并克服仅仅把地球视为“它”—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的观念。[417]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观点把他的论点锁定在本地的行动上面。有些人采纳了一种更大规模或者宏观的视角看待环境和精神考量之间的关系。也有人提出，要改变当下对环境的破坏进程，需要广泛的精神重建。[418]塔克（Tucker）声称，要纠正我们看待自身在地球生命的自然过程中地位的方式，就需要一个宏观的视角，而且这种纠正会拷问生态系统和我们对神圣的、精神性的、宗教意义的理解之间的关系。[419]贝里（Berry）主张，西方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定胜天的观念，精神秩序感和自然的神圣感随即消失殆尽。要树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尊重地球的观念，关键在于重新发现地球的神秘性，再度仰慕地球，一种重生的关爱感。[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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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论是从本地视角还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都有很多权威声音，认为人类的行动与环境责任和管理以及我们的精神或者宗教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些关系并不抽象。它们可以渗透在我们的经济观之中，如当下对增长的批评，见诸于生态经济学、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及道德责任感，以及就像美国英特非公司（Interface Inc.）制定的商业策略之中。[421]它们会影响我们对设计的看法和设计方法—如建筑学中的亚历山大、凡·德·林（Van der Ryn）和戴伊（Day）以及产品设计中的帕帕奈克（Papanek）和布兰茨（Branzi）等。[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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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7. 对设计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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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物质（即外部的）造物设计的富有想象和创意过程的相关问题时，我们看到，智力讨论分析和传统意义的研究往往都不如直接投身于过程本身那么重要；那是一个通过实践、阅读、思考和冥想而进行的过程。它要求免受干扰、全神贯注的“繁忙工作”和持续保持专心和活跃。事实上，在此过程中，似乎什么也没做。另外，在创造性过程当中，常常要求设计师进行美学判断，这是基于感官的行为。因此，情感（感觉）自然而然、也是不可避免发挥着作用。认识到情感是内在自我和我们在世上的外部活动和体验之间的联结者，这一点非常重要。[423]在设计一个造物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响应，我们对进行中的工作的“感觉”。这些响应可能与精神发展的概念有关，因为“正行”的传统概念—前面探讨过的个人伦理标准—可以作为适宜决策的关键来源。冲着这一目标，为了认识逐渐展开的工作的特性，保证训练有素或者认真的批评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工作变得与情感反应相关，而这些反应与精神上对正行、正命和正治之类的理解不调和时，如有必要，还要重新调整工作的方向。这些也许包括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私、贪婪、虚荣、欺骗或者名望的感觉；或者如果设计决策意味着手头的工作有可能唤起这样的情感，那么其他人也会产生这些感觉。这一反思式的批评可能适用于造物设计本身，也适用于和广告和营销等相关促销材料的设计。正是这种批评连接起个人意义（包括精神性和实质价值观）与创意决策，继而关联到我们的人造环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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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活动、情感响应和认真批评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我们内在自我和我们在这世上的行动之间的重要链接。合乎精神理解、体现着冥想修行所得意识的物质文化，会开始传达一种与当下显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会被一种力求摆脱与内心成长不相符的事物的方法所驱动。这些事物包括，例如，分散注意力的物体，那些提供无限的消遣可能、鼓励自我放纵、或者助长虚荣心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混淆了关于“正见”的理解或者与之相矛盾。有可能，我们的物质文化，以及物质文化设计和表征的方式，可以与内心发展高度一致，由此改善其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指向一种物质文化，它不那么关心便于“忙碌”、功用、完成实际任务和“发迹”；也就是说，它不那么关心创造和帮助外部世俗活动的发展。与之相反，它暗示着一种提供恰当环境的物质文化，让人的“内在”和“外在”保持一致，这也是传统的智慧和幸福之路。[424]这并不是要拒斥技术产品和它们带来的益处，而是要认识到在优先事项和途径中存在的显著失衡—伴随高速的科技进步的不只有各种级别的生产、消费和严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废弃物，还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物化，损害并且排斥其他认知途径。在这一方面，对于“善”的传统理解与社会和环境关爱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也要求我们关爱社会、关爱环境。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把“内”功或者说精神发展与外在的德行以及对他人、对世界本身的怜悯联系在一起。显然，许多当代设计实践与这些理念是矛盾的，它们时常助长占有欲、嫉妒和对地位的追求。不同于关于活跃生活的传统理解，在当今的企业文化（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现代性的结果）中，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了解，还常常对立于那些古老的教诲和价值观—弘扬公正适宜的生活之道，倡导“好的”活跃生活，无私、仁义而“神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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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第一要务是盈利，为了让组织及其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企业雇员“从法律上不得不搁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425]引人侧目的是，像其他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人们一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任何别的重点，比如说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还可以加上环境关爱），视为对自由社会的威胁。[426]然而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行动，淘汰这些过时的观点。例如，B型认证公司将社会和环境责任融入商业模式当中，通过合法的架构，保护自己免收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行为的伤害，因为这种融入或许会对利益最大化产生不利影响。[427]然而，这样的发展仍然只是例外而非主流。同样有必要认识到，除了优先考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企业使用营销技巧施加的心理操控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无孔不入。因此，借助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官方的政策支持，企业运作往往暗中削弱我们对于善、正行和伦理价值观的不渝理解，这些理解来自于“内在的”发展，表现为无私奉献、怜悯和仁义。巴甘（Bakan）认为，当代企业是一个道德盲区，为了利润剥削他人，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缺乏道德指南，借以阻止自身活动危害他人。[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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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完全意识到环境后果正在变得愈加严重，毫无缓减之势，社会剥削已经非常严重。这种剥削既有通过采用生产方法，又有通过为了维持增长的市场发展。纳伊尔主张，突破基于增长的体制十分必要，这种体制一味以将电子产品和汽车卖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为目标，这种体制将做生意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转嫁给纳税人，为公司和股东聚敛财富，基本上以自我利益和贪婪为基础。[429]正因为这样，它是一个与所有流传至今的伟大精神和智慧教诲完全对立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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