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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俄国人已经到了普莱辛格家的房子，就是这条街上第三家。……我们屋里还有德国兵。到处是死马。血腥和死尸的气味还有烟混在一起。天很冷。房间里的烂泥有齐膝深。……德国兵看上去好像冻僵了。他们变温顺了。他们甚至友好地告诫我，叫我回到地下室去，要不然就打死我，因为平民不应该待在前线。我向他们保证，这地方不可能长时间是前线，他们冷静了下来。车站显然着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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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德国人终于离开了我们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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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凌晨3点差一刻，第一批两个俄国人来了。他们精神抖擞，带着机枪，很快活。……我跑进公寓。现在可以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大喊大叫也没关系了。公寓里有8匹死马。墙上的血迹快有一人高，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阁楼有大概一个房间那么大的部分塌了下去。所有的门、橱柜、家具、窗户都坏了。没有一样东西是完整的。墙上的灰泥几乎全都脱落了。房子前面有被丢弃的德军补给车。……从卧室窗户到卡蒂察房间窗户的那面墙没有了。走路时往往会被死马绊倒。死马踩在脚下很松软，有弹性。如果在死马身上跳来跳去，弹孔周围就会嘶嘶地出现小小的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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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我在街上走时，一个俄国人给了我一个柳条瓶子，要我跟他走。然后隔壁的看门人走过来，我把瓶子给了他，俄国人就把他带走了。我很想知道他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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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姑娘们去看望佐尔坦叔叔。他们住在台尔菲别墅。他们的房子被8枚炸弹击中。俄国人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了。俄国人抢劫的时候，把他们锁在衣柜里。俄国人抢走了35000辨戈、手表、食物、衣服，什么都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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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早上有四个俄国人来了两次，抢了我们的东西。他们砸开所有的锁，抢走的东西多得惊人。死马很让我们担心，因为天气转暖，死马开始膨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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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我听说现在已经不准随便抢东西了。要是你报告给军官，他会把抢东西的俄国兵撵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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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一个犹太人穿着俄国军服。他穿俄国衣服蛮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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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他们都在强奸女人。所以到处都把女人藏了起来。[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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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库什山上几乎所有别墅都被毁掉了。伯瑟尔梅尼路、布达佩斯南站、塞尔·卡尔曼广场和玛格丽特大道已经化为瓦砾堆。欧洛斯大道上的别墅存放着盖世太保从犹太人那里抢来的金银、瓷器、挂毯、地毯等。这座别墅被炸毁了，所有的贵重物品都被毁掉了。在城堡区几乎找不到原来的道路，人们常常走在被摧毁的建筑的屋顶上。作家马洛伊·山多尔[62]描述了这世界末日般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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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古布达看到的东西，第一眼看去很吓人，走了几百米之后就越来越恐怖和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因害怕或怀疑而感到犹豫，仿佛这不是市区而是什么挖掘现场一样。有些街道只能大致猜一猜位置：这里曾是街角的弗洛里安咖啡馆，这是我曾经居住的街道。四处没有房子的踪影。统计学街和玛格丽特大道街角的这堆瓦砾几天前还是一片五层高的楼群，有很多公寓楼和一家咖啡馆。……这面墙所在的房子以前住着朋友们，那里是一条街道的残余部分，塞尔·卡尔曼广场上有电车残骸，还有血之原野的废墟、克里斯蒂娜城，以及城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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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也遭到严重破坏。2500只动物中只有14只活了下来。围城的最后一周，三名饲养员在弹雨中丧生，之后就再没有人喂动物了。很多动物被当地居民宰杀吃了。棕榈园的玻璃墙被爆炸的冲击波震碎，后面池子里的暖气系统被炮弹直接命中，怕冷的鳄鱼就都死了，但生活在一个完好且温暖的自流井里的河马们因为脂肪很厚，坚持活了下来。几只大型食肉动物从破损的笼子里逃了出来，互相吞食，或者被临近花园里的士兵开枪打死。有几只猛禽飞走了，靠吃腐肉活了下来。一只狮子在地铁的隧道里躲了几个星期，靠吃走失的马匹为生，后来红军的城防司令伊万·特伦特维奇·扎莫采夫中将专门派遣了一支队伍才把狮子抓回来。1月，两匹设得兰矮种马失踪，在饥饿的城市里游荡了两个月居然毫发未伤，3月自己返回了马厩。据说，它们被一个大车车夫盗走，但围城结束后他又把它们送了回来，因为他害怕遭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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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各个广场的雕塑都被霰弹和枪弹损坏，很多被完全摧毁。有些是在城市陷落之后被匈共拆除的。其他的，包括议会大楼前的青铜狮子，被红军士兵抢走了。