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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Julka Almquist and Julia Lupton,“Affording Meaning：Design-Oriented Research from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Design Issues 26, no.1（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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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Donella Meadows Thinking in Systems：A Primer（Vermont：Chelsea Gree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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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Oksana Mont, Functional Thinking–The Role of Functional Sales and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for a Function-Based Socie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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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Oksana Mont, Functional Thinking–The Role of Functional Sales and Product Service Systems for a Function-Based Societ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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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技术设备理解为物质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这是循环、实现和保持权力结构的物质机制。如阿尔都塞在其关于生产条件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行为分析中所言，“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机器及其实践之中。这种存在是物质的。”也就是说，经过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体验，我们被建构为特定的主体性。Louis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London：Verso, 1993 [197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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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科特·拉什（Scott Lash）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和因果关系有精辟而又简要的论述，参见其在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建筑设计研究中心宣读的论文“Intensive Culture,”（2006）http://roundtable.kein.org/node/414（2010年12月1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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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Alain A. Findeli,“Ethics, Aesthetics and Design,”Design Issues 10, no.2（199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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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Daniel D. Miller, A Theory of Shopping（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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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London：Coronet, 1996）, 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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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Cook, Bhamra and Lemon,“The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of Product Service Systems：from Academia to UK Manufacturing Firms,”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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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投票箱投票系统的替代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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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lternatives to the Ballot Box Vo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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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克拉布[1]（Anthony Cra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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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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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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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始终有个理念，希望通过设计一种物理性的系统，使公民们能够参与决策。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公民帮助实施了克利斯提尼统治新系统，他们将标有“赞成”或“反对”的记号牌投入两耳细颈酒罐。罐子可以清空，同时其内容可以公开清点，以便确定大多数的决定。[2]这种原始的设计在今天大部分的民主制度中依然存在，只是最显而易见的物理性区别在于用纸质选票和可加锁的票箱更换了记号牌和罐子。更重要的体系区别是今天的公共投票主要用于政府代表选举和政党选举。这种民主政党（或代表）体系，按照17和18世纪英国议会的做法，通常被称为“威斯敏斯特”体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最初的雅典民主是“直接的”，所有的主要政策都由民众投票决定，而不是限制在500人议事会投票（即由500个区域代表组成的常务理事会，是现在国会的前身）。此外，500人议事会和立法机关的成员不是通过投票产生的，而是从公民中抽签选择而来的。抽签用的是石头雕刻的设计精巧的抽彩装置，称为古希腊抽签器（kleroterio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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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认为威斯敏斯特体系重振了雅典民主的原则与价值观，那都是英国议员的幻想。英国议员仅仅创立了一个体系，以此来决定哪种派系可以获得一个固定时期轮流治理国家。如英国大法官昆廷•豪格（Quintin Hogg）于1976年建议，威斯敏斯特体系也许叫作“选举独裁”更好，[4]公民可以扮演的角色只是决定哪些人应该在机构中代表他们地区。狄更斯将这种机构形容为“英国最好的俱乐部”。[5]只有这些机构的成员才能决定什么是他们希望考虑和实施的立法，如何组织自己去处理此类事务，何时工作，应该收到多少工资和费用，谁可能游说他们，等等。共和制民主试图通过选举产生的总统去平衡自我验证的代表机构的权力，以总统代替威斯敏斯特原型中的世袭立宪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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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和现代社会对于投票箱的不同运用，揭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致力于设计更现代的政治投票系统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应对的。当然，现代信息和传播技术（ICT）通常建议更有效的投票方式，比如“电子投票”；此外，“电子民主”也具备更多机会征求民意，表达民意。自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ICT投票平台已经能使观众通过按键电话为竞赛节目的参赛者投票。与此同时，很多大型组织已经通过网络投票平台选举他们的高层官员。在过去的十年中，很多政府已经开始进行网络投票试验，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还开展了区域层的各种电话投票试验。[6]尽管有了这些试验，在撰写本文时，爱沙尼亚似乎是唯一的一个拥有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全国选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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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全世界持续不断地针对纸质投票结果的游行，这些投票试验进展缓慢，令人吃惊。有的事实上是投票机产生的结果，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选票结果存在争议，引起了“悬挂票”风波。这种设计缺陷不禁让人要问，究竟什么才是成功体系设计的障碍呢？不管电子投票系统可以放在什么设计范畴—无论是产品设计、界面设计，还是服务设计—所有物理投票系统的设计都包含人和技术因素。因为民主投票系统的政治性都能唤起人民对于“权利”的感知，所以投票系统自然提出了权利的竞争观，不同公民团体间的竞争以及公民与政客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使得电子投票成为产品设计或服务设计非同寻常的案例。为了解释政治电子投票“服务”是如何不寻常，本文考察了一个电话投票系统设计的案例研究。该案例旨在通过使用大家熟悉的电话和网上银行的加密方法，克服互联网系统物理形式中固有的安全问题。正如案例所示，这个设计方案所面临的人为因素对方案的成功实施所构成的障碍，要远远大于所遇到的任何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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