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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的补给也成了严重问题。布达佩斯仅仅在纸面上是个要塞，根本就没有可供几个月消耗的粮食储备。很多现有的库存，包括食品和军需品，储存在布达外围地区，于1944年12月24日至26日落入敌手。圣诞节后，匈军第1步兵军的军需官内梅特·德热又进行蓄意破坏，把匈军的库存搬迁到很快就会落入红军手中的地方。包围圈封闭时，守军拥有450吨弹药、120立方米燃油，以及30万个单位的口粮，仅够维持约五天。[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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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和匈军指挥部根本没有办法考虑为平民提供口粮。被围部队的弹药和食物最低需求量是每天80吨。由于机场运输能力有限，20吨补给将由降落伞投入，其他的由Ju-52运输机和滑翔机运入。紧急降落地点和伞降地点是：赛马场、北切佩尔机场、今天的人民体育馆所在地、佩斯的基什拉科什训练场，以及布达的陶班公园和血之原野。首都较大的机场已经被红军占领：布达厄尔什于12月25日被占领，费里海吉于27日失陷，马加什福尔德于30日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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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29日，第一批补给飞机抵达。它们是由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的布达佩斯补给集群驾驶的，该集群在当天成立，指挥官是格哈德·康拉德中将。该集群拥有大约200架各型飞机，平均每天执行61次任务，其中49次能够成功。在1945年1月初赛马场失陷以前，有时甚至能够达到每天93架次。滑翔机的损失最严重。该集群共有73架DFS-230滑翔机，其中32架没到达布达佩斯就损失掉了，其他滑翔机不是在迫降过程中解体，就是降落到了错误地点。滑翔机的驾驶员是国家社会主义飞行军团（NSFK）[93]的成员，年龄不过十六到十八岁，大多数人是出于年轻人的鲁莽和勇气才自愿执行这项可怕的任务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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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平均每天仅能向布达佩斯包围圈输送47吨补给。尽管运入的补给中有86%是弹药，但德军重炮兵还是在围城的第一周就失去了战斗力。由于没有饲料，守军的马匹（将近2.5万匹）被宰杀当作食物。1月，德国人在布达城堡南端还小心地藏了十几头猪，当作指挥官及其随从的食物。匈军第12后备师一名连级军士长回忆道：“我这一生中干的最危险也最成功的事情是，有天夜里，我和几个弟兄从德国人那里偷了一头猪，好让饥肠辘辘的弟兄们吃得好一点。”[95]到1月底，中央所有的库存都枯竭了，剩下的食物只有胡萝卜（原本用作动物饲料）和马肉。但这些东西也不充裕，到围城的最后几周大多数士兵在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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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运入包围圈的补给总量为1975吨，其中417吨是匈牙利飞行员运入的。携带弹药箱的降落伞是红色的，带食物的是白色的。在围城的最后一周，德国空军在夜色掩护下空投了几千个补给箱，但只有极少数到了守军手中。有些补给箱被气流吹到了红军控制的地带，而且只有等到天亮才能去寻找补给箱，到那时平民早已把食物偷走了，但这些平民如果被德军抓住，就会被处死。守军即便找到了完好无损的补给箱，也不能立即分发给部队，因为燃料极其缺乏，运输困难，而且炮击不断。有时补给箱里的东西令人震惊：例如铁十字勋章，或用来标记未爆炸炮弹的黄色小旗。上级空投了三次骑士十字勋章给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他才得到这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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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和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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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和罗军部队的质量同样良莠不齐。有些部队的素质的确是一流的，但有些部队的士气和斗志比最糟糕的匈军单位也好不了多少。只有攻击主线的部队才能从最高统帅部那里得到增援，其他单位根本不能指望。坦克、骑兵和近卫机械化部队能够得到训练有素、士气高昂的补充兵，其他部队得到的补充兵则包括不加区分地胡乱征召来的小孩和老人。刚刚被解放的苏联领土上的男人立刻被强征入伍。根据德方情报，面对南方集团军群的红军15个加强师的40%到70%的兵员来自刚刚被红军收复的地区。[96]从罗马尼亚的德国战俘营里解放出来的红军战俘几乎得不到休整，立刻又被部署到前线。所以1944年11月至12月匈军第1装甲师俘获的960名战俘中，只有160人是第一次被俘，400人是二进宫，而剩下400人已经是第三次被俘。[97]红军指挥部把大量红军部队和坦克用于加强罗马尼亚第7步兵军，因为苏联人对罗马尼亚人的装备和斗志没信心。大多数鞑靼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高加索人同样对作战没有热情，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的士气尤其低落。在攻击行动前，有些单位会把所谓的“懦夫”拖出来枪毙示众。即使犯的是最轻微的错误都会受到十年苦役的惩罚，或者在惩戒连待上三个月，而在那里生存的希望特别渺茫。红军指挥官在发动攻击前为了提高士气，往往会给部队大量发放烈酒，并布置武装封锁线以阻止士兵后退。进攻失败之后，他们有时会命令用重武器向逃跑的己方步兵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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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逃避这种严酷的待遇，许多红军和罗军士兵开小差或者投敌，不过另一边的匈军也会这么做，而且人数更多。