红军用1848年革命者格尔盖伊·阿图尔[64]的骑马雕像的金属铸造了一尊斯大林像。半个世纪之后，格尔盖伊的雕像被重铸，并被安置在菲尔沃努拉什广场一座列宁像的方形底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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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城的最后一幕悲喜剧中，1945年3月1日，匈牙利议会通过了萨拉希的提议，授予布达佩斯“英雄抵抗之城”的称号，就像苏联把“英雄城市”的称号授予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一样。布达佩斯陷落之后，匈军总司令拜赖格菲·卡罗伊准备了一篇广播讲话，颂扬守军的英勇事迹，这次讲话由最高统帅部的安全和宣传部门录制下来。一群士兵在把录音唱片送往广播台的途中停在一家酒吧喝了几杯，其中一人，肯定是喝得微醉，坐在了唱片上，把它坐坏了。这个士兵倒没有遭到惩罚，因为宣传部门的一名中尉恰好在那里，此人擅长模仿他人的声音。他重新录制了讲话，就连拜赖格菲本人也没听出来差别。[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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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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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愿看到诸位先生住到那样一间房子里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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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瑙·加博尔在匈牙利议会就建立国际隔离区所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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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城期间，布达佩斯爆发了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其残忍程度和规模是纳粹统治下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比拟的，而且它得到了国家的准许，或者至少是纵容。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火企图失败之后，箭十字党政府立即启动“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此时，还没有被遣送至德国集中营的匈牙利犹太人都待在首都或者被编入了强制劳动营。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匈牙利之后，阿道夫·艾希曼就来到匈牙利，组织对犹太人的遣送。为此，德国人还在3月20日建立了犹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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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艾希曼再次来到布达佩斯。保安处[67]和盖世太保[68]在大环路的王家酒店以及施瓦布山铁路终点站附近的多处公寓下榻。盖世太保官员汉斯·格希克此前指挥过利迪策的屠杀，颇具“专长”，被任命为保安处在匈牙利的负责人。他的同事阿尔弗雷德·特伦克尔则被任命为保安处在布达佩斯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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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犹太人和苏联人：匈牙利的灾星”，当时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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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萨拉希之流来说，灭绝匈牙利的犹太人比什么都重要，甚至比打赢战争还重要。他们的行为完全丧失理性，唯一目的就是羞辱、杀戮和灭绝犹太人。甚至有些箭十字党领导人也对此产生了质疑。他们虽然没有对这种灭绝人性的措施的意识形态理由提出挑战，但质疑了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措施的实际意义。例如，箭十字党外交部部长凯梅尼·加博尔提问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富有，每天损失400万个工时也不在乎？”[69]其他部长对他发出了嘘声，后来匈牙利政府甚至对德国政府提出抗议，因为德国人让犹太劳工在德匈边境上挖战壕，而匈牙利政府反对让犹太人踏上匈牙利的土地，要求德国政府立即将他们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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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领导人也坚持遣送犹太人，不断敦促匈牙利人采取行动。例如，11月21日，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向帝国驻匈牙利代表埃德蒙·维森迈尔发出紧急电报，催促他向萨拉希解释，尽快消灭犹太人对首都的防御具有关键意义。[70]而事实上，除了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之外，犹太人即便到了死亡的边缘也几乎没有进行过有组织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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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作为遣送的序幕，布达佩斯第8区所有被标上大卫星的房屋的居民接到命令，次日早晨在庭院集中。10月18日，他们被强迫举着双手，沿拉科奇路走到凯莱派西公墓北面的陶特沙尔赛马场，19日又被押送到多瑙河堤岸。他们被迫排成一排，面向河水。但此时一名德军军官阻止了即将发生的屠杀，犹太人被送回家中。在有些房子里，警察和箭十字党民兵突袭了犹太家庭，殴打他们，命令他们离开。有些不愿立即离开的人甚至被打死。泰莱基广场6号的一个犹太老人不能走路，被拽着双脚从五楼拖了下来，头部流血不止，楼梯上都是血迹，后来他死在了大街上。[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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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犹太人开始被送往德国。每天都有大约6000名犹太人先在古布达砖厂停留一下，后被箭十字党民兵驱赶着步行前往德国，分三条路线，平均每天行进30公里。在路上，箭十字党民兵公然打死打伤了很多人。从10月20日起，被标记房屋的居民被围拢起来，参加修筑工事，且无人考虑他们的健康状况。被强制劳动的人中有八十一岁高龄的老人。[72]大多数反坦克壕是犹太人挖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