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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尼维尔和贝当都接到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报告，内容都表明法军士气正在下滑。因为霞飞执意为索姆河战役积攒新锐部队，贝当发明的轮换作战机制已无法正常运转，它所产生的良好效果也渐渐被消磨殆尽。在6月份的战斗中，各师被迫在前线待更长的时间，每次上前线作战平均都要损失4000人。很多部队都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体验凡尔登战场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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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战场上士兵们会经历的种种苦难当中，干渴现在成了新的无处不在的酷刑。有一个旅在6月中旬坚守弗勒里附近防线时的经历很有代表性。法军起初打算由后方向他们运送水，可是失败了，大车和木桶全被德军大炮打得粉碎。在此后两天的酷暑中，这个旅根本没有水，最后不得不派200名士兵从1英里开外的拉富尔谢（La Fourche）背水上来。当这些渴疯了的背水士兵接触到水源的时候，现场出现了一阵混乱。他们不顾上级的命令和德军的炮击，等自己喝够了水，才用桶背着剩下来的水给战友送去，可是在敌军炮火之下，多数水都洒在路上了。这个旅又在干渴中度过了一天。生理上的干渴开始超出人类神经所能忍受的程度。士兵们已连续数月不断撤退，他们遭逢的失败无数，却从未尝过胜利的滋味。心理上的创伤与干渴相互交叠，开始对部队产生影响。第2集团军刚经历过反攻杜奥蒙堡的惨败，还没恢复过来就又丢了沃堡。现在德军又在稳步前进，支援敌人的炮兵火力比以往更加强大，谁能说得清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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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普恩加莱总统注意到宣扬失败主义的报纸《小红帽》比以往更加起劲了。在前线， 30岁的艺术史专家马克·博阿松中士写的家信可能非常准确地描绘出了很多士兵的感受。博阿松是由犹太教改宗的天主教徒，他在战争爆发时踊跃报名参军，内心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和“战士的爱国主义热情”。凡尔登改变了这一切。博阿松在6月4日这一天从杜奥蒙附近的阵地给妻子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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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开始向自己质疑，到底什么是胜利，是否已不可能达成任何形式的和平来拯救人类。法国的动脉在2月21日被切开，大股大股地不停地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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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这位前军国主义者给妻子写信，告诉她自己被调到非战斗部队，别提多高兴了（这次调动让他多活了将近2年）。他后来清晰地感觉到了凡尔登全体士兵都能感觉到的心理上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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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生了可怕的改变。我不想跟你多说战争给我精神上带来的可怕压力，可是你逼我说出来。我感觉自己被榨干了……我变成了一个被挤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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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正在下降，法军在战争中第一次出现了士气消沉的现象。法军总司令部驻第2集团军的联络官坐在舒适的参谋宿舍里写报告，提到了杜奥蒙堡反攻惨败以来出现的“某些纪律败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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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40团，有大约50名士兵拒绝返回前线战壕。这些士兵的态度得到了上至旅长的各级军官的纵容。这些士兵被送上军事法庭，可是受到的惩罚跟他们犯下的罪行相比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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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1师，尤其是第64团，有士兵因不愿被派回凡尔登屠场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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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第12军里流传着即将发动一次静坐抗议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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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令人担忧的前奏而已，第二年，类似的现象将在整个法国陆军中大规模地蔓延。