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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加利埃尼出任陆军部长的罗克（Roques）将军和白里安总理都没有为法军总部在凡尔登战役中的行为做出让人信服的辩护，总理白里安只是敷衍了事地说，霞飞在2月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德国人没有挖掘攻击出发堑壕就开始了进攻，“这不合惯例”。当罗克提到将对某些将领进行“纪律制裁”时，台下一片鼓噪声：“名字，名字！”议会躁动不安，非常不满，一时间似乎政府会被推翻。可是到6月22日秘密会议结束时，政府借由某些娴熟的政治手腕得以延续了下来。有人想说服马奇诺撤回不信任案，但他坚持要留下书面记录。议会在当天的声明中，删去了给总司令的特别致敬，代之以“向所有军队将领的致敬”。这在“老爹”霞飞的棺材板上打上了第一颗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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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霞飞离开尚蒂伊陪同总理白里安访问伦敦。他不在期间，贝当给法军总部打来一个电话，我们可以想象当时贝当对沃堡的陷落，还有德军新的攻势，以及291和347两个团溃散带来的严重后果都深感担心，霞飞后来说“贝当引起了相当严重的慌乱”。他说，“贝当再次吓坏了所有人”，贝当还威胁要马上撤离默兹河右岸，以免部署在那里的大量火炮被德国人缴获。霞飞一回来，他那不可动摇的平静又迅速平息了所有的慌乱。霞飞告诉所有人，贝当在说大话，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不过，仅仅为了证实他那绝对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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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马上决定派德·卡斯特尔诺将军第二天早晨赶赴凡尔登对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德·卡斯特尔诺在6月13日至6月14日夜间返回总部，他对凡尔登前线状况极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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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多年之后，霞飞才开始自鸣得意地写回忆录，因而写下的东西难免不尽不实。第一，贝当尽管充满悲观情绪，可他在这个节骨眼上绝对没有严肃认真地考虑过在慌乱中撤出默兹河右岸的可能性，我们前面引用过的他6月11日写给霞飞的信已经清楚无误地表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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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贝当绝没有夸大凡尔登所受的威胁，这种威胁就连精明且富有洞察力的德·卡斯特尔诺也察觉到了并深感担心，所以卡斯特尔诺给黑格和福煦两人打电话，紧急请求他们提前发动索姆河攻势。霞飞本人当时也担惊受怕，只不过他在事后写的回忆录里自己不承认而已，这在6月21日他签署的每日命令的呼吁语气里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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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的战士们！……我再次请求你们拿出你们的勇气、你们的热情、你们的牺牲精神、你们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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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到6月12日这段时间也许是法军自2月25日以来面临过的最危险的时刻：尼维尔到12日手中只剩1个旅的新锐预备队，而德军的进攻还没有任何会停顿下来的迹象。如果德军当时继续进攻，他们几乎肯定可以完成突破，直抵凡尔登。所以说他们当时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但就当德·卡斯特尔诺亲临凡尔登战场，发现一切情况“都很不错”时，德军的进攻却在即将成功的边缘不可理解地逐渐停顿了下来。虽然霞飞总想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但是德军逐渐停止进攻的真正原因跟他或者任何一个法国领导人都毫无关系。这次凡尔登能得到救赎与一个遥远的事件有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欧洲战场的另一端，法国还真要为此间接地感谢埃里希·冯·法金汉才行，要不是他，这一事件绝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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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贝当和他的手下都无法理解，一直以来并不尚武的英国要从无到有创建出20世纪的战争机器，必须克服多大的困难。英国付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努力，把1914年芒斯撤退中几乎被全歼的6个师的远征军，扩充到了52个师，但在凡尔登苦战的法军官兵并不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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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23章 隐秘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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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帕特洛克罗斯，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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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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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已经历数了法金汉“流血致死”实验导致皇太子集团军在2月份功败垂成的几个内在原因，包括没能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发动进攻、在关键时刻扣住预备队不放。其后，每当德军想要继续进攻的时候，他又总是表现出无穷无尽的动摇。法金汉性格当中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犹豫不决，他的傲慢和对保密的执念也是致命的缺陷，这些缺点组合起来，将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让德国丧失在1916年赢得西线胜利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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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初制订“杀戮场”行动计划的时候，法金汉犯了一个极为罕见的错误。他没有把自己进攻凡尔登的意图告知与他地位相当的盟友—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盟国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可以列出很多，可是没有什么单个因素能比德奥之间那种极度缺乏协调合作的关系更具破坏力。两国之间根本没有总司令，也没有联合战争委员会，这两个伙伴之间只有最低程度的联络。我们这一代人都记得“二战”期间艾森豪威尔所担任的职位，所以德奥之间的关系让人难以理解。但就算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来看，德奥合作的程度也远远不如霞飞以及后来福煦（战争临近结束时担任联军最高司令）领导下的协约国，尽管后者成天吵吵闹闹。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同盟国很少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相对于协约国所占有的最重要的内线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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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奥缺乏协调的罪魁祸首就是法金汉跟康拉德之间糟糕的个人关系。