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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晚上7点32分，警方首次记录到有犹太人自杀。11月23日，急救车部门的日志第一次记录了多瑙河畔对犹太人的处决，不过自10月15日以来，那里每天都有犹太人被枪杀。11月25日之后，像这样的警方报告增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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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皮乔夫·安德拉什，二十二岁，头部中弹，被2017号和2048号警官在多瑙河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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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上的塞切尼码头有犹太人被枪杀，其中几个人被扔进了运河。[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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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最喜爱的屠杀场地是多瑙河堤岸，但是枪手在夜间瞄准很差，很多犹太人得以跳入冰冷的多瑙河，从桥的一端或下水道出口爬出来。下面是匈军第1步兵军军部的报告，描述了一起事件，措辞是很典型的转弯抹角式的：“12月30日清早，一名执勤的警官拦住了五名犹太人相貌的男子，他们浑身湿透，不断奔跑，头脑已经糊涂，说不出自己的身份，也说不清是如何落水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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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箭十字党民兵在张挂海报。背景里，库恩神父的会衣上挂着手枪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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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难以想象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怎么发展的。在围城结束之前，一名政府官员告诉瑞士外交官卡尔·卢茨，城内只有4000名武装的箭十字党民兵。在正常情况下，4000人怎么能够对100万人施加恐怖统治呢？在纳粹占领的西欧，从来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大规模种族屠杀。在苏联，这种事情也仅仅发生在德军入侵的最初阶段。[75]在匈牙利，反对屠杀的人不会遭到德国人的迫害，当局也仅仅需要遵守现有法规即可。但是，警察、宪兵和军方却冷眼旁观箭十字党党徒施暴。只有在广大群众当中发生深刻和广泛的道德危机时才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76]以下是当时的一些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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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军官告诉我们，犹太人被剥得只剩衬衫，在多瑙河堤岸被枪毙，然后被丢到河里。“问题倒不是发生了这种事，”他说，“而在于有些犹太人还活着。只要他们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就会成为一心复仇的猪。”[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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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教会女执事在聊天。一个说：“箭十字党肯定在准备对隔离区做什么可怕的事情。”另一个人说：“我为这些可怜人难过，但这样也好，他们就不会有机会报复了。”[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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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有个人和我一起走。他是从洛约什米热逃来的，但是很后悔。“我信了宣传。”他说。我向他保证，他很快就能回家了。他尴尬地咕哝道：“我搞到了两亩犹太人的地。会不会允许我保留这块地？”[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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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瑙河堤岸上的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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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十字党统治者担心的是，民兵的过度暴行会让市民对犹太人产生同情。议员毛罗蒂·卡罗伊支持处决犹太人的讲话就体现了这一点：“决不能让单独个案使得市民对他们产生同情。……必须采取措施，阻止壕沟里整天传出临死的呻吟声。不能允许群众观看死亡的人群。……不能把犹太人的死亡记录在匈牙利死亡档案里。”[80]国家警察专员霍多希·帕尔的声明也是这个意思：“问题不在于犹太人被杀，而在于我们采取的方式。尸体不能弄到大街上。要让尸体消失。”[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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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个目击者的记述描绘了箭十字党民兵的典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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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往多瑙河的一条街上，我看到30到40人，全穿着白衣服。等他们走近了，我才看到这些人不论男女都只穿着衬衫、内裤、内衣，雪和碎玻璃在他们的光脚下嘎吱作响。我大吃一惊，停了下来。他们走近后，我问其中一个箭十字党的人，这些是什么人。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句玩世不恭的回答：“神圣家族。”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了好长时间，直到多瑙河堤岸上传来冲锋枪响，我才意识到这些人在走向死亡。[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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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沿着大环路走，押送犹太人。四五个箭十字党的男孩，只有十四到十六岁，押送犹太人从凯奇凯梅街走向伊丽莎白大桥。一个犹太老太太倒了下去。她显然受不了这种行军。一个男孩开始用步枪枪托打她。我当时穿着制服，走上前去：“小伙子，你自己没有妈妈吗？你怎么能这样？”“叔叔，她只不过是个犹太人而已。”他回答道。[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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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烟草街犹太会堂花园内的死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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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箭十字党人都有自己的“吉祥物犹太人”，对待他们不错。后来接受战争审判时，党徒就把这些犹太人搬出来，作为自己同情犹太人的证据。法律系大学生凯莱切尼·伊什特万是箭十字党犹太人灭绝部门的头目和负责种族鉴别的人类学部门的副部长。只要能拿到钱，他就愿意为富有的犹太人证明他们是雅利安人。[84]内政部部长沃伊瑙·加博尔的妻子成了箭十字党的民族社会组织者，尽管她自己有犹太血统。后来她的背景被发现，沃伊瑙也与她离了婚，她这才辞职。[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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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箭十字党民兵的凶残不仅让平时不关心犹太人问题的平民憎恶，也引起了德国人的厌恶。例如，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禁止他的士兵参加反犹活动。但德国政治领导人很高兴看到别人替他们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比他们还残暴。维森迈尔收到了柏林的指示，“尽其所能地”帮助箭十字党，因为“匈牙利人现在开始以最严厉的方式反对犹太人，这对我们特别有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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