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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委派的布达佩斯市长莫豪伊·久洛是11月14日上任的。次日，他下令所有从1912年到1923年出生的男性参加修建土木工事，但只有500人左右报到。后来发现原因是，11月初被征召的那批人“往集结点走了几公里后被通知，命令取消了”。[10]11月20日在切佩尔只征召到200人。很多警察和宪兵要么已经转入作战单位，要么决定破坏这种毫无意义的命令，而没有他们的配合就不可能强迫平民干活。从12月初开始，箭十字党分子出现在所有公私单位，要求每个雇员都义务劳动一天。[11]但群众仍然很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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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冬天，无论是匈军的报告还是红军空投的宣传单都把布达佩斯称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12月23日，匈军第1步兵军决定颁发一种特别的徽章，就像德军的克里特、非洲军、克里米亚和其他作战纪念章一样。这可不是什么巧合。[12]德国人也设计了一种布达佩斯作战纪念章，其原型在突围期间被发现：图案是帝国雄鹰在燃烧的国王城堡之上，漫天都是飞机和携带补给箱的降落伞。[13]箭十字党还计划设立一种勋章，称之为布达佩斯英雄十字勋章，但到1945年2月已经没有多少活着的人有资格领取这种勋章了。[14]而且由于官僚系统运转缓慢，就连本就数量不多的逃出布达佩斯的匈军士兵最后也没得到这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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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粮食供应开始紧张。有些东西只有隔一段时间才能得到，鲜肉已经很稀罕了。由于行政工作的缺陷，现有的库存物资也没得到充分利用。特特尼伊的大型养猪场于12月10日被突然放弃，很多牲口逃到了附近的考毛劳森林。有个受到惊吓的目击者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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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用折刀割这些可怜畜生的喉管，还没完全杀死就把它们拖走。那些还活着的猪饿得直舔其他猪的血，人们用石头猛砸它们的头。有个士兵也参加了这可怕的猎杀。人们请他用枪打死这些猪，他杀这些猪得了50到100辨戈的钱。这就像在那些夏季餐馆，人们可以挑选院子里还在活蹦乱跳的家禽，不久之后它们就成了人们的盘中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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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萨拉希向南方集团军群求助。他是这样描述平民的困境的：“科瓦奇部长告诉我，首都自身的库存事实上已经濒临枯竭，根本不能保证供应。饿死的人数令人震惊，尤其是儿童。另外，还可能因饥饿而发生暴乱。”[16]12月24日，箭十字党国务秘书劳伊克·安德烈报告说，粮食仅能维持12天。箭十字党上台以来，定量供应的配额已经下降了好几次。到12月中旬，每人每天领到150克面包；圣诞节那天，每人领到120克肉。国际红十字会愿意提供价值5亿辨戈的粮食援助，但萨拉希拒绝了，因为红十字会的条件是，要将部分粮食供应给犹太人隔离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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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围城期间的食物：平民在从死马身上割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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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的圣诞节，布达佩斯很多家庭装饰圣诞树用的是英美飞机投下用来干扰雷达的铝片；另外，因为缺少枞树作为圣诞树，人们就用了无花果树代替。本应午夜举行的弥撒改到了下午。人们没办法互相拜访，就互相打电话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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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的耸人听闻的消息是从电话里传来的。我们打电话给和我们一起在鲍绍莱特度过10月15日的那家人。……他们说，他们的别墅门前来了一些陌生人。我们从这暗示中明白，这些陌生人只能是苏联人。……半小时后，三四个人打电话给我们，问我们听说了没有。当然了，每次的消息都更耸人听闻。有些人认为苏联人已经到了塞尔·卡尔曼广场；还有人甚至相信，苏联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玛格丽特大桥的布达一端桥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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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鲁茨莱什区的西海尔路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他们到这里了。目前为止还没出什么事。我得挂电话了，因为他们又来了。一两天后，你们也就没事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聊聊了。”[19]大多数平民天真而被动地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对围城意味着什么毫无概念。绍洛伊·伊什特万少尉对当时的怪诞情绪回忆道：“12月25日，人们买了带坚果和罂粟籽的圣诞节点心，用碟子或者焙烤浅盘盛着，分给我们这些当兵的。他们从每家每户都带些东西给我们，问我们对军事局势知道多少。我很确定，他们没想到我们会打败仗。”[20]同日，在做弥散期间，扎德拉韦茨·伊什特万主教批评他的教民，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把苏联人请进来似的：“我们这个可怕的圣诞节全怪你们。”[21]最后一列电车是早上从塞尔·卡尔曼广场开出的，但在白天大多数电车中了炮弹，公共交通完全中断。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不愿面对现实。一个电车乘务员声称，苏联人已经到了布达永耶。翁瑙伊突击营的十四岁传令兵高兰陶伊·埃尔温听到这话，甚至想以散布谣言的罪名逮捕这个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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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后，有组织的食物供应几乎完全停止了。平民没有做好应对长期围城的准备，大多数人几天后就开始挨饿。很多人能活下来，仅仅是因为德军和匈军的骑兵与炮兵把3万多匹马带到了城内，可供宰杀食用。[23]1月初，饲料就已耗尽，在被用作马厩的教堂和商店里，这些饥饿的马饿得直咬木头。不管怎样，肯定要终结它们的痛苦。[24]到1月底，由于只有马肉、胡萝卜和豌豆，士兵们也在挨饿。但最大的问题是现有食物的分配。有些人简直是在胡吃海喝，而有的人什么吃的也没有。党卫军第22骑兵师的士官莱因哈特·诺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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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矛盾。连每天做一顿汤的水都没有，但最好的烈酒却非常充足。我们每天只有一小块军用面包，但是猪油、果酱之类的却非常多。……有些最昂贵的匈牙利雪茄，我们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现在地下室里却是成箱成箱的。