冯·库尔将军描绘过这两人极为罕见的几次会晤中的一次—前者身材高大，腰板笔挺，浑身上下整洁得无可挑剔，完全是容克贵族的典型形象，而康拉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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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小而优雅，外形几乎像女性。他的脸看上去很聪明，留着白色的帝国式胡须，但嘴角和眼皮有些神经质的抽搐，破坏了整体相貌。他的军装仅仅是为了穿着，很少突出装饰性，外套上极少佩戴勋章，事实上他常常在仪式性的庆典场合忘记佩戴勋章。就这样，这两个人站在一起，他们的决策会决定数百万人的行动。前者更像是一名斗士，而后者更接近于一名博学的军事家。前者身上还残留着一些当年做中尉时的气质，而后者则有一些缜密思考所带来的敏感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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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德意志人在个性上存在着根本上的不相容，这两个人便是各自一方的代表。康拉德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奥地利贵族。1866年萨多瓦战役发生时，他已经14岁，能够记得那场灾难性的失败。战后，古老的哈布斯堡帝国不得不屈服于普鲁士暴发户，这种屈辱的感觉不停地啮噬着他，其程度丝毫不亚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给福煦和德·卡斯特尔诺那一代人带来的痛苦。而傲慢的法金汉的整个外形和举止，处处都让人想起当年的屈辱。有一次有人在关着的会议室门外偶然听到里面法金汉拍着桌子对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卡尔（Karl）大公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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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在想什么呢？你以为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我是一名有经验的普鲁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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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都能想知，这绝不是诱导一个特别敏感的盟友与自己合作的最好办法，但法金汉就是这样一个人。就连法金汉自己的亲信也时常劝告他应该对奥匈的将领们采取更具外交手腕的态度，可他只是回答道：“一个人如果想让奥地利人服从，他就必须强硬。”更糟糕的是，他那种“强硬”包括毫不掩饰自己对奥匈军队目前军事实力的观感，这种轻蔑跟“二战”期间德国国防军将领对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盟军战斗力的态度如出一辙。在法金汉走马上任几个月以后，康拉德在日记里记录了法金汉说过的对奥地利军的一则巨大侮辱，基本上就等于在说“我们的军队杂乱无章……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的军队连行军都不会”，而且这次法金汉又是当着卡尔大公的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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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法金汉的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奥匈帝国在战争期间唯一一次成功大概就是消灭了小小的、原始的门第内格罗（Montenegro），这甚至难以称为一场胜仗。奥匈帝国的军队管理不善、意志不强，有40%是斯拉夫人（包括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另有18%是匈牙利人。这支军队在与俄国人作战时，就像被海水侵蚀的沙雕城堡一样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德国人一次又一次要在东线救奥军的命。事实上，康拉德作为将军和战略家都远比法金汉优秀得多，他本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难以忍受。他是当时交战双方中首屈一指的杰出人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可能是唯一一个比麾下的部队更为优秀的指挥官（他在位的时间也比霞飞和法金汉都长：31个月，霞飞是28个半月，法金汉是23个半月）。最后一个因素—但绝非最不重要的因素—在于政治冲突。远在鲁登道夫不小心说出奥匈帝国应该成为“德国在这场战争胜利以后的战利品”这句话之前，康拉德就对德国老大哥的政治野心洞若观火，开战后第17个月，他就把德国人视为“我们隐秘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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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地位虽然相对弱势，可也有自己的办法跟法金汉周旋。他们两个很少在一起开会，偶尔开几次会，面对法金汉的滔滔雄辩，康拉德从来不做任何正面冲突，而是缄默不语，让法金汉误以为自己的观点占了上风。过后法金汉才从信件或者实际行动上知道，康拉德根本没有买他的账，于是气得要死。1914年11月法金汉上任不久，德奥双方的联络军官试图安排两位总司令会晤，可法金汉的表现极度缺乏外交手腕，他坚持要康拉德来柏林见自己。作为回应,康拉德仅仅派去了副官—一名小小的中校。那年秋天，康拉德请求德军统帅部把新到达俄国前线的第9集团军划到奥军指挥之下，这一安排十分合理，仅仅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可是法金汉绝不肯降低自己对东线的控制力，于是回绝了。不久后，德奥进攻华沙的行动因缺乏协调而受挫，德国人请求奥军把它的第1集团军划归兴登堡指挥，这个请求也合情合理，但康拉德出于报复，同样回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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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这一切冲突不但任性而且小题大做，简直难以置信。不过要是回想一下劳合·乔治跟黑格之间的关系，就会明白法金汉跟康拉德之间的敌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绝不是少见的例外。这两个人根本尿不到一个壶里，他们对战争指导的大政方针自然也迥然不同。不过除了个性冲突外，两人的基本战略思想也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法金汉基本上是“西线派”，虽说他那“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作风决定了，他无论在哪个战场都不可能倾全力一击。康拉德站在奥匈帝国的角度，则是“东线派”，他还是冯·施利芬的信徒，认为同盟国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内集中全力攻击一个敌人，才有成功的希望。康拉德原则上同意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战略思想，主张对法国采取防御姿态，倾全力击败俄国，但还主张连续进行小规模的打击，先把协约国中比较弱的成员（包括塞尔维亚、门第内格罗和意大利）打出局，然后集中奥匈帝国的全部军队对付俄国。康拉德认为在东线可以获得最大的战果，这个观点被1915年5月戈尔利采攻势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该攻势是整个战争期间战果最大的一次战役：150万俘虏，缴获2600门大炮，将战线往前推了430公里（相比之下，凡尔登战役5个月的收获是6.5万名俘虏、250门大炮，战线前推了10公里）。戈尔利采攻势基本上是按照康拉德的蓝图设计的，可是仗打胜了后，法金汉却把功劳归给自己，这让康拉德非常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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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和法金汉之间最后最大的分歧发生在1915年下半年。当时，法金汉已经同意借兵给奥匈去打败塞尔维亚（有点像1941年德国帮助意大利出兵希腊），奥军里有很多克罗地亚人，根本不想跟同文同种的塞尔维亚兄弟阋墙，所以自1914年以来，战事就没有什么进展。法金汉又照常坚持要求所有部队接受德国人冯·马肯森将军的指挥。康拉德不愿意，不过保加利亚人支持法金汉，所以康拉德被迫同意了。后来，当康拉德想要对战事的进展施加某种影响时（大多数作战部队都是奥军），德国人冷冷地告诉他，马肯森只接受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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