[98]苏联和罗马尼亚投诚者向德国审讯官给出的投诚理由往往是“想要活下去”。[99]比罗·约瑟夫中尉回忆道：“在我们的一次成功反击中，70个苏联人投到了我们这边。他们说，他们如果不坚守阵地而是后退的话就会被打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更害怕后退而不是前进。”[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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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4年11月初到1945年1月底，红军和罗军作战部队不断得到重组，从而在佩斯和布达继续进攻（见表10）。1945年1月1日，2个乌克兰方面军共有17.7万苏联士兵可供攻城之用。在佩斯一面有6.7万步兵，布达一面有7万步兵。两条战线的炮兵、空军和水兵共有4万人。理论上，红军的师比德军和匈军的师小得多。德军在1944年新建的师每师有12500人，匈军每师有2万人，红军每师只有9389人。但这些数字很有欺骗性，因为红军的绝大多数补给单位是直接附属于集团军或方面军的，而不是师的一部分。另外，匈军一个师的人数这么多是因为匈军缺少重武器，不得不增加步兵数量来尽量弥补火力的不足。红军一个步兵师的补给单位只有150人，医疗单位只有109人；而德军一个师的补给和医疗单位分别有1113人和628人。一个德国师的作战兵力是7706人，而一个苏联师的作战兵力是7509人。[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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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11月底，马利诺夫斯基的各师已经严重缺编。尽管各师平均得到了800人的补充，但仍然只有约4500人。在布达佩斯攻势开始时，红军各师就只有这么多人。这意味着红军在三周内损失了20%兵力。从1944年12月24日到1945年2月11日，红军和罗军的总兵力从17.7万人下降到7.5万人，作战兵力从10万人下降到3.6万人；同一时期，德军和匈军的总兵力从7.9万人下降到3.2万人，作战兵力从3.5万人下降到1.1万人（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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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往往能够修复损坏的装备，德军却做不到。红军有210个轻型或重型炮兵连、10个自行火炮连、718门中型或重型迫击炮和48门“喀秋莎”火箭炮，不仅对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始终保持着战斗力；而德军和匈军只有45个轻型炮兵连和15个重炮连，且在围城最初几天就损失了30%的火炮。另外，红军弹药充足，伤员也能得到较好的医治。红军的大部分补给可以从占领的地区获得。除了面粉、糖、烟草和作战物资外，所有物资都是在本地征用的。[102]有时红军在征用物资时会付钱，但这只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军方印的纸币是没有担保的，1946年匈牙利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部分原因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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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红军对德军和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数量优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任何城市攻防战中，防守方都拥有巨大的主场优势，可以快速重组部队，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红军兵力差不多只是德军和匈军的两倍，但这足够了，因为德军和匈军不仅严重缺少弹药，无法使用重武器，还经常逃避战斗。在正常情况下，攻方需要三倍于守方的兵力才能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布达佩斯攻防战的早期阶段，或者柏林、布雷斯劳、波森的围城战中，攻方兵力都达到了守方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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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和匈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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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红军炮兵开始轰击驻在鹰山锡安圣母修道院的匈军军部。欣迪和他的参谋部转移到了布达城堡区的山多尔宫，军部的大多数部门则驻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德军的军部驻在韦尔伯齐街，离欣迪不远。1月初，两个军部都转移到城堡山下方隧道的防空洞里。[103]这个两层的防空洞有自己的通风系统和发电机，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正常运作。德军指挥部占据了底层，匈军在上层。即使在这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也维持了他那一套官僚作风，设置了接待室、秘书和固定的办公时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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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两个指挥部之间很少合作。德军指挥部发布命令时丝毫不考虑匈军的意见；德军部队对市民为所欲为，随便征用物资，没有充分理由就炸毁建筑物。在两个指挥部都被迫迁往隧道之前，德军只有两名上尉负责同匈军联络。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他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中校都认为没有必要与匈军指挥部当面接触。