路易·马德林（Louis Madelin）婉转地称之为“黑色忧郁危机”，尼维尔命令军官们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应对这种危机，同时老调重弹地强调，“不投降，不后退一步”。这些措施很快以武断且可悲的方式遭到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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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堡陷落后，蒂欧蒙工事的右翼地区由布瓦耶（Boyer）将军下辖的第52师防守。这个师的前卫团在6月7日夜间遭到和刺刀战壕那边同等程度的猛烈炮击。当德军突击群在第二天早晨蜂拥而至时，第291团的一个营在营长阵亡后几乎全营投降了。友邻部队第347团遭受的炮击还要更厉害（此外，一如既往，他们还遭到了法军155毫米大炮的误炸），在德军发起冲锋前只剩下6名军官和大约350名士兵，可是这个团仍在坚守阵地。那天晚些时候，少尉埃杜因（Herduin）看到自己这个连只剩大约35名士兵，马上就要被包围，于是下令撤退，这就违反了尼维尔的命令。他的后撤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第347团的有些部队崩溃了，个别士兵一直逃到凡尔登郊区才停下脚步。两个团的溃散在法军防线上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缺口。尼维尔随后追究责任，布瓦耶将军下令不经审判就以临阵脱逃的罪名枪决埃杜因和海军准尉米利奥（Millaud）。判决由埃杜因自己的那个排执行，士兵们人人眼里都噙着泪花。官方记载说埃杜因临刑前获准“亲自指挥行刑队开火”，据说他最后的话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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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你们要向我开枪，可我不是懦夫，我的同志们也不是，可我们的确放弃了阵地，我们应该在阵地上战斗到底，战斗到死。如果你们将来处于同样的绝境，绝不要撤退……坚守到底……现在，仔细瞄准，瞄准心脏！上膛！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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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听起来怎么都不太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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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军官的故事直到战后才被大众所知，引起舆论一片喧哗。这种情况下的判决公正性很成问题：在那次以及之前的战斗中，埃杜因和米利奥两个人都以在敌人火力下的勇敢表现而享誉全团，很可能另有他人比他们两个更应该对第347团的崩溃负责。在死刑执行之后几天，霞飞下令“撤销”蒙受了耻辱的第347团和第291团的番号，两个团的军旗被送回仓库封存。这就是在凡尔登战役最危急时刻，法国对临阵动摇者的严厉处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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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三四月间曾在凡尔登作战的法军连长当时驻守在沃埃夫尔地区比较平静的地段，他从远处观察6月份的战事，极为沮丧地得出结论，城市肯定守不住，更糟糕的是“法国陆军将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失败”。在离战场更远的巴勒迪克的集团军群司令部里，贝当也受到了弥漫在第2集团军里的失败情绪的感染。他有着了不起的、近乎神秘且常常过于敏感的直觉，能够比任何人更清晰地感知凡尔登前线战事的苦难，也能预见士气已低落到何种程度。就物质层面而言，他认为局势也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边缘。由于尼维尔在5月和6月上旬发动的代价惨重的反攻，在前线平均每3天就有两个师丧失战斗力，以前法军允许的战斗力丧失的速度是2天一个师。炮兵对战役至关重要，他们的状态却很成问题。除了在炮兵对战中的损失外，法军大炮发射了天文数字的炮弹，磨损的速度超过了替换的速度。而德军的生力军似乎源源不断。贝当在6月11日致霞飞的信中指出，自己拥有的大炮比一个月之前有所减少，“从炮兵这个角度说，我们居于1比2的劣势”。而且前线每后撤一步，炮兵就会丧失更多的观察点，这就是步兵被自己大炮误炸频次异常之高的主要原因。在波尔克的“空中马戏团”短暂亮相期间，法军炮兵还面临着德军将重新夺取制空权的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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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在被霞飞狡猾地明升暗降之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尼维尔跟霞飞的夹板之中，而这两个人对于凡尔登局势的严重性不是过于自信、充耳不闻，就是故意装聋作哑。一方面，尼维尔在他徒劳的反攻中消耗掉了集团军的有生力量，又叫嚷着要更多的人。另一方面，霞飞全力以赴准备即将在索姆河发动的决定性一击，已经有一个多月拒绝给贝当调拨生力军了，甚至从他那里撤回了一些宝贵的重炮。