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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乌斯道·林德瑙中校（图中穿的是上尉制服），党卫军第9山地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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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约阿希姆·鲁莫尔。他于1910年出生在汉堡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他加入纳粹党，不久之后加入党卫军。从二战爆发以来，他在很多不同部队中吸取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突围中他受了伤，后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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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22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奥古斯特·齐恩德，他于1903年在符腾堡出生。他在1918年十五岁时参军，作为中士一直服役到1933年。带着荣誉退役之后，他加入纳粹党，1935年成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二战期间，他担任营长和团长的职务，一直到1944年11月。他在突围失败后也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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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于1894年在普鲁士出生。1914年，他成为预备军官。他于1920年离开军队，但于1934年再次加入陆军。他在法国和苏联前线担任过营长和团长，多次受勋。在布达佩斯围城期间，他因为曾在格德勒偷过一条波斯地毯而良心不安，于是给了拜纽夫斯基上尉100辨戈用来周济一个穷人。[109]他参加了第一波突围，在干草广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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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第13装甲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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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威廉·舍宁少校（后来升为中校）于1908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贡宾嫩。围城期间他还负责指挥该师的另一个团，所以他临时代行了师长的职责。而施米德胡贝负责指挥佩斯一面的所有战斗群，包括舍宁的单位。舍宁多次负伤，从布达突围后成功逃到德军战线。他对围城的经历念念不忘，直到1987年他在波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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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廉·舍宁中校，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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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堂”装甲师师长京特·冯·帕佩少将于1907年出生在杜塞尔多夫。二战期间，作为正规军军官，他先后指挥过多个连、营和团。由于表现优异，他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4年12月23日，帕佩被调走，奉命去组建“统帅堂”装甲军，“统帅堂”师的指挥权被交给该师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沃尔夫在突围中逃脱，后来成为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将军，1989年在德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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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国民掷弹兵师代理师长赫伯特·屈恩迪格从最低的军衔一直升到中校，成为参谋军官，同样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个师只有一部分被包围在布达佩斯，后来在原师长马丁·比贝尔少将指挥下在包围圈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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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卫军三级小队副（下士）阿道夫·约翰，十九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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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道夫·约翰，五十五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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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和德军的指挥结构有一些显著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匈军军官在四十岁时顶多能升到中校军衔，例如比尔尼策·艾尔诺成为将军时已经五十岁了。而德军有的中校仅三十岁，有的将军仅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德军军官比匈军军官更富有激情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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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伊万大将于189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1909年，他成为士官学员。一战期间他晋升为中尉，获颁三级铁冕勋章。这对他这个级别的军官来说是极高的荣誉。战后他成为反谍报军官。1924年匈军对所有军官进行的年度评估当中，他得到的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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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成熟、坦率。他性格活泼乐观，智力超群，颇具军事才华，头脑敏捷灵活，极为尽职尽责和勤奋。……在战斗中他是勇敢、冷静、谨慎的指挥官，他凭借个人勇气成了所有下属的表率。……作为上级，他非常严格，有节操且公正。他非常关心下属，对他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为下级，他服从上级，严守纪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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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记录优良，但他还是未能在军中获得更高的职位，也许是因为他在参谋军官考核中成绩不是很高。1928年，他辞去反谍报部门的工作，随后四年在卢多维卡军事学院担任德语教师。1932年，他获得法学学位，被任命为匈军最高统帅部的顾问，负责纪律和荣誉方面的问题，后来成为该部门的主管。1936年，他被认为是“绝佳”的参谋军官，1940年又被评价为“思想成熟，理解能力优秀，富有责任心和主动性，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111]1942年他晋升为少将，掌管匈军第1步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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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世纪30年代军官与毕业生的宴会。第二排身穿中校制服的谢顶男子就是欣迪·伊万，他后来成为大将和匈军第1步兵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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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火企图中，欣迪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他的上级奥格泰莱基·贝拉中将下令，在匈牙利正式脱离轴心集团的命令下达之前驱逐正要占领鹰山和布达城堡的德军士兵。欣迪自作主张，逮捕了奥格泰莱基·贝拉。很可能是奥格泰莱基的参谋长霍瓦特·山多尔中校说服了欣迪这么做，因为霍瓦特是箭十字党的同情者。当奥格泰莱基发布命令时霍瓦特提出了抗议。奥格泰莱基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霍瓦特离开了房间。半个小时后，欣迪和另外两名军官突然来到奥格泰莱基的房间。据奥格泰莱基回忆，欣迪是他们的发言人：“‘我邀请中将阁下和第1步兵军加入箭十字党。’‘不行，不行，不行。’我说。欣迪说，‘中将，请把指挥权交给我’。同时采齐上尉跳到我的办公桌后面，拔掉了电话线。他或者另一个人还把我的手枪皮套从钩子上拿走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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