两个指挥部在向外界发布报告时也不会征询对方意见，反而互相横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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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指挥层的内部也不融洽。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从未离开过防空洞，对他的军官们很不信任，不断检查他们。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授权一位军官携带该师作战日志和其他文件于12月30日飞出包围圈（之所以选择此人，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因此指责施米德胡贝“鲁莽地削弱了本师的作战兵力”。[105]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断地抱怨第13装甲师的总兵力与作战兵力之间的差距，该师不得不做了一次统计，在报告中列出了它下属所有单位的情况，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又拒绝接受这次调查的结果。在突围之后的一次调查中，党卫军第8骑兵师首席参谋米茨拉夫少校记录了自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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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个好领导。不管怎么说，总司令待在隧道里六个星期不出来，这可够新鲜的。他的军官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获颁骑士十字勋章后才礼节性地视察一下部队。大家对参谋长林德瑙少校［后来升为中校］的批评尤为激烈。据说他缺少必要的严肃性。他们总是那么镇静和自信，完全不了解真实情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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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党卫军第9山地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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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指挥官的背景和性格各不相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生于1888年，是一个医生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中尉军衔服役，后来加入了新建立的保安警察。1928年至1930年，他在智利担任宪兵教官。1939年到1940年，他担任党卫军“警察”师师长，后来担任帝国保安总局（领导人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属的殖民警察部门的长官。当时帝国保安总局正在考虑建立一支非洲殖民地警察部队。1943年8月27日到1944年6月11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担任党卫军第6“拉脱维亚”军的军长，一直在相对平静的北方集团军群前线。1944年9月，他来到布达佩斯，帮助阻止霍尔蒂与盟国单独媾和，并主持组建新的武装党卫军部队。若不是红军两周后兵临城下的话，霍尔蒂的失败和随后发生的亲德政变也不会让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成为一位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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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纳粹党员，也从没有行过“希特勒万岁”的礼节。他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德军高层任命他为布达佩斯军级集群的指挥官，是希望他能够阻止骚乱和叛逃。他是个迂腐的官僚，坚持严格遵守所有规章制度。例如，1940年，他判处一名士兵10天监禁，因为这名士兵从一所空房子里拿走了一磅咖啡。他的部下对他的评价都很差。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愤恨地回忆道：“我们的全部有益建议换来的都是他那充满污言秽语的傲慢回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总是在报告里撒谎。例如，布达佩斯东站的失陷比他报告的要晚两天。他的所有报告都夸大其词，就连他的副官也直摇头，宣称自己绝不敢上报这些东西。”[107]巴尔克上将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是“文官”，或者顶多算得上是“政治”将军，他和他的参谋长两个人都“无力控制局面”，但“没法被替换”，因为包围圈内实在没有合适人选。[108]尽管巴尔克对所有的党卫军将领都有偏见，但他的批评不是毫无根据的。1955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被苏联释放，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德国战俘之一。1971年，他在西德遇车祸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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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时年三十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参谋军官之一，资质极佳。他于1944年12月19日从维也纳来到布达佩斯。尽管他不属于党卫军，但他被提升为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参谋长在当时并不奇怪。党卫军没有自己的参谋学院，它的高级军官往往来自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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