我现在也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否则我根本熬不过这最后的神经紧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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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红军已经逼近，有些官僚还是不愿意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打开仓库。莱海尔街的食品店拒绝了军官学员马约尔·诺伯特打开商店的要求，尽管附近的街上已有敌人的机枪在轰鸣：“别用这种失败主义的废话烦我。你以为你算老几？围城还要三个月，到那时拿什么发给老百姓！”[26]掌管商店的长官是这么告诉马约尔的，但马约尔还是趁他不注意“解放”了几箱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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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禁止平民接触降落伞投下的补给，否则格杀勿论。有些德军单位当真执行了这种死刑。饮用水的缺乏往往只能通过融雪来缓解，但这也很危险，因为双方的士兵都可能不加区别地向跑到户外的平民开枪。很多平民被从地下室窗户投进来的手榴弹或燃烧弹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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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欣迪向平民发表广播讲话，描述了形势的严重性，但是他承诺，首都很快就会得救。12月30日，他向国防部部长和匈军总参谋长发出了以下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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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的第一周，军队和平民的粮食补给将会枯竭。今天我听说，对犹太人隔离区的粮食供应已经完全终止，隔离区内据说有4万到6万犹太人，他们现在骚动不安。如果这些犹太人因为饥饿而冲出隔离区，情况将很不愉快。目前，我已经命令向隔离区供应一批玉米面。……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首都市民认为形势非常绝望。……城内谣言四起。几天前有人谣传，我和我的参谋军官以及德军参谋部，已经乘飞机逃离布达佩斯。……群众虽然不会把苏联人看作解放者，但由于不断遭到炮击，情绪非常低落，至少会听任苏联人占领。布达佩斯市民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哭泣，而是担忧城市会遭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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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再也不指望援军到达。……大多数军官尽职尽责地执行任务，但也有些人想要偷偷逃命。一些严肃守纪的军官在探讨突围的可能性，向我提出了严肃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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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无法对这些建议表达立场，尤其因为我并不主管布达佩斯防务，只能向德国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军长提出这些建议。而他今天通知我，目前尚无突围的计划。[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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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很少和匈军指挥部通气。12月31日，欣迪甚至不知道德国人承诺即将发动的反击的目的是解放首都还是仅仅救出守军。为了澄清事态，他发电报给国防部部长：“布达佩斯人民的力量在急剧下降。我认为，为了在心理上鼓舞他们坚持到底，有必要发布一条声明。为了这条声明，我请求得到以具体事实为基础的适当的形势报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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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的解围作战期间，匈军指挥部建立了“汉凯”集群，作为危机处理单位，以便“在布达佩斯解放时供应粮食”。[29]补给将通过火车运到比奇凯和多罗格，然后再通过公路运到首都。该集群预计在解围六小时之内就可以运送三批货物，共计大概1000吨补给，完全可以满足平民的需求，卡车也可以用来疏散平民。2月14日，布达陷落的第二天，该集群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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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接见了各国大使馆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以及教宗特使安杰洛·罗塔。罗塔于11月13日和12月23日严厉批评了箭十字党外交部部长凯梅尼·加博尔，谴责了匈牙利政府对犹太人的遣送。12月27日，罗塔和瑞典大使一道试图说服欣迪停止战斗，但欣迪把他们送走了，说他没有权力下令停止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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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红十字会在1月6日的电报中请求苏德双方指挥部允许疏散平民，并建议短期停火以撤出平民。希特勒原则上同意了这个请求，但之后征询了将领的意见。[30]德军指挥部害怕匈牙利人擅自行动，于是通知匈牙利国防部部长拜赖格菲·卡罗伊，在得到上级命令之前不得进行任何谈判。[31]苏联方面则担心，平民撤出之后，需要供应的人数大大减少，守军的补给情况会得到改善。不管怎么说，红十字会的建议都泡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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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罗塔和他的秘书真纳罗·韦罗利诺大主教拜访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韦罗利诺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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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每个房间、每条走廊都躺满了伤员，手术就在普通的桌子上进行。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声。这是地狱。我们最后来到碉堡深处，见到了德国将军。他说：“谁要是想投敌，尽管投。多瑙河已经冻上了，可以在冰上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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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塔大为震惊，问他为什么不同意停火。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回答，他没有得到这么做的授权，但许诺会请示他的上级，尽管他肯定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