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与此同时，尽管贝当在战役的最初阶段曾设想放弃默兹河右岸，在凡尔登城背后抗击德国人，甚至尼维尔也在谈论后撤的必要性，但是贝当对法军士气状况的感知极为敏锐，他清楚现在放弃凡尔登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受尽酷刑的勇敢的人有时候会忍受到一个极限，过了这个点，因为他已经忍受了这么多痛苦，就绝不会回头了，而是要咬牙撑到最后，就算他自己清楚这样做会导致终身残疾甚至死亡。法国在2月或者3月也许可以放弃凡尔登，甚至在4月和5月也有可能，但现在已经为守住凡尔登投入了太多，流了太多鲜血。如果凡尔登在6月陷落，国民士气很可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贝当在6月11日给霞飞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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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危在旦夕，但绝不能陷落。德军如果占领这座城市，将会取得不可估量的胜利，大大提升士气，同时打击我军的士气。不管英国人取得多么大的战术性胜利，在公众眼里，那也不足以抵消凡尔登的损失，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我们绝不能轻易低估情绪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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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在霞飞和尼维尔的两面夹击之下，越来越感觉到无力和沮丧，开始流露出神经紧张的迹象。他那流露内心情绪的眼皮跳得比以往更厉害了，他身边的亲信注意到从这个阶段开始，他的外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逐渐感染上了致命的悲观主义，而这种情绪在一代人之后的下一次世界大战中将被认为是失败主义。5月初304高地失守后，贝当在给霞飞的信里就表达过“如果盟国再不出手干预，我们终将失败”的担心。贝当开始对英国盟友产生深刻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当法国在凡尔登的祭坛上流血牺牲的时候，英国人竟连续4个月袖手旁观！法军当中很多人都有相同的情绪。（博阿松中士在家信中怒吼道：“这些卡其兵，这些肮脏的人！”）德国人的宣传当然会利用并放大这种情绪。①贝当一次又一次敦促霞飞说服黑格提前发动索姆河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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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没头脑》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上霞飞靠裤子的吊带挂在伸出悬崖的树枝上，于半空中来回摇晃，一名德国兵正在砍树，漫画上的霞飞说：“没有任何必要对形势感到担忧。”可是还有其他敌人也正在砍挂着霞飞的那棵树。在巴黎，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在霞飞和法军总司令部独裁般的颐指气使之下长时间保持着沉默，完全同意贝当对凡尔登形势的怨言，现在正在大声疾呼，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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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政治势力自开战以来达成的政治和平直到此刻从未间断，所谓“神圣联合”，这样的政治休战看来很不像法国人的风格。1916年6月16日，内阁的反对党迫使国会召开了战时的第一次秘密会议，标志着政治休战的中止。国会秘密会议的议题是凡尔登，就连这个议题也被绰号为“安娜斯塔西”的新闻审查机构对公众隐瞒了下来。前中士马奇诺（Maginot）议员打响了议会辩论的头炮，他是个6英尺多高的大个子，战争初期曾在凡尔登地区受伤，因而在走路时十分依赖拐杖。马奇诺了解凡尔登地区，还认识德里昂中校，两人的选民有交叠之处。一开场，他有些迟疑地说：“我们直到今天竟仍然保持沉默，这一点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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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马奇诺议员的调门越来越高，对法军总司令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引用德军发布的己方真实伤亡数字，批驳了法军总部的乐观主义，军方竟然胡说什么德军在凡尔登的损失两倍于法军。他的结论是法军的损失并不比德国人低多少（事实上法军的损失比德国人高得多），这个结论引得议会里群情激愤。马奇诺出示了1915年12月德里昂上告后霞飞和加利埃尼之间的通信，并指出，凡尔登战役是“我军总司令部无能和缺乏远见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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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议员维奥莱特（Viollette）引用古罗将军的报告，声称就在尼维尔对杜奥蒙堡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因为法军缺乏重炮，仅在右岸地区就有60个德军炮兵连位于法军大炮射程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战士感到，他们在这18个月中一直被投入战争的火炉，